这样的战士：《野草》时期的鲁迅、军阀与“文人学士们”（长篇随笔）（下）

第七章

鲁迅周围的文人与郭松龄反奉事件

1925年12月底，郭松龄率领“东北国民军”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帮助郭松龄反奉的一些文人，作鸟兽散。饶汉祥侥幸脱险，林长民中流弹而亡，对留学美国的女儿林徽因是个极大打击。乱军之中，齐世英等人步行涉险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躲避，得以保全性命。齐世英的女儿齐邦媛在八十多岁高龄创作《巨流河》，将郭松龄反奉事件作为“书眼”处理。“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齐邦媛回顾中国沧桑历史的最重要意象。如果郭松龄成功渡过巨流河，张作霖下台，鲁迅、林语堂等一批文人，会不会在1926年离开北京？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一批文人，如韦素园等人的命运轨迹会不会改写？但历史不是假设，也无从改写，北京的一些“文人学士们”对郭松龄兵败而感到痛惜，周作人就是其一。

一、周作人笔下的郭松龄

1925年11月28日、29日，因郭松龄反奉而掀起的“首都革命”，最终导致段祺瑞执政府濒临绝境，教育总长章士钊逃之夭夭。11月30日，在鲁迅陪同女师大学生们收复失地的那一天，周作人写了《失题》（1925年12月7日第56期《语丝》）一文，文中对“郭松龄滦州班师”大声叫好，因为段祺瑞、章士钊“下野之兆已见”：

今年真好运气，自段芝泉孤桐作之君之师后，在礼教方面大有动作，文章与实行同时并举，供给我们不少题目，实在是应当感激的事。在我的账簿上还有几笔最高的货色留著，满拟在车上厕上思索一番，写出几篇小文，登在《语丝》上面，以代翻印野叟曝言。岂知天心尚未悔祸，郭松龄滦州班师，辟历一声，君师之大狼狈，下野之兆已见，不禁令我拍炕桌而长吁，我这些好题目从此已矣，岂不冤哉。古人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是之谓乎。

何也？以我所有最好之题目乃关于段执政之文章及章士钊与其徒党者也。

……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礼统与身分。所谓革命政府不知还有几天的运命，但我总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这账簿上《赋得章士钊及其他》的题目也当一笔勾销了事。

我账簿上这笔“倒账”实在是可惜之至，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自认晦气，并且学蔡孑民君的话对段章及其他诸君子拱手曰，“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提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郭松龄倒奉，很快殃及段祺瑞与章士钊等人。周作人觉得与他们的纠葛，“也当一笔勾销了事”。在主张宽容的同时，也流露出几分得意。周作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得到林语堂的公开支持，他也提倡宽容“失败者”。12月8日，林语堂写作《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1925年12月14日第57期《语丝》），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唯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对日本人诋骂郭松龄“不忠，不义”的言行，周作人给予反击，表现了他维护民族独立的一种努力。1925年12月20日，周作人在《神户通信》（1925年12月28日第59期《语丝》）的附记中说：

至于冯玉祥郭松龄之流，我们虽不能担保他们一定是怎样的好人，但就近来的行动看来不能不说是有利于中国的，日本人则极口诋骂，以为是不忠，不义，是明智光秀。我不相信日本人还真迷信著三纲五常的话，倘若真是这样想，那么那些勤王倒幕的志士没有一个不是不忠不义的逆徒，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德川将军的臣民。他们实在只是借了这些混账的昏话来捣乱，鼓吹起来，好招引不长进的中国人崇拜溥仪张作霖，替他们作两重奴隶。

在1926年1月1日的《世界日报》上，周作人发表《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一文，他严厉地批判《顺天时报》的丑恶行径：“至于袒护张作霖，斥骂郭松龄，与日本报纸取同一行动，尤显出帝国主义的本色。我曾说过，日本与中国是利害相反的，中国腐败扰乱是他们的好机会，所以他们赞成中国复辟，读经尊孔，内乱，分裂，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幸灾乐祸。这些特点在《顺天时报》很是明显，凡我们觉得于中国略有好处的事件，他们一定大加嘲骂非笑，又因处处利用中国旧思想，勾结恶势力的缘故，蛊惑捣乱的力量也越大，还瞒过了许多不注意的人，不知道这是文化侵略中最阴险的一种方法。拓殖家是外国人，即使不说是敌人，我觉得不很能怪他这样做，所可怪者是中国国民，如何会生得这样昏愚，有这些人去购读日本人写给我们看的《顺天时报》。（我很惭愧说，北京的中国报也并不是没有恭维章士钊或痛骂郭松龄的。）”

周作人在1926年1月14日《京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一文，更为尖锐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谋害中国的意思一天一天的显出来，到了南满‘进步’，帮助张作霖打郭松龄，李景林守天津之后，这已是十分显明，再也隐瞒不过去了。中国人心如尚未死绝，有组织与韧性的排日运动当然与民国十五年同时兴起。这运动中自然有好些不同的办法，我所觉得最重要的是消除中国国民对于日本之信托与亲近，对于日本对华一切行动加以怀疑与反抗，因为日本是根本上不会要中国好的。”

1926年1月28日《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第51号，周作人以“岂明”发表《日本的恩惠》：

张大帅又进山海关来了。除了研究安福以及大虫系徒党以外，我想中国是不大会有人表示欢迎的。然而无论欢迎不欢迎，他总是进来了；这是事实。郭松龄倒戈，所向无敌，中外人士都以为张作霖一定倒了，乃巨流河一役，全军覆没，郭夫妇且以身殉。奉军战胜后，中外人士以为元气已伤，一时当无入关的余力，乃不到一个月，居然卷土重来，直到昌黎以西了。

在1926年3月16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一文，他提到日本出兵助张作霖攻打郭松龄之事：“对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我都例外的有明确的见解与自信，我相信日本是时时刻刻在谋害中国。这决不只是一种幻想，去年日本阻止郭军前进，出兵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借给一千万令奉军二次入关，助李景林作战并保护入鲁，现在又引奉舰入大沽，炮击国军，这些事实都是证明。”

周作人围绕郭松龄所写的文字，其政治态度非常鲜明，对郭松龄反奉是支持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周作人的这几篇文章，无一例外地都指出日本的侵略嘴脸，把日本看作中国的敌人甚至是头号敌人，呼吁中国人认清其奸诈的面目。想起周作人后来投靠日伪的经历，真让人唏嘘不已。

二、《京报副刊》支持郭松龄

1926年4月26日凌晨，《京报》总编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邵飘萍与冯玉祥关系亲密，1925年受聘为冯的西北督办公署高级顾问。邵飘萍同情声援国民军，支持郭松龄倒戈，抨击张作霖，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忌恨。郭松龄倒戈后，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出特刊“最近时局人物写真”，言辞基调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1925年12月9日，邵飘萍在《京报》第2版发表《整理地方前途之有望》，提出反对奉系军阀的理由，“吾人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此就消极方面言也。唯其如此，故虽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千万金，何莫非东省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求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休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划除整理地方障碍，此就积极方面言也”。邵飘萍还在该日《京报》第2版发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对于日本援助张作霖予以声讨：“东省日军阀之秘密援助张作霖，东北国民军予以种种不利，郭司令已正式提出质问，要求世界各国之公评。”郭松龄战败后，邵飘萍在1925年12月27日《京报》第2版发表《日本暗助奉张之成功》，痛言“日本侵略东省之成功而已”，“玩张作霖于臣仆之列”。

鲁迅学生孙伏园所编的《京报副刊》，当时是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文艺副刊，与主报相呼应，把郭松龄反奉看作顺乎民意的革命行为。

鲁迅学生荆有麟1925年12月3日在《又是开幕》（12月7日《京报副刊》）中写道：“孙传芳起来了，郭松龄倒戈了。张作霖虽未被杀，而且还想法勾结日本军和郭松龄苦斗，但全权总算扫地了。自然依他而寄生的安福派，当然也逃的逃，滚的滚，又复过其他的苍蝇生活去了。”

1925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刊载昨非的《军阀与原生动物》：“指望间不过是一年的光景，京报副刊在曹三爷下台时诞生，谁料执政府又轮到这样零落了。那位执政府的后台老板，去年的今日，声势何等雄壮！可是今年今日呢？翻阅京报副刊，其一年的生命，只是初发轫时车轮的一转，站在民众中周旋的一呼吸，真真不算什么的，前途的希望，正没有限量！因此愈令人想到我国近年来军阀的生命的短促了！”“去年这时候，直系军阀分裂，曹三爷固然做了囚徒，可是他今年眼见去年笑看他的张胡子了。”

1925年12月10日《京报副刊》刊载张竞生的《快救东省》，号召“有血性的国民”“随郭松龄军营”到“东省去”：

现在日本增兵东三省以为实力干涉内政的准备了。这件重要的事情，凡属未死的国民，应该看做全国生死的关头，不仅是郭军与张军胜败的问题，也不是东三省局部的问题。我们须记得朝鲜一亡，东三省就入了日本的势力圈。我们尤应当牢记东三省一失，黄河以北也就同归于尽了。

编辑孙伏园则在《快救东省》后“附按”：“现在奉天已否攻下，或张作霖是已经出亡或下野，日张中间的勾结总是中国人应该急切注意的事。”孙伏园分析了“奉天已得日兵援助”的消息，呼吁：“凡是中国人都站起来，从最无能力而人数最多的农工阶级一直到有权有位有钱的绅士淑女以及知识阶级，一切内争和一切的不谅解从速解除，快把祖国恢复了再说罢。恢复祖国就从救回东三省事件做起。”

1925年12月13日《京报副刊》刊载有麟的《改革国民性与救国》，首先引用了张竞生的话“现在日本增兵东三省以为实力干涉内政的准备了”，呼吁“救国”要与“改革国民性”相结合，“国民性不改革，无论什么事也作不出来的，不要说对付一个强邻的日本”。

1925年12月13日《京报副刊》刊载署名“文德”的《“快救东省”呼声中的东省旅京人们该怎样？》：“昨天（十日）张竞生博士在京副上发表一篇很沉痛，很激昂，大声疾呼的快救东省论，使我们在死睡里忽然想到大难之临头，不能不收拾起坐山观虎斗的心肠，自作一番打算。”这篇文章提出了“快救东省”的十条建议。

1925年12月15日《京报副刊》刊载署名“孤愤”的《吾东三省》，是因读了张竞生的《快救东省》和孙伏园的附论而写，控诉“吾东三省，自张作霖盘踞以来，淫威所到，倒行逆施，民间敢怒而不敢言”，“吾料郭松龄将军决不至如张氏之昏谬。吾等亦应抬起头来，勿再雌伏，监督跟随郭松龄将军之后，誓死救省”。

三、《国民新报副刊》痛惜郭松龄兵败

写作《这样的战士》之际，鲁迅担任《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编辑，与《国民新报副刊》（甲刊）主编陈启修关系较密。陈启修是《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1922年12月，陈启修到欧洲考察，第二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俄，陈启修成了列宁的崇拜者。1924年当选为中共第四期旅莫支部审查委员会委员。回国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参与领导了“首都革命”等，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教务长。

1925年12月25日《国民新报副刊》甲刊第21号刊载主编陈启修的《要救东三省，快做废除铁路行政地带运动！》，主张废除日本控制的“铁路行政地带”，因为日本“拒绝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在铁路行政地带附近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