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事件（短篇小说）

推荐语：王威廉（中山大学）

“未知事件”作为小说的题目，似乎是想先声夺人地告诉读者，这是一篇有着浓郁悬疑色彩的作品。但通篇读下来就会发现，因事件而起的悬念一直保留到了最后，杨中聪明地没有将小说的重心放在对事件本身的叙写，而是通过这样一个“钩子”，在讲述者的追忆中钩沉，徐徐展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以及时代变迁中那一代人的青春往事。

小说运用了多人物视角交替叙述的叙事技巧，以接受调查采访而追忆往事的形式，看似在逐渐逼近、还原“事件”真相，实际上却是在还原“时间”。所谓的未知事件只是个引子，杨中借鉴了悬疑的元素和技巧，却并没有被“类型化”所迷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没有落入因沉迷“叙事圈套”导致文本多少有些故弄玄虚的窠臼，而是在看似受到“先锋”影响的叙事策略中，凝练踏实地书写着贴紧人物本身的故事和语言，完成了他回望九十年代的叙事野心。

C县挥之不去的潮湿气息犹如真实的幽灵，浮现在字里行间，那是杨中捕捉到的九十年代的气息。他对那个时代扎实有力的细节描写，让小说在赵富才、黄文越和葛斌这三位主要叙事者并不见得可靠的讲述里拥有了可信的质地。这首“时代追忆曲”奏至末尾，瓦格纳医生的讲述，既是来自时代“外来者”的变奏，也是当事人对“事件”强有力的收束。小说最终停留在无时无刻不带着忧愁的脸上，而这忧愁实际上是时代的忧愁、青春的忧愁。“未知事件”不仅是指外在的犯罪事件，它还指向时代变迁、青春逝去带给人的那些未知、隐秘的心理变化。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人的处境，在变动不居中仍在走向未知。

赵富才

我能确定是1998年的事情。前一天我们还去了葛斌的理发店，在等待他剪一个乡下男人的头发时，从理发店摆放的电视里，我们听到了王菲与那英对唱的《相约九八》。我当然记得葛斌，记得黄文越，也记得他。我们三个加上他，都是“春天”棋牌室的牌友，那家店如果还在，应该是东环路靠近金星村的一侧，我记得就在客运站对面，很深的一条巷道，往里走走就到了。后来，整个金星村都被县城吞并了，那时我已经离开C县，去过深圳，去过上海，最后定居在这座海边城市。能见到你我很激动。通常，时间让我的回忆难以为继，而现在我不得不直视你，你身上带有C县那种挥之不去的潮湿气息，就是这种感觉，让我的思维陷入了停滞。只有在这样的时刻，那座存在于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县城，才会逐渐褪去它灰暗的色调，从迷雾中一点点浮现出来。看清它的样子使我欣慰。

我初中毕业就当了流氓。葛斌和黄文越是一个团伙的，叫“宇宙帮”，帮派成员不多，骨干不过五六个，主要业务是收小学生保护费，帮舞厅镇场子。有时候也同别的帮派打架，但是很少发生流血事件。我当流氓的第一天就跟他们交了朋友。那是1993年，县城正在扩建，面积不会超过上海一个居民小区。那年夏天，各种坏事接踵而至。第一件是地震。据新闻报道，C县北边的几个县都被摧毁了，我们的县城虽然安然无恙，但人人都感到惊恐。尤其是夜间，夜里没人敢入睡。我们都记得地震来临时大地剧烈震颤的感觉，据说财神巷有个老五保户，本来心脏不好，地震时受到惊吓，猝死在了钟鼓楼大街上。地震发生后，一连几天，C县居民都搬出砖楼，住在了各自搭建的木棚里。

第二件坏事是随着德国人瓦格纳的到来而发生的。就在C县人相信地震已然过去，中断的生活又将如流水般向前奔涌时，瓦格纳骑着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出现在古城墙外，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环绕县城骑了一圈，最后在我们一群好事者的簇拥下抵达白求恩外科医院。如今我对C县的记忆已经很不可靠了，但对那座修建在湖边的医院却依然印象深刻：它粉红的外墙犹如一座秘密宫殿，许多年轻漂亮的护士喜欢在湖边晾晒被褥，那股消毒水的气味一直飘过湖面萦绕在县城上空。瓦格纳无疑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如果说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在1938年来到中国是为了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与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德国人瓦格纳在1993年来到C县则是为了践行他那崇高得不现实的理想——他在一部意大利人拍摄的纪录片中得知中国西部正面临着医疗资源匮乏的现状，譬如说，许多工人由于救治延误而在事故中失去了手指甚至手臂。目睹他们的惨状，瓦格纳心神难安。瓦格纳在C县白求恩外科医院开设了骨科诊室，坐诊第一天，从外地赶来的患者就挤满了C县的客运站。他们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走，来时愁容满面，去时感激涕零。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我的父亲，他的骨科诊所在瓦格纳到来以后，生意一落千丈。

1993年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正如笼罩着县城的地震阴影，瓦格纳的高超医术使我父亲彻底失了业，他关掉诊所，闭门研究中医古籍，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外科上赢过德国人，就转行从事中医，在内科上获得胜利。父亲每天在家煮药，苦涩的气味熏得人难受，我就是从那时起夜不归宿的。黄文越、葛斌，还有他，我们都是一样的夜场常客，有时在“新世纪”舞厅玩到凌晨，我们就翻墙溜进县财政所。黄文越父亲是财政所所长，他在这所恢宏气派的单位里秘密建造了一间会议室，里面宽敞的沙发足够让我们度过疲惫的一晚。在初中毕业以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对未来缺乏想象，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流氓，还是梳大背头、穿喇叭裤的潮流青年。我们既没考上高中，也没考上中专，当别人进入新的学校时，我们只能在舞厅一遍遍地跳着霹雳舞，听着那些原本动人的摇滚旋律逐渐变得陌生、恶心，我们像中了毒一样经受着那些岁月。

黄文越

赵富才的话十句有九句是假的，这是我与他相处多年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我们过夜的不是什么财政所会议室，而是城郊公路边那些供嫖客与妓女交易的小旅馆，旅馆老板知道我是所长的儿子，跟他们砍砍价，开一间过夜的房花不了多少钱。通常是葛斌与赵富才睡一张床，我和他睡另一张床。他的后背伤痕累累，每当我在半夜醒来，看见他赤裸的脊背上那些狰狞的疤痕（其形状类似刀刃划过皮肤），一种冲动总会驱使我去弄明白这些伤痕的来历，但是我内心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人。在我们这群流氓中，他无疑是最暴戾的家伙。有一件事可以佐证，那是1994年，“新世纪”舞厅遭遇了麻烦：一伙来自外地的流氓调戏了女服务员张红丽。在与外地人的斗殴中，我们几个年轻的打手在事前曾放下豪言壮语，临阵时却纷纷可耻地退缩了。只有他，他在战斗中把一根钢管敲到弯曲，换来的结果是外地人的领头跪地求饶。当然，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当我们把他背到白求恩外科医院时，连见多识广的瓦格纳大夫也被这惨烈的搏斗所震惊了。

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年月，我们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县城街头。

后来我父亲托税务局的朋友给我谋到一份差事，性质类似于密探，工作地点在城南牲畜交易市场。那年我十八岁，一个人叼着烟站在马路边，看着运送生猪和牛羊的卡车犹如候鸟般汇聚到市场。C县人普遍有偷奸耍滑的习惯，这点在交易牲畜与纳税时尤其常见，因此税务局需要我这样不起眼的密探埋伏在市场，窃听个体商户们每一宗交易的数额。年龄与短跑速度是我逮住漏税者的两大法宝，前者使我很容易混入交易市场，后者又使那些企图教训我的商人无可奈何。

当然，做密探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生长出浓密的胡须，嗓音由稚嫩变得粗犷，最重要的是，那些狡猾的商人已经牢牢记住了我的模样。我又当上了流氓，在父亲混迹于酒桌的夜晚，“春天”棋牌室代替小旅馆，成为我们聚会与过夜的新场所。赵富才、葛斌，还有他，我们都是听着麻将碰撞的声音度过那些夜晚的。“春天”棋牌室无疑是个好地方，对C县习惯于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来说，再没有哪里像“春天”这样温暖了。我们每天都在固定的一张麻将桌上打牌，通常是葛斌坐东，赵富才坐南，我坐西，他坐北。当然也赌钱，不过，赌得不多。

在彻夜未眠的日子里，谈论“新世纪”舞厅的女人让我们兴奋难耐。赵富才刚过十八岁，就与张红丽搞到了一起，我估计她的年纪不比赵富才大多少。张红丽经常偷客人的东西，赵富才每晚出现在“春天”时，耳根总会夹着一支高档香烟，有时是大重九，有时是紫云。我们沾赵富才的光，当C县大多数年轻人抽着廉价的红塔山时，拥有一支金色滤嘴的大重九准会给你带来优越感。譬如说，当“春天”的其他客人试图抢占我们那固定的牌桌时，在亮出腰间的小刀之前，我们通常会轻蔑地掐掉烟头，一缕烟消亡在肮脏的地板，烟草燃烧后的残骸就像注射用的毒品针筒。尽管我们对毒品的了解仅限于香港电影，这依旧给我们带来信心。

说到女人，1994年还有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当张红丽抛弃赵富才，转而投向一个混迹城郊的皮条客（我对他的印象是，此人台球技艺十分高超）时，赵富才在我们的怂恿下，向那个皮条客发出了挑战。这场决斗的地点选在了城郊屠宰场附近，与公路相隔不远的一块荒地上。据说那里埋葬着过去死于暴力的C县人。当然，决斗并未如期举行。那天，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我们目睹了押送死囚的一辆卡车，十余名犯人被缚着双手，像猪仔似的挤在一块。他们的胸前都挂着木牌，根据那些猩红的毛笔字，我们知道有人犯了强奸罪，有人犯了抢劫罪。这是1994年C县的一次“严打”，共计处决十三名犯人。当囚车慢悠悠驶向靶场时，我们在路边预见了自己悲惨的未来。远处屠宰场浓烈的血腥味和路边热烘烘的猪粪让我们呕吐不止。

对于赵富才的临阵脱逃，葛斌有一句精辟的调侃：兄弟如粪土，女人如流水。

葛斌

古惑仔。这是我对那些年的概括。我们既不懂什么叫暴力，更不懂社会为何意，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臭掉的一腔热血，还有被时代抛弃的一张张衰老面孔。如果说在十七岁和十八岁时，我们尚能依靠伪装起来的凶狠在县城赢得一点尊重，到了十九岁、二十岁，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双随时会被镣铐锁住的手。事实上，“宇宙帮”的覆灭与它成立时一样荒唐：两位民警在下夜班的路上，顺手将帮派成员悉数逮捕。在得知眼前这些青年（此刻他们畏惧地蜷缩在墙角，止不住地颤抖）属于一个据称威震C县的帮派时，其中一位警察笑得打翻了饭盒。我记得他在给我们父母打电话，要他们到派出所接人时，依然笑个不停。

第一个赶到派出所的是我父亲，他刚跨进门就差点跪了下来。他身上还穿着肥皂厂配发的深蓝色工装，从车间带出的碱味被风一吹，荡漾在派出所小院里。如果不是接到警察的电话，他会在肥皂厂一直干到天亮，然后顺手揣一块肥皂回家。他永远带着那些黄澄澄的肥皂，好像它们是什么值钱的金砖，而我的任务就是把金砖推销出去。当一股介于化肥和消毒液之间的气味飘进派出所时，我仿佛看见他悲哀的面孔在黑暗中慢慢浮现，那面孔膨胀、延展开来，最后填充满一扇小小的窗户。就是这囚窗似的窗户让我们恐惧了一整个夜晚。

我本以为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得到自由，事实证明我们这些流氓的恶行在警察眼中如同小孩打闹一样可笑。在接连否定三条询问（我还记得它们分别是，你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放火？有没有抢劫？）后，负责笔录的警察挥挥手，像驱赶苍蝇一样把我撵了出去。我的父亲，他就站在派出所小院不规则的阴影中。我们并排朝家的方向行走，那时天还未亮，建设路两边的樱花都开了。

从那天开始，父亲用很微妙的目光审视我。每次从他面前走过，那感觉就好像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犯人，于是我知道这个家已经不再允许游手好闲的人生活了。我的母亲忧心忡忡地向熟人打听到几份适合年轻人的工作，分别是修车、理发，还有裁缝。1995年冬天，在经历一段并不成功的汽修学徒生涯后，我改换门庭，跟随C县一位著名的理发师学习手艺。在剃刀划过石膏头颅的瞬间，我会想到香港黑帮片中古惑仔挥舞尖刀的画面，那曾是我们笨拙模仿的对象。

但是黄文越、赵富才，还有他，我们依然出没于“春天”。

“春天”棋牌室在1995年迎来一次革新。老板敏锐地嗅到时代气息，在原有的几张麻将桌之外，又添置了两台游戏机。我们夜不归宿的时候变多了，那张缺少光照的麻将桌上摆满了酒瓶与钞票，在游戏机叮叮当当的硬币碰撞声中，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又很快溜走了，只剩下嬗递得有些错乱的季节。我们都已经长成了大人，开始为过去荒唐的流氓生涯感到后悔。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担负着传承家族血脉的任务，事情起始于黄文越的一次乡村之行。那时，他重造旧业，又干起了密探的活儿。不过，这次他有了编制，当他穿上征税员制服，坐上气派的进口吉普车飞驰在盘山公路时，从车窗外望去，县城的灯火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四周蔓延。村落进化为集镇，集镇进化为县城，用不了多久，县城亦将进化为城市。这就是尚未到来的新世纪的图景。

黄文越在远离县城的一处偏僻村庄，目睹了一个拥有两个妻子的男人。从他近乎谵妄的描述中，我们推测那两名操外地口音的女人拥有十分不幸的过往。不过，这件事给我们的启迪是，即便在那样落后的村庄，拥有梦想中的女人依旧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