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鹰词（随笔）

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西道永州治所零陵县，一个夏日的清晨，骤雨初歇，放废此地多年的柳宗元，在其寓居之所愚溪草堂做了一个美梦：朝廷一纸诏书将他召回，再次担任礼部员外郎。陛见时，宪宗皇帝面赐五品衣鱼，对他劝勉有加，言语间有重用和属望之意。从容步出宫廷，跨上枣红马，驰驱在长安城繁华的街市之中，柳宗元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对着晴明长空放声大笑。市井中人纷纷讶异侧目，他也毫不在意。

他把自己笑醒了。睁眼一看，眼前不见长安，不见魏阙，也不见高大英俊的枣红马。只看见愚溪草堂被雨水浸湿的黑朽屋顶上，几只蜒蚰在缓缓蠕动，纸窗之外，稀疏的雨点打在蒿草木叶之上。耳中只闻愚溪之水撞石击潭，訇訇而鸣。从天堂猛然跌落，柳宗元悲从中来。多少事如烟聚散，多少人恍若隔世，多少年了，他站在永州的群山之巅遥望京师，企盼中的赦免诏书到底没有来。他在床上躺了半个时辰，实在百无聊赖，于是起身下床拈笔舔墨，写了一首《独觉》：

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

良游怨迟暮，末事惊纷扰。

为问经世心，古人难尽了。

一个“空”字，写尽了放逐之臣内心的无边寂寥；一个“暮”字，道尽了英雄末路的无涯凄怆。末了柳宗元长叹一声：似我胸臆间这般经世济民的雄心，即使是上古时代的仁人志士，也未必能够完全明了啊。

留名青史的中国古代大文人，是儒家思想的化身，大多怀有匡时辅国的宏大理想，其初志是经济天下，而不是以文名世。毕竟，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之事，立言排在最末。譬如唐宋散文八大家，或者位登宰辅，或者志在良弼，文章于他们，是明道、载道、贯道之器，是施展政治抱负、实现宏图大业的工具，而非矢志追求的首要事业。只有在仕途遭遇重大挫折，上佐君王、下安黎庶的志向落空之时，笔端无奈由向外转为向内，文章才见山水，见风月，见朝霞暮烟，见篱落稻菽，见至情至性至刚至柔。史书的艺文志、儒林传和文苑传里，似屈原、虞卿那样的穷愁著书者比比皆是，柳宗元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

因主张改革弊政，柳宗元踊跃参与“永贞革新”，并成为革新派的一员主将。政治革新失败后，他被贬永州十年，继而远放柳州五载，在政治上再也无所施为。在长达十五年的窜逐生涯里，尤其是在永州期间，他致力于诗歌文章，并呼应韩愈，联手发起古文运动，终成唐代中期最杰出的大文人之一，当世和后世高山仰止，奉为文章宗师。柳宗元下世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宗元被逐出朝堂，远放南荒十余年，朝中达官贵人无一人肯施以援手，以至“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最终病死在岭南瘴烟之地。假如他仕途春风得意，出将入相，功业上必然有一番大作为，但其文学辞章，也必然不能取得如此成就。又说：“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在生时无不朽功名，死后却留诸多不朽诗文于世间，这是得还是失？

深读柳宗元的作品，尤其是政论文章和书简，我以为，立功和立言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得孰失，于柳宗元而言是明摆着的。在永州，他有一封《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其中就明确说道：“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也就是说，文章于他本来只是末事，是科举进身之阶，也是宣扬“大中之道”，阐述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理政方略的舆论工具。

他在朝为官时所作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这两篇文章就是如此。前一篇以梓人（唐代的都料匠，即工匠头目、营造师）为譬喻，论当宰相之道，在于“不衒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后一篇以郭姓驼背老人植树为喻，论为官之道当如栽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也就是说，治国理政者应当与民休息，切切不可生事扰民。两篇文章在当时都有所指，前者抨击当朝宰相不知治国用人的大体，后者讽刺一些无能官员不懂牧民养人之术。他不是为文而文，而是希望文章是及物的，能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沉沦江湖之后，心知起用无望，极度穷愁无聊之中，柳宗元这才专心于述作，以此遣送漫长难挨的逐臣生涯。他在贬谪期间所作的诗文，即使貌似闲情逸致如“永州八记”，也忠实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呼声，痛责苛政之害，揭示赋敛之毒，有霜剑的凛凛锋芒。

假使柳宗元再生于唐代，重新在世上活一遭，毫无疑问，他的首选仍然是冒矢石、踏荆棘，勇敢改革唐室的腐败政治，实现其“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伟丈夫之志。

永贞元年（805）八月，唐顺宗李诵被宦官和强藩联手逼迫，让位于太子李纯，是为唐宪宗，史称“永贞内禅”。九月，时任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被斥出朝，外放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赶赴邵州途中，又被追贬为永州司马。

与柳宗元同时或比他稍前被贬出朝的，还有九人：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王伾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韩晔贬为饶州司马，凌准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贬为郴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十个被贬边远荒州的朝臣，是“永贞革新”的主要人物。

所谓“永贞革新”，是由顺宗主导，由“二王刘柳”也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这四个核心人物主持的政治改革，旨在打击宦官和强藩，加强朝廷集权，革除政治积弊。

唐德宗李适统治后期，政治昏暗腐败，朝野乱象丛生，社会动荡不安。其一，宦官乱政。宦官知枢密，藩镇将帅和台省清要之官的任免，多取决于大阉之口；监督地方军队，并且手握天子禁军神策军的兵权，能轻易操纵皇帝的生死废立。《旧唐书·宦官传序》：宦官“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其二，藩镇林立。安史之乱勉强平定之后，为绥抚叛乱余部，位于黄河以北的河朔五十余州，大镇尽归安、史降将所有。这些强藩，尤其是幽州、成德、魏博三镇，拥兵自重专横跋扈，名为王臣实同敌国。其节度使世袭传子，其土地、人民、法令、官爵、甲兵、刑杀和赋税，都不受朝廷控制。为压制强藩，朝廷采取“以藩治藩”的策略，在中原腹心之地遍设节度使，本意是让各藩镇相互牵制，结果却扶植了新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平息三四十年来，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强藩逆态复萌，经常发动叛乱。其三，朝政混乱。德宗晚年不信任宰相，刚愎自用，亲躬庶政，事务严重壅积，人才登用之路被死死堵塞。其四，朋党相斗。在朝廷内部，保守派和革新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朋党之争越来越白热化。其五，赋役繁重。因平定藩镇叛乱，镇压农民起义，备兵防范西北回纥、吐蕃的侵扰，朝廷大幅度加重诛求，赋役名目繁多，百姓被横征暴敛压得透不过气来。加上各级官僚、地主、富商和僧人大量兼并土地，人丁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愤而思变。

江山气象萧索，国家日益衰微，人民痛苦哀号。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包括太子李诵在内，心焦如焚，志在革新。热血青年柳宗元也是如此，自二十六岁入朝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他就坚定地站到了革新派一边，与王叔文、刘禹锡、吕温、韩泰、凌准、韩晔、李景俭等朝官结为同盟，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尽管资历尚浅，职务卑下，却意气风发，以文章褒贬时事，讽谕世象，呼吁除旧布新。但革新派受到德宗、宦官和保守派的多重压制。

顺宗李诵继位后，立即重用改革派，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叔文以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以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实施政治革新。“二王”主内，实际执掌朝政，韦执谊负责施行。刘禹锡和柳宗元主外，采听外事，参与谋议。柳宗元由监察御史里行，超资晋升为礼部员外郎，因文才杰出，另负责诏命、章奏的起草，官位虽不高，但居权衡之地，地位显赫，掌握着部分朝政实权，是政治新贵，也是王叔文的得力助手。

“永贞革新”旨在内抑宦官、外制藩镇。其主要措施，是加强中央集权，夺取宦官人权、事权特别是兵权，打击飞扬跋扈的强藩，进用贤能，减免赋税，革除朝廷积弊。王叔文等人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在短时间内取得实效，特别是减免苛捐杂税，废止“宫市”（唐德宗贞元末年，经皇帝首肯，宦官以宫中需求为名，到市场上强行采购民间财物，名为宫市，实为劫掠），罢去“进奉钱”（地方官在正税之外搜刮财富，一小部分献给朝廷，大部分中饱私囊），解散“五坊小儿”（为皇帝饲养鹰犬，在民间肆意妄为，如同强盗），贬黜贪污残酷、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放九百余名宫女和教坊女妓出宫等举措，赢得了民心。连反对革新的韩愈，在编纂《顺宗实录》时也说：“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但政治革新伤筋动骨，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实施一开始，就遭到强藩、阉宦、保守派官僚和既得利益者的合力抵抗。顺宗未继位时已经中风，不能言语，当上皇帝后，病情更加严重。《新唐书·王叔文传》：“顺宗立，不能听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侧，群臣奏事，从幄中可其奏。”因此，虽然有皇帝支持，但革新派的实力其实非常单弱，加上王叔文和韦执谊内讧，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内禅”，革新派的主要人物全部远谪荒州。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回忆当时之事，说保守派视革新派为邪党，“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寄许京兆孟容书》）。所谓“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指的是大阉俱文珍等，勾结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强藩势力，对朝廷施压，迫使顺宗退位（不久莫名其妙地死去），扶持宪宗提前登上了帝位。

宪宗对革新派怀恨极深，视为不世之仇，在父亲顺宗退位后第三天，就对王叔文和王伾加以贬黜，登基后接着窜逐柳宗元等人。并且规定，以后凡是遇到朝廷恩赦，这些人都不在赦免之列。宪宗敌视王叔文等人，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王叔文等力主革新，宪宗则坚决反对；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王叔文等人当初排斥宪宗，反对立他为太子，预谋另立他人。所以，王叔文等人在贬所，或被处死或病死，除程异破例擢用之外，其余人等十年不予赦免。

唐王朝最终灭亡于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这两大痼疾正是“永贞革新”首要革除的对象。但不论当时还是后世，史家和学者对“永贞革新”这一政治事件褒贬不一，对革新派人物的评价也因此全然不同，就像对商鞅变法、熙宁变法以及相关人物的态度完全相左一样。柳宗元这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有人尊之为改革先驱、思想家，有人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历史罪人。新旧《唐书》本传高度评价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其才实高，名盖一时”，又贬低他的政治活动，说他附从窃取天下权柄的小人王叔文，被斥终身，身败名裂。柳宗元的文章同道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既赞扬他的才华，“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又批评他的所作所为，说他“不自贵重顾藉”。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罗大经，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王世贞等人评价柳宗元，也是推崇其文学才华，贬抑其立身行事，说他附丽小人，陷自身于不义。

判断柳宗元是不是陷于不义，首先要看王叔文是不是小人。新旧《唐书》和众多论者人云亦云，以成败论英雄，纷纷说王叔文邪僻、奸险、狂妄，是沾沾小人、权奸之首。但客观而言，出身寒微的王叔文，当初以擅长棋艺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深得李诵信任。出身虽然寒微，但他饱读诗书，慷慨有大志，颇知治道，又深知民间疾苦，是个有抱负的改革者。他在顺宗支持下主持“永贞革新”，意在中兴唐室，所引用的一批人，也多是当时俊杰，并无奸言恶行。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言：“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只是革新触动了宦官、藩镇、皇室、保守派官僚的权力和利益，又举措失当，以至完全失败，才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就像后来的王安石，也因主持熙宁变法，被骂为奸人、宵小、误国害民。其实王安石主持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尽管新法特别是青苗法让百姓深受其害，出发点却是为了遏制豪富之家兼并百姓财产，新法的确有重大过失，其人何奸之有？

自少年时起，柳宗元就“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释褐入仕后勇于作为，志在刷新朝政，振兴唐室，最终却因此远窜江湖，落了个不义的名声。生前毁誉交集，逝后聚讼不休，世人冤枉柳宗元久矣。

被贬为永州司马这一年，柳宗元三十三岁，尚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带着六十八岁的老母亲，水陆兼行，于永贞元年（805）底，抵达永州治所零陵。途中，他写了一篇《惩咎赋》，表面上是深自忏悔，实则大鸣不平。

与柳宗元同行的还有堂弟柳宗直和表弟卢遵，他们此前一直跟着柳宗元读书，在柳宗元长期流贬永州期间，也不离不弃追随左右。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因长途迁徙过度劳累，以及水土不服，在永州居住不满半年，就染上重病，逝于借居之地龙兴寺。一年后，卢氏灵柩北运，柳宗元是戴罪之身，不得离开贬所，卢遵代为护送安葬。一人无福，带累满屋。目送母亲的灵柩缓缓北归，消失在青山之中，柳宗元呼天抢地，作《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灵车远去而身独止，玄堂暂开而目不见。孤囚穷絷，魄逝心坏。苍天苍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