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树结儒果（随笔）

一

若是蹲下来，用手机将黉门池的盛荷取一半的景，把上边留给岳麓书院南侧那半堵明黄的粉墙，这照片怎么看，都带着浓郁的佛文化氛围。

岳麓书院正面围墙是灰青色的，有一种儒家的清冷与肃穆，一看就是做学问的地方。但如果从桐荫别径上爱晚亭，你就会发现书院南侧的围墙和楼宇则以明黄和橙红为主，这些建筑是岳麓书院用来祭祀的文庙，却跟半山腰的麓山寺格调极为相似。也不知究竟是佛寺沿袭了文庙风格，还是文庙改成了佛寺色调？如果把里面的雕像对换过来，佛寺与文庙就可以马上逆转身份。

而在这个山麓，佛家与儒家其实还有更深的关联。现在，就让我引领大家进入一段历史纵深……

如果不翻史料，绝大多数游客不会知道，岳麓书院竟发端于麓山寺的两个和尚。我也不知道，所以最开始听说这个典故，身子忍不住颤了一下，跟着满脑子都是疑问……

书院属儒教，和尚属佛教，历史上多数时候，佛儒两教竞争不休，握手言和、相亲相敬的时候也有，但就像漫长婚姻的蜜月期，很珍稀，也很短暂。而无论怎么融洽，佛门高僧出资建屋购书，培养儒学弟子，那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此事千真万确。南宋欧阳守道在《赠了敬序》中有过记录。据他回忆，岳麓书院曾有一块石碑，记录书院创办始由。南楚时期，麓山寺智璇等两位高僧，“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

欧阳守道是儒学大家，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江西白鹿洞书院山长，教学二十余年，桃李满天下，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状元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留下如此激昂诗句的铁汉，曾对恩师不吝溢美之词：“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自洁”。

师徒俩一生贫寒，清廉自守。两人还曾有过一段辛酸往事，让闻者落泪。老师的兄长早逝，两个侄儿由老师养大。侄儿婚娶无资，老师愁眉不展，起了千百个念，才向弟子开口借钱。无奈弟子也穷，只好将皇上赐给他的金碗拿出来，这是他家唯一值钱的什物。

这样高洁的人物，又岂会胡编乱造，撒这种大谎？

那么，那块已毁于战火的石碑，其刻录的内容会是假的吗？当然也不会。建院伊始，树碑立传，把书院的来由说清楚，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惯例。总不可能一本正经地无中生有吧？

即便无中生有，儒家书院也不会给佛家寺庙贴金，反过来撇清书院与寺庙的关系，抹除和尚建院之初的功绩，倒是有可能。毕竟两教磕绊已久，又何况是相邻互争关系？山林呀，业田呀，时不时都要争一争的。

后来的学者，一般会把这段话当作佛儒友好合流的明证，这么看，也没有错。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未免就有些“暴殄天物”了。这段话虽短，但信息量大得吓人。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不妨将这段话翻译一下：

唐朝末年，五代期间，湖南偏远僻塞，人性暴烈，道德衰败，习俗蛮陋。麓山寺智璇等两位和尚，特别希望儒学能兴行起来，于是从寺产中拿出一块地，建房造屋，培养儒学之士，以期儒学之光，能刺破恶习陋俗，普照湖湘大地。

其中所有的开支用度，都是寺庙和尚化缘来的。建屋之初，特别缺乏经书典籍，智璇他们又派弟子跋山涉水，躲过兵匪，远去汴京购书。

从此，贫寒的儒生住着明窗净几的房屋，读着墨香浮动的经书，日子过得几多舒爽。再之后，佛门营造的这块读书版图，按职责划分，纳入了儒家的教学体系。岳麓书院从此开始，不断拓宽扩大，就有了如今的模样。

二

现在，若干问题来了。

从孔子到五代，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就算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算起，推行仁爱道德的儒教也有一千年了；官学从西汉末年开始，就在各州府县衙设立，并备有专职官员负责教化；唐代贬谪或过境湖湘的名臣大儒不知凡几，湖南本地出产的状元、进士、文人及儒家大小官员，也数不胜数，可为什么直至五代，长沙附近仍让智璇和尚感觉“风化陵夷，习俗暴恶”呢？

唐末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社会秩序崩坍、道德礼仪沦丧，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儒教千百年来的症结所导致的。为什么这么说？请听我详析。

简而言之，儒教治国，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三者其实修的都是意念。儒者用意念控制精神，以求超凡拔俗，大爱无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千古圣贤。

可要成为圣贤，何其难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孔子生前，都没人当他是圣贤，又何况后来者？几乎所有的儒家圣贤，都是死后追封的。这样一来，儒门弟子就有了心理暗示，生前只能朝着那个“圣贤梦”无限接近，看死后能不能追封，陪祀孔庙。所谓“但行前路，不问归途”。

普天之大，试问活成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儒家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还是科考，以及之后的仕途前程、高官厚禄。王朝无数官员已经证明，多数儒门弟子只是将儒学当作封官进爵的敲门砖，很少有人苦心孤诣地去立功、立言、立德，以期死后彰名，让漫长岁月里的人们，都来敬仰揖拜。

品性似玉、气节如虹、清廉若雪的儒生，与追求禄利、随流合俗、家财万贯的儒生相比，只会占一个极少的比例。儒学教义与儒门现实严重割裂，儒家规章与儒士行为多半脱钩。鲁迅所说的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男盗女娼，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儒教的基本盘，就是大小儒生。他们看起来统治了整个国家，并且门生遍及赤县神州，可其实相较庞大的总人口来说，他们只是一小撮人罢了，跟暗夜里的流萤都无法相比。何况因存私心，大多数儒生发不出萤照黑暗的微光。

士农工商，儒家社会等级森然。哪怕只是一个秀才，也拥有白眼看黔首的权利。黔首们受儒生统管，遵从乡规族法活着即可，没有能力成为儒门弟子，也不需要他们成为儒门弟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视天下大同为己任，黔首们到时享受太平盛世便可，根本没指望他们深度参与，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最多是贡献一份不需脑子的蛮力而已。

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中描写的大同社会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细细辨来，这里面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解决了道德问题，但对精神问题却少有涉及。对儒生们来说，万千黔首只要听话服管就可以了，如何让他们精神饱满、心地光明、意念通达、乐观自信，则没有更多考虑。儒学的重点放在了“忠君爱国”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协助君王治理国家，统管黎庶。

儒学下的乡规族法，严苛、呆板、冰冷，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挨板子、赐白绫、浸猪笼，不在话下。至于是否合乎复杂人性，是否顺乎多样人情，则不在考虑之列。要考虑，也只在儒门内部考虑。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黔首们算儒教徒吗？不算，只能算儒教奴仆，他们只能按照儒学所制订的社会规则，克己守礼，却没有儒门晋升的空间。家贫无资，弟子求学无门，不说成为圣贤，就是参与童试的机会都没有。读书人家最差也得有薄田数十亩，要不然根本供不起从童试到殿试一路攀登的费用。儒门弟子多是达官贵人之后，最不济也是乡绅地主儿孙。

几乎所有的官学，都沦为了科举的附庸。教化黎元，基本上是一句空话。黔首们也不太相信官员们那套圣贤话术。他们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在儒门的利益圈内，靠儒学翻身，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多。

只要社会稍有动荡，黔首们内心平庸的恶，就会全面爆发。儒学那套礼仪，仿佛从没存在过。正因为这样，智璇们弘法乡野，化缘陋巷，就有些艰难了。

你跟他苦口婆心，他跟你吵吵嚷嚷，嗓门大得吓人；你跟他拈花含笑，他跟你拳脚相向，脖子粗得骇人。面对各种刁难，智璇们束手无策，头疼不已。这才“思见儒者之道”，想用儒学之火，把那些油盐不进的花岗岩脑袋，先烧成石灰脑，这样才有“吸水性”。

三

于是，新问题又来了。

智璇们为何要借石他山，求法别家呢？

佛教因为更符合世道人心，比儒教的传播力度要强劲得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开始一统天下，两百年后，佛教才在中土传播，可没过多久，就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上至帝王，下至匹夫，都被它“俘获”了。

如果说，儒学一直是星星点灯，孤零地散落在四海九州，佛学则是野火燎原，一烧就是一大片，几乎不放过任何人。有教无类，用在佛学身上，更恰如其分。甚至可以把儒教徒、道教徒都吸引过来。到了唐宋，脚踏儒佛两船的朝官，比比皆是。入世则儒，出世则佛。酒酣肝胆、意气风发时是儒，沦落江湖、心情抑郁时是佛。这一点都不矛盾。只有韩愈那样的直肠子，才一条道走到黑。

佛教传入中土，信徒很快就呈几何倍数暴增，原因还是它的教义具有穿透人心的魔力。

佛教认为，今生你只要保持一颗善良之心，默默承受世间的风刀霜剑，不嗔不痴，不怨不憎，来世就会得到福报。表现最好的，可入天道；次者可轮回到人道或阿修罗道；作恶多端的，下辈子才会坠入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

自有了禅宗，万物皆可成佛，死后飞往西天极乐，做如来佛祖的座下弟子，享受后世香火供奉。不管你是劫匪也好，杀人犯也罢，只要幡然醒悟，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像《射雕英雄传》中的裘千仞，杀人无数，临死一刻，忏悔开悟，得明真谛。

至于识不识字，是不是文盲，则完全不在话下，既然万物皆可成佛，佛又岂会拒绝文盲？黔首们这回乐呵了，做不了儒家圣贤，修不成道家神仙，就都入佛门好了。这一下，人间众生，尽入彀中。

如果你认为佛教的成功之处，只因修佛门槛低，且因果只应在虚无缥缈的来世，不需要今生给出准信，那你就错了。

这只是佛教成功的一方面。佛教迅速席卷中土的核心原因，是它解决了经济问题。

如果说教义是上层建筑的话，那么一个宗教的兴盛就必须有经济基础才行。儒教依靠王权解决了经济问题，却也使得儒教无法完全独立存在，只能依附帝国。即便这样，儒教的经济状态也一直处在捉襟见肘的局面，因为帝国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税收一直入不敷出。佛教推出的“有求必应”“以钱财消孽报”这一招，就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

儒道两教的成圣修仙，对意志力的要求自然很高。可佛教所要求的一辈子做一个无欲无求的善人，这种自拘式“躺平”，其实也相当不容易。现在好了，我的祈盼，只要上香花钱，就可实现；我的罪孽，只要使财捐功，就能消除。那么今世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只要临死前向寺庙多捐钱财，并且诚心忏悔，来世又可逍遥自在。

捐钱财，相当于意愿投资，大回报应在来世，小回报应在今生。所求之事成了，是钱财起了作用。所求之事败了，说明佛法公平，不仅看钱财，还看天道。平时积善太少，临时抱佛脚，失败也只能自认倒霉，绝不敢打假佛门的“有求必应”。

帝王赐地盘、赐福田、赐金银、赐政策、赐官秩、赐俸禄，以求来世仍做帝王。达官贵人捐田地、捐钱财，拜师称徒，以求来世仍能高官厚禄。商贾地主捐田地、捐钱财、修寺造庙，以求来世仍能荣华富贵。平头百姓捐田地、献自己，为佃奴，以求今世受佛庇佑，不纳田税，来世一生平安，少灾少难。

那么，佛要干什么呢？佛只要许给他们一个承诺就可以了。

佛教构建的经济基础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却直指人心，相当有效。解决了经济问题的佛教，儒道两家完全被它盖住了风头。特别是道家，既没有治国章规，也没有经济妙招，存续更是艰难。有一副对联，虽是自矜，却突现了道家的尴尬与清冷：“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