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鞋（短篇小说）

推荐语：贾梦玮（南京师范大学）

《暴走鞋》是一篇能够引导读者抵达意外之地的小说。张瑞洪看似在写“家务事”，但小说的重心却十分明显，他试图在成长的某段横截面上，书写一个自卑者以及他所处的弱势群体的日常与反常。

如果注意到作者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情绪，那么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我”既是一位敏感的未成年，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旁观者。试图拥有一双暴走鞋的“我”、在多种压力下坚强生活的“母亲”、虚弱而刻薄的“外公”，一条忠诚但是悲惨的家犬，三个人物和一条狗的组合，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而一个短篇的精彩之处，往往在于如何通过情节的串联而使得这种结构被呈现出来，在《暴走鞋》中，作者将推动情节的任务，给到了那条嗅觉灵敏的老狗身上。尽管是一种虚构，但我认为张瑞洪的虚构策略在本篇小说中是明智的，他在老狗身上发现了一种“嗅觉”，这种“嗅觉”既可以带领主人公去证明暴走鞋的存在，又一次次地将我们引向作者为这篇小说设下的主题：“穷人的味道一旦散发出来，别人哪怕隔得很远也能闻见”。当我从张瑞洪的文字中读出这样的句子时，不禁感叹，他的确有一种面向写实、并尽力在语言层面做到精准的努力。

所以说，小说《暴走鞋》不仅将成长历程中那些不可避免的自卑心理和创伤回忆带入到一个公共的想象空间当中，同时，由于小说对弱势者的书写采用了内聚焦的视角，所以相比于某些站在身份高位上来谈现实关怀的作品而言，张瑞洪的《暴走鞋》显得真实且真诚。

尽管流行“暴走鞋”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在这篇小说里，作为一种驱动，作为经过张瑞洪反复确认过的某种“实在”，“暴走鞋”在文本内部已重新形成了一种“时尚”。当然，我也想邀请读者们一起注意，如果说小说中的老狗因为获得了某种人性而更应被当作一个功能性角色的话，那么那双作为小说起点的“暴走鞋”，是否应该得到主角般的注意与反思？

一开始我们给它起过小名，但怎么喊都不答应，于是后来就只能喊它八哥，所以八哥就是那只黑鸟的名字。

“唉，”它说，“唉。”

“这天气，黄龙都知道哪里凉快，你赶紧下来，快来，不然别想洗澡了。”

外公说，这是最喜欢洗澡的鸟类，我逗了它一下午，用衣服上扯下来的一长段线头挠它，相互之间躲来躲去，想必八哥已经浑身是汗。

“唉，唉。”

黄龙也拿它没办法，转身进到堂屋里，留我自己守在院子边。

妈妈透过厨房的玻璃，一边拣菜一边朝我吼道：“给它接桶水会死啊，就晓得动你那张嘴皮子。”终于，等她提着水盆走出来时，八哥金黄的喙便张开了，一如外公叹气的神情，连口型也是如此。“还不快洗！什么破鸟，天天这么臭，一股子穷人的味道。”她说。

趁着头顶那点日光，院子中间还照落着雪白的一块，它尽情地嗅着凉水从身上滴入盆中的气味，一次次扇起看上去有着金属光泽的翅膀。我蹲在旁边，不停被带有粪味的水珠子溅到，“你可真会过日子。”说完我就把它抓到地板上，有风，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感受到我手面上的那种凉快。

这时，黄龙突然从屋里>中了出来，声音听上去非常愤怒。数年以后，我才反应过来，妈妈说的穷人的味道，激怒了我们的黄龙，那只黑鸟就那样被当成了某种不祥的象征。

八哥被追到车棚下的那辆三轮边，想飞起来时却撞到了货架上。

我就那样看着黄龙把它咬进了嘴里。

外公的喊叫从卧室里传出来，他终于扔开了敷在身上的草药包，确实是扔开，我看他拿起纱布的一角用力一甩，包在里面的东西落得满床都是。

他往黄龙脸上给了两拳。等八哥被活生生地抠出来时，很多羽毛都粘在一起飘向了地面。我看到它全是皱纹的乌爪抽动了两下。外公，赤裸着黄褐色前胸的老男人，揪住黄龙的尾巴就那样继续打了下去。

“狗东西，狗东西！”

黄龙呜呜地，哼得很大声，拳头落在它快要秃顶的头上，不禁让我感到了担忧。和外公一样，黄龙在我们这个家里已经很老了，我很担心它会死在那双硬邦邦的手下。

就在上午，我跟妈妈说过我想买一双暴走鞋，班上的同学都在穿。他们仿佛就在我身边，身体轻轻后仰，以在鞋底的轮子上找到平衡。尽管我的脚还在疯长，特别是脚背越来越宽，但我的鞋子并不多，而且往往都偏大，所以我说：

“你可以给我买40码，好久没新鞋了，我一定要一双，暴走鞋。”

“啊，妈妈给你买过一双的，就是忘了拿给你。”她心不在焉地把我甩在地上的袜子举到胸前，好像从上面就能瞧出来这几年我身体的变化。

“在哪在哪，你干嘛不告诉我！”我把袜子拿过来套上，想立马穿上她口中的那双新鞋。

“我就是忘了，可能在哪个柜子里或者床底下，等我回来再好好找找。”

“老妈，是不是踢一下脚后跟，鞋底就会弹出轮子的那种？我很会玩，可以表演给你们看。”

“我不懂呀，到时候不就知道了，我先上铺子里去。”妈妈说话间已经帮我把周末要写的作业摆了出来，也许是担心我再问下去，她从包里找出几块零钱给我：“天气热就出去买根冰棒吃。”

“下次别偷偷买了，你要跟我说，不然又会忘掉。”我的兴奋是控制不住的，虽然知道妈妈很不容易，我什么都应该听她的，但我还是在她走后自己翻找了起来。

如果黄龙没有那么爱往外跑的话，也许到了晚上我就能穿上暴走鞋了。它鼻子很灵，有时候找不到本子，黄龙也能给我叼出来，即便我自己清楚自己把它们藏在了哪里。

最起码它知道我的手汗留在上面的味道，如果它也知道新鞋子是什么味道的话。

“过来，欸，你帮我闻闻暴走鞋在哪，我找了好几个地方找不到啊。”我朝黄龙指挥着，希望它能了解我的心情，“你知道什么样吧，我跟你说，那是双新鞋，带两个轮子，可能就在某个盒子里，黄龙啊，这是你今天的任务！”

但毕竟是条老狗，黄龙垂下脑袋走了出去，它晃动着后背的肉，仿佛也在学外公叹气的样子。问它三次，它就跑出去三次，我追到门口黄龙便没了踪影。

“唉，要念初中的人了，怎么还能想着玩这些，不就是双鞋子。你妈又不是不回来，有空给我喂鸟去，就是嘛，不就是双鞋子。”外公摇着扇子把我哄了回来，然后慢悠悠地走进他的小房间里，开始他长达半天的理疗。

而黄龙就那样在外面断断续续地待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回来。

现在外公的乌死了，这个老家伙，像他曾经用皮带抽我妈妈那样，把黄龙打得嚎出了女人的声音。到他这个年纪，不管在家里还是到外面去，穿不穿上衣已经不重要了，外公瘦到肋巴骨的皮肤看上去只有薄薄一层，但打狗时力气会反弹回来，他身上能被称作肉的地方还是会跟着颤抖。

我心疼黄龙，因为那只八哥早该死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它身上每天都有穷人的味道，这对我们母子俩来说很重要。最起码我难以接受，穷人的味道一旦散发出来，别人哪怕隔得很远也能闻见，在学校里，我常有体会。所以我依旧不停地向妈妈追问着那双暴走鞋的下落。

“烦死了，在我衣柜里，你别再翻来翻去了。”她朝我鼓眼睛。

吃饭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晚，黄龙的前腿被打断了一只，外公手上没劲了就绷着嘴唇骂，人和狗就像在一问一答，咬牙切齿，如果谁停下，谁就要继续受苦。妈妈热了好几遍菜，无非是一碗辣椒炒豆腐和一盆白菜炖猪肉，她坐在灶旁的草墩上吃瓜子，蒸汽从锅沿处淌下，水沸腾了一次后就再没了声音。

那里面的米，我后来吃了三碗。

外公从冰箱里提了四瓶啤酒出来，说话时仍在生着气：“今晚别给烂狗喂饭。”

“不就是只鸟啊，人话也不见它学两句，下次去市场给你弄只喜鹊过来。”妈妈起开一瓶，给两个杯子都满上，酒精的冷气刺得我直哆嗦，“叫得又好听，最起码不臭。”

“嘿，不就是只鸟？你倒很会说嘞。”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妈妈扶着桌面不停地打嗝，脸上还是她那常有的怨气。饭桌上又在聊以前那几件事，外公嚼着辣椒说我妈连男人都看不住。“最起码骗着点他嘛，娃娃读书还那么多年呢，现在你看看，抚养费都不给。告？你告不赢！本来没多少出息，你俩啊，就是一个害一个。”

听说是我刚出生时，外公找人做的这张桌子，配了四把高脚椅，为了能让我妈坐得舒服些，所有的尺寸都是按她的腿长量着弄的。现在上面的汤快被舀干了，白菜叶子显得特别厚，剩下那碗辣椒，已经被外公摆到了自己面前。

然而妈妈还得继续出去，那点酒根本不够他们两人喝，她将醉未醉地摸向外面，手电筒也没拿。

“还有啊，你那活干不了赶紧换，实在不行上工厂去嘛，别嫌丢人啦，人家起码以后还有退休金拿。”外公说得很有远见，他摇着扇子给自己扇风，胸脯上那片像是被热水泡过的肌肤上，淌着一层汗水。

我看着他，不禁想到我们母子二人会不会也要遭遇类似的晚景，但我知道他见不得我们好到哪里去。

“你看什么看。”他冲我吼道，外公把眼睛都喝小了，他闭了会儿眼，好像是为了确定那对东西还在那，“真是学不会懂事。”

过了好一会儿妈妈才进来，她只拿了两瓶酒，一只手上还握着被剖洗干净的八哥，我看到它的身体从脖子往下都被撕开了。

妈妈把它放进灶口，那上面搭着一个很小的铁架子，等她再伸回手时，灶灰也跟着被带出来一片，妈妈用脚将它们往墙角黑暗处踢了踢。

外公转过背问她：“这么久，说你两句还不得，都几点了今天？”

妈妈继续把酒倒满，她吹过风回来，显得越发醉了，整个人像是没休息好那样，目光是从脸里漏出来的，没气。她告诉外公，一人正好再喝一瓶，她把鸟烤了，下酒。

早晨我起来，黄龙已经醒了。天还没完全亮，我不知道他们两人昨天喝到多晚，只是照平常那样，收拾好东西，从窗台上拿了一块钱便打算出门。也许比上周早一些，因为我没写完作业，要尽量赶在七点半前在教室里补完，然后再把冷了一半的馒头吃掉。

它看见我了，但是一声不出，就在三轮车底下趴着，樱桃树底下我昨天站过的地方。那只受伤的腿翘了起来，朦胧当中似乎还在颤抖。我第一次和一条狗产生了那么认真的对视，它看得我心疼。它先是伸出半截舌头让我看到它轻蔑的微笑，然后又痛苦不堪地扭转眉头，一点点向后缩，退到货兜后面的那片阴影中去。它站在黑暗中，用三条腿支撑着我看不见的东西。

“黄龙，我心疼你，”我朝它说道，“早该知道，妈妈她是不会给我买鞋的。”于是我勉勉强强地走了，趁着那一丁点夜色。

从早点铺出来后，衣兜又是空空如也，我甚至觉得我的步法有点跛。

课间班主任来喊我，她知道我交上去的作业是抄另一个同学的，但这种事在我们这所学校已经不值得引来批评。每天认真完成的只是少数，如果我愿意的话，其实不写也行。

“刚才来的路上经过你们家，”她说，“今年樱桃生得真好啊。”

我们隔着一张大桌子，她附近坐着的都是和妈妈年纪相仿的女人，她们刚从值班室看完电视回来。我一边傻傻地立在办公室中间，一边听她们聊天，可能是韩剧什么的，只在那么几个时间点播放，可我的妈妈不一样，她一个人待在店里，流行的东西一概不懂。

就在前周，我陪妈妈在街口守铺子，店主人来收钱的时候还向她打听了我在学校里的情况，妈妈笑得很憨，她递上货单时嘴里说着连自己都听不懂的话。显而易见，我妈和人说话很少超过三句，也许是一个人待久了，她把所有事情都想得很复杂，对她来说，找家靠谱的店子帮人做做收银员就够了，除此之外的方式已经超出了我们能承受的范围。有些人还告诉她，你本来可以再生一个，你们家农村户口，以后也能多享份福气。

我想妈妈不会每次都跟着附和，因为在她身边，和她一个年纪的人不多，与其说落伍是种不必要的选择，不如说这是妈妈想要的，彻底的断念。

“今年病虫不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和老师聊天会透露我家的底细，

“但没怎么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