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守夜人探索发现（随笔）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黄遵宪《杂感》

一、沉沦

1897年，甲午海战后，中国危亡。

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东南，英国占领香港，辐射江南各省；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日本与沙皇治下的俄国虎视眈眈；西南，法国欲乘虚而入；至于还未侵占中国的美国，也提出了“门户开放”宣言，借此染指中国资源。

国难当头，谭嗣同做《有感一章》曰：“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广东报人谢缵泰于1898年夏创作了政治漫画《东亚时局形势图》，他以黑熊、老鹰、虎豹等野兽入侵中国地图的图画，来表现祖国危亡的局面，从而警醒昏睡的国人。

黄遵宪此时人在南方。被广东同胞的义勇之举感召，他决定将《东亚时局形势图》悬挂家中，并在上面题诗：“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时局图的东西两侧另有八个大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同一年，他创作了《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24首诗歌，研究者发现，这些诗歌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六句战斗口号：“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梁启超对此惊叹道：“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甲午海战后，黄遵宪感受着锥心刺骨的国难之痛。他的救亡图存之心可见于昔日写给友人的书信：“自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行，种族之存亡，关系益大。凡亚细亚洲古所称声明文物之邦，均为他族所逼处……凡我客人，诚念我祖若宗，悉出于神明之胄，当益骛其远者大者，以恢我先绪，以保我邦族，此则愿与吾党共勉之者也。”

1895年，他创作长诗《台湾行》，记录日本吞并台湾的历史。时年春天，湖广总督（驻武昌）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驻江宁（今南京），在张之洞的奏请下，黄遵宪卸任新加坡总领事，赶赴江宁洋务局任职，办理五省教案。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6月，日本入侵台湾，台湾民众自发组织的反抗运动失败，黄遵宪听闻此事后，怀着悲愤之情写下长诗《台湾行》，诗歌道：“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

黄遵宪被誉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力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解之境”，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传统，他用诗歌写史，用文学留下一份对于历史的见证，《台湾行》正是黄遵宪“诗史”主张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既出现了“总统”“巨舰”等新事物，也不乏中国古代文化的典故。比如诗中说的“三户”，语出《史记·项羽本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语出《庄子·至乐》：“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譊譊为乎？”诗中“譊譊”一词，指的是喧嚷，争辩。

面对故国沉沦的景象，黄遵宪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昏睡。祖国就像是一条昏昏欲睡的巨龙，大部分权贵还做着天朝上国的幻梦，在一首看起来是咏物诗的作品《双双燕》里，黄遵宪借“罗浮”暗喻中国道：

“罗浮睡了，试召鹤呼龙，凭谁唤醒？尘封丹灶，剩有星残月冷。欲问移家仙井，何处觅、风鬟雾鬓？只应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

荒径。蓬蒿半隐。幸空谷无人，栖身应稳。危楼倚遍，看到云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镜，忽露出、飞来旧影。又愁风雨合离，化作他人仙境。”

他的愤怒不是没有原因的。即便遭遇了甲午海战，大部分国人对日本依旧不了解。史学大家吕思勉曾记载：“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我家里算是有书的，便翻些出来看。还有亲戚朋友来借看。我还记得：翻出来的三种书，一种是《海防论》，一种是《海国图志》，一种是《瀛环志略》。那自然《瀛环志略》是最新的了，然而在《瀛环志略》中，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在传说中，德意志很强，而在《瀛环志略》中看，荷兰国虽小，也颇强盛的，那自然是他并吞他国后改名的了。那时候，还有人说：日本的国土比朝鲜小。因为那时候，有一种箑扇上画着中国地图，也连带画着朝鲜、日本。画到日本时，大约因为扇面有限，就把它缩小了。”

吕思勉年少时住在江苏江浦县，距离南京不远。江苏地区已经是全国教育普及程度最高、读书人最为云集之地，但江苏的百姓对日本依旧不了解，甚至很多人连日本的具体地理位置都不知道，一叶知秋，可知当时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

二、《日本国志》

1895年，中日双方代表签署《马关条约》的同一年，有一本著作在中国引发了山呼海啸的讨论。关心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都被这本书吸引，他们担忧国家命运，渴望寻找一条救国之路，这本书也被视为戊戌变法的先声，它就是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参考资料。

《日本国志》共有四十卷，分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除《国统志》《职官志》《邻交志》《学术志》略述日本古代外，其余八志主要记载明治维新史。

这本书的创作动机始于1871年中日缔结《中日修好条规》，1877年到1882年，黄遵宪受命出任第一任驻日参赞，他亲眼目睹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进程，并且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这一次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的革新！

它不仅体现在军事技艺的升级，更深入地说，日本正在积极地展开“脱亚入欧”进程，它渴望让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西化国家，而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方羔羊。一千多年前，弱小的日本曾以盛唐为师，借鉴盛唐的政治制度和典章文化；到了19世纪末，日本则坚定地向欧美靠拢，把邻近的中国、俄国作为崛起道路上的假想敌。

早在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就已经在担忧日本的崛起。他在诗歌《流求歌》中写道：

迎恩亭下蕉阴覆，相逢野老吞声哭。

旌麾莫睹汉官仪，簪缨未改秦衣服。

东川西川吊杜鹃，稠父宋父泣鸲鹆。

兴灭曾无翼九宗，赐姓空存殷七族。

几人脱险作逋逃，几次流离呼伯叔？

北辰太远天不闻，东海虽枯国难复。

毡裘大长来调处，空言无施究何补？

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

这是黄遵宪具有代表性的一首长篇咏史诗，收录于《人境庐诗草》第三卷。标题中的“流求”即“琉球”，它本是东海的一个群岛国家，世代接受中国政权的册封，在明清时期属于中国的朝贡国。迫于日本的武力威胁，17世纪开始，琉球表面上隶属于清朝的朝贡册封体系，实际上被日本萨摩藩控制。1868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加速了对琉球的吞并。1879年，日本正式宣布完成“琉球处分”，将琉球国废为冲绳县，划入日本版图。黄遵宪接触了一些亡国的琉球遗民，所以有感而发，写作这首长诗。

琉球之事让黄遵宪意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他撰写日本国情文件，交给时任驻日大臣何如璋，再有后者转呈，递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他在文件中警告：“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但这些文件都如泥牛入海，渺无音讯。

在日期间，黄遵宪详细观察了日本的政治框架、社会生态，尤其是日本在法律上的进步，他意识到，日本正在脱离中华法系，走向以欧洲大陆法系为模式的近代日本法律体系，日本法律的西方化，背后是其政治精英治理思路的蜕变。

日本的崛起，表面在于船舰利炮，实际在于政治革新和法律更新。

为了完成《日本国志》，黄遵宪“采书至二百余种，费日力至八九年，为类十二，为卷四十”，写下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早在1887年，他就写成了《日本国志》，但这本书于1895年才在中国内地刊行。等它在中国刊行时，甲午海战已经结束，《马关条约》也已经签订，设想，如果清朝的统治阶层早点读到这本书，他们或许会在与日本交战时更加慎重。遗憾的是，慈禧太后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

只可惜，朝廷并不想做出彻底的改革，他们知道，不改，中华大地将会沉沦，改，清朝廷终将覆灭。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小打小闹式改革，再拉出几个替罪羊平民愤。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就是当时替清帝和太后揽责的替罪羊。人人皆知，李鸿章有过，但主要过错不在他，国家走到这个地步，不是哪个文官、哪个洋务派的主要问题，而是这个朝廷已经烂到骨子里。

人人皆知，人人不敢言，就只能把气撒在李鸿章身上。

国中舆论汹汹，帝党清流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把他作为甲午战败祸首。而跃跃欲试的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聚集十八省数千举人联名响应，深得光绪皇帝和改革派士人的欣赏。李鸿章则犹如衰朽残年的失势者，虽然他也劝皇帝“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甚幸”，但马关耻辱历历在目，光绪皇帝有了心结，等到李鸿章回北京后，皇帝当面质问他：“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中国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维新派与他隔阂，大臣荣禄说他是小人误国，就连以前倚仗他的慈禧太后，这会儿也不说话了。想当年，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甲午后，他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也丢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位，人世骤变，晚景苍凉，李鸿章不禁感慨：“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不过，对于李鸿章也不必过于同情。他是相对开明的封建官僚，是整个下沉的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但也仅此而已。他的思维仍有很深的旧式官僚的一套，他对于平民保持着一种残酷、冷漠的态度，这是如今回顾他所不能忽略的。

俄国外交官维特撰写的《维特伯爵回忆录》就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回他和李鸿章对话，正值沙皇加冕礼的游园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两千余人伤亡。李鸿章问维特，此事要告诉沙皇吗？维特说，当然要禀告。李鸿章摇头道：“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鼠疫，死了好几万人，可我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一直说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得很。”说罢，李鸿章顿了顿，接着问维特：“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帝我们那里死了人，让他添堵呢？如果我是贵国皇帝的官员，当然也不会让他知道这一切，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呢？”

三、襄助美国华工

1882年，黄遵宪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的总领事，1885年，他从美国请假回国，重新编写《日本国志》。在他抵达美国这一年，恰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时间。

排华浪潮是美国移民史重要的一页。马克·吐温写过一篇《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讲的就是华人劳工的美国梦幻灭故事。早在19世纪初，就有华人来到美国，担任马戏团里的小丑或矿场里的工人。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掀起一股辐射世界的淘金热，正值鸦片战争国门打开，华工涌入美国，成为资方眼中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从矿场到铁路，从纽约到旧金山，“多快好省”的华工，一度是美国资本家眼中的香饽饽。1868年7月，为了吸引更多的华人劳动力，美国还曾经签订《蒲安臣条约》，保障本国在中国招募华工的合法化。该条约规定：“中美两国政府允许对方的人民在本国境内自由居住，对移民“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美国重视商业。因为重商，他们尊重市场，因为重商，他们尤其讲究利益。1868年美国推行《蒲安臣条约》，主要原因是华工有利可图，美国建设横跨美洲的铁路，需要大量便宜劳工的付出。到了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看似与它作为移民大国的属性相悖，其实从政客的选票来说，从实际的政治利益来说，就可以理解。因为在19世纪，华人是美国社会极为边缘的群体，他们无法给政客带来多少选票，更谈不上政治献金和利益输送，政客们的最大票仓仍是白人。

讽刺的是，这些被美国政府和种族主义者排挤的华人，却又是帮助美国建设横跨美洲铁路的主力军。据统计，“1865—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所雇的近万名筑路工人中，华工十居其九”。上万名华工来到筑路工地，承担了美洲铁路工程总量的90%，华人在这里付出生命的代价，忍受着贫困与歧视，直到1869年5月10日，当铁路在普罗蒙托里接轨，四名华工扛来用加利福尼亚月桂树制成的最后一根枕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克罗克激动地说：“我们建造的这条铁路能及早完成，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的，被称为中国人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