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短篇小说）

一本不含对立面的书籍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

去年毕业前夕，我的导师余勒先生收到一封私密邮件。署名为他的挚友，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院赵斯院长。邮件原文由德语转译而来，透露了一则足以震惊世界文坛的消息。现在由我转述：卡夫卡先生1924年于布拉格病逝。他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并未遵其遗嘱将手稿付之一炬，而是翻遍所有角落，将全部遗稿重新整理并竭力谋求出版。出版过程异常顺利，人们对穷困潦倒或英年早逝的作家总抱有惋惜与怜悯之心。自此卡夫卡名声大震。两年后，一位身份不详的美国女人远渡重洋，在拍卖会上以令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竞价得到了卡夫卡生前位于布拉格的住宅。房间空空荡荡，墙上的石灰轻轻一碰便不断剥落。没有谁再见到有人出入那栋幽暗的房子。二战期间，神秘的美国女人重新在布拉格现身，吩咐仆人将房里的东西悉数搬空。就是在搬运的过程中，一张泛黄、残破不堪的稿纸从两块床板中间掉落下来。女人对德语一概不知，在虔诚与惊喜万分之际找来勃罗德。他们共同推断那张遗稿在床板夹层处的严丝合缝是卡夫卡有意为之；此后流年似水，两块木板因受潮而渐渐松动。手稿的三分之一页面受到洇染而模糊不清。尽管如此，勃罗德还是大致辨认出其的确出自卡夫卡之笔。至于手稿的内容，勃罗德不得不在六七道残缺之处凭借自己的理解加以补充或想象。他认为那是卡夫卡的日记或随笔中遗失的一篇，因为最上方注明了日期与天气。手稿先是记述了《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创作背景，表示那是亲眼所见；当时他漂洋过海，就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一处洞穴。而在第三章，又谈到《饥饿艺术家》；同样，文中写道小说里那个瘦骨嶙峋、对食物无法下咽的男人确有原型：就是当年收留他的中国洞穴人——证据是他离开时遗留下一篇《疯狂且平静的饥饿艺术家》原稿，就埋在洞穴的入口处。

手稿令美国女人兴奋不已。她难掩激动地打算等战争结束就将消息公之于众，目的是使《卡夫卡全集》趋于完整。“我不会出卖艺术，”她说，“但显然，是命运让这份手稿重见天日。”勃罗德则认为事有蹊跷，行文叙事与卡夫卡往日的风格大相径庭，不宜草率决定，何况时局动荡。二人各有想法，各执一词，最终达成协议：由女人将原稿带回美国，勃罗德则抄写一份。三十年内，不得向任何人提及此事；时间一过，若无战争侵袭，任由二人处置。

实际上，他们履行诺言和保守秘密的能力远超自己的预估。勃罗德至死未曾向任何好友展示那份抄写的手稿。他毕生致力于《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一书，然而其中未提及此事一笔。美国女人则等待了五十年之久，临终前才透露给她的女儿。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她女儿的女儿才将此事透露给赵斯院长，最后来到余勒导师的电脑中。邮件附带了手稿的复印件与译文。我想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此事几乎横穿整个世界，跨越了近百年仍未了结；如今落到我们肩上，原因是据精确推测，手稿中描述的洞穴正位于我的学校西操后侧，清源山的背部某处。

余勒先生找来我已是他收到邮件后的第三天。他先询问起我的家世和学业情况，随后透露了秘密的来龙去脉。最后他说，选择我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并且我是唯一一个从外语系转来的学生。出乎他的意料，我平静地接受了前往清源山的任务。事实上不止平静，我还难掩兴奋之情。我惊奇地幻想伟大文学和历史的遗迹竟然就深埋在平日我常去散步的另一侧。

探险准备的过程秘而不宣。前半个月我照常听课，背地里却在查询有关清源山的地势、脉络、历史及动植物分布。那里的植被在夜晚繁殖得近乎疯狂，高大粗壮的柠檬桉树直冲云霄；前一天光秃秃的石头雨后就爬满苔藓和蜗牛。同样，余勒导师白天照常讲课，晚上十点后，我们约见在西操讨论前去的细节。他递给我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列举了几十种（最后突破了一千）可能遭遇的情况，而应对办法却只有相似的寥寥几个：冷静、躲藏、等待、以不变应万变等，在我看来无异于坐以待毙。后半个月，余勒先生给了我一笔钱，并替我租下学校对面的一间公寓。我向学院请了无限期的长假，理由是需要无限期调养的失眠症，余勒先生是我的担保人。我在集市上买来遮阳帽、风油精、必备药品和大量的压缩饼干，又跑去泉州登山协会那儿买回专业的速干衣裤、望远镜、帐篷、手电以及两把锋利无比的短匕首。整个过程格外顺利，我小心谨慎，没让任何人起疑。出发的前一晚，我还收到赵斯院长从澳大利亚加急购回的无人机和生命探测仪。他向我大致介绍了使用方法：无人机属远程操控，会始终盘旋在距我头顶五六千米的高空，目的是记录行踪的同时保护我的安全；生命探测仪须夹在我的上衣兜，检测到生命迹象时会发出红色的光亮和嘀嗒的响声。余勒先生则提醒我返回的时间要做到万无一失。

“如果哪天晚上七点前没到家，我们就会报警。”他冷冷地说，口气很坚决。或许是我的不以为然被察觉，他又补充道：“一旦选择报警，这件事就轮不到我们插手。”

那时我才倍感严肃起来。当晚我翻来覆去没有睡着，凌晨被一团任意拼凑而成、毫无道理的梦搅得说不上滋味；醒来时才感到神魂颠倒，浑身酸麻，好似已有登山后的疲惫。我没有接着补觉，而是提醒自己打起十二分精神。我在青黑色缭绕的窗边一直待到早晨五点，兴奋完全压过了倦意。尽管如此，我还是连喝了三杯黑咖啡，以防万一。我在被压制的平静中做了最后准备：检查背包里的饼干、药品、匕首是否齐全；检查黑外套内的登山服是否会露出马脚；检测那个生命探测仪是否是满格状态。没过多久，余勒导师的电话如约而来。我告诉他我休息得很好，并且准备的过程和计划毫无差池。

五点半，我在镜子中戴上黑色鸭舌帽，戴上黑色口罩，尽量不露出体型或面部的什么特点，在激动与平静中出了门。我把一切可能会使人怀疑的东西都装进了登山包：药箱和望远镜放在中间，短匕首搁在夹层，登山杖是可折叠的。旭日初升，街上人迹寥寥。我只顾低头走，不与人对视，更不让自己在马路上引起注意。我在一道分岔口向右拐，绕过几棵秋枫，从一条隐秘的小径通往深幽处。

清源山与泉州市区三面接壤，地势起伏不平，岩石突兀。在山脚下，我将外套脱去，取出登山杖，从一处狭窄的梯级向上爬。那时大概六点，我步入山中，感到自己如一颗石子，慢慢落入一个和尚衣袖里沉甸甸的布袋。我想清晨和傍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二者同样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寂静。顺着缓坡而上，覆盖的植被便渐显层次。说来惭愧，平日学校里一眼望去四季常青，我却对植物学了解甚少，只隐约辨识出木棉、黄楹、油梨、细叶桉和几株光秃秃的国槐。它们的区别与一致常令我记了又忘，干脆索性忘却。我听见头顶类似飞机划过天际的声音，知道那是无人机在暗中保护。我不断提醒自己所行的目的，并没有停留太久。

午时的燠热让山间林木疯狂蒸腾，所到之地皆弥漫着一股混有麝香味的潮湿气。我在一道缓坡的阴凉处搭好帐篷休息，醒来已是三个小时后的事。我模糊听见有人在拨弄帐篷，探出头来才发现一队登山员和几个游客正居高临下打量着我。我连忙戴上帽子和口罩，收拾好背包，一言不发地离开。闷热持续到了下午四点，汗水早已浸透我的衣衫。我羞愧不已，不断为登山前狂妄自大、幼稚可笑的举动感到懊悔：我自以为是地将三瓶水扔掉两瓶，得意地认为是轻装上阵，只为加快速度。到头来，干渴使我口焦舌燥，喉咙如同被烙铁灼伤。好在清源山上泉眼诸多，流出的清水不说微微甘甜，至少干净解渴。

不减反增的湿热与越加肆无忌惮的蚊虫令我那天下午四点就打道返回。我垂头丧气，几乎是抱着屈辱灰溜溜地下山。顺着大道，途经千手岩和老君岩时我也无心赏阅。闷热疲乏之余，我摊开地图：本以为踏过数以千计的石阶，已横越几座山口，没想在20×20的地图上我仅爬过一粒绿豆所长。突然的沮丧使我心生烦躁和无能者常见的愤激。我想原本我对此事信心百倍，如今却像狗一样趴在石块上休息，为人所耻笑。五点，我回到寓所，余勒导师还在上课。洗过热水澡后，我怔怔地躺在床上。六点十五分，余勒导师打来电话。我小心、如实地告知了我的遭遇，包括我的所见所闻、我由于自大造成的错误、我的谨慎和能回忆起的任何细节。最后，我给自己打气表示这仅是一个意外。听得出余勒导师刚接起电话时有些吃惊。随后，他说了些安慰话。他认为万事开头难，何况这项任务的伟大与荒诞注定了探秘过程必然也是近乎伟大与荒诞的。通话的最后，他再次提醒我注意安全，对深山野径万不能贸然涉足。

我深得余勒导师的教诲与鼓励，迟迟不肯睡去。我像一个铩羽而归的将军在茶桌前回想战斗的失利。睡前，我定好闹钟；反复确认后，我平静地吃下一粒安眠药。那晚我梦到整个行动失败，缘由是我在阴凉处搭棚休息，一觉睡了三天两夜，巡逻人发现时都以为我已命丧山间。我惊出一身冷汗，醒时恰巧响起闹钟。

此后两个礼拜，我以庄稼人的作息早出晚归。我日复一日地途经晨曦中稍显虚幻的平原，日复一日地骑车归来，眼看破败狭窄的巷道缓缓坠入沉沉暮色。我尝试从不同的小径步入清源山脚，再顺着不同的岩石、不同的缓坡向上爬，最终却又不知不觉地踏进木栈道。脚力的疲乏与湿热所致的烦闷曾使我百般受挫，然而余勒导师那番关于伟大和荒谬的勉励却一直萦绕在耳边，为我呐喊助威。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自己是痛苦无望的西绪福斯，或是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肩天下之大任者……半个月来，我登山与生存的技巧逐渐驾轻就熟，徒步四五个小时也不在话下。我学会了登高判断地形，观察龙眼树的纹路以推测溪流的走势。我遇见过虎纹蛙、黑鸢、松鼠和来自赤腹鹰的凝视，我尾随并记录下一只豹猫的行迹；我了解千根草、水蕨和舌唇兰的区别，我知晓臭烘烘的香樟树常令人胸闷、致呕。我的体力、胆量与精力正一并见长。

同时，日复一日，我也清楚明白这些不过只是徒劳。我唯一发现的山洞是清源洞，里面坐有一尊佛像，此外再无线索。我几次涉险踩着漂流的石块越过小溪，循着幽暗未知的野径，但尽头除了一堵高高的石墙外别无他物。在没有方向里挨过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迷宫里的兜圈，一种奇怪的重复。我想到卡夫卡日记里的一句话：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我好几次想：我苦于搜寻洞穴的入口，那些狭窄幽长的小径看似在助我前行，实际上它或许正是洞穴之外的延伸，是将我拒之门外的缘由；阻碍我的，正是脚下的泥地、草丛里的蛙鸣、令人发烧的空气和散落一地的枯枝败叶。

反复不定的念头使我心乱如麻。我感到自己的形象不断徘徊于英勇的探险家与自不量力的小丑间。整整一个月后，我的生物钟被彻底打翻，生活俨然接近一道算法严密的程序：熟练地在闹钟响前醒来喝黑咖啡，熟练地一到十二点便昏昏入睡，熟练地每晚八点时吃下安眠药睡去。我日复一日地在得意、兴奋与近乎狂热中出门，又日复一日地在疲惫、猜疑与自怨自艾中回到房间。我患上了哮喘和湿疹，浑身满是蚊虫叮咬后的疤痕与红斑；我的床单不得不一日一换，以免晚上水泡里流出的脓血使我再次陷入虚幻的深山。我越加受到失眠的侵袭，常在夜里感到大热大冷；即使幸运地短暂游离，也只是在好几个互无联系的梦魇里纠缠，难以脱身。我不得不加大安眠药的剂量。

我和余勒先生的通话一如既往地进行，每晚重复我艰辛却无用的行迹。他只说些鼓励的话，语气一次比一次平淡，难免流露失望之意，最后竟刻意避开此事不谈。终于，一晚他说把如此艰苦卓绝的任务交给我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并已决定一周后就将此事公之于众，动用社会力量搜寻清源山。我明白余勒导师是在给我台阶下，顿感自己软弱无能，或许还让他在赵斯院长面前脸上无光。

那晚我颓唐至极，像复国无望的将军一般草草睡去。或许是舍弃了心事的缘故，我没有服安眠药也睡得沉稳。我梦见了黄昏中广阔的潘帕斯草原、熊熊烈火与瓢泼大雨共存的清源山、化为灰烬的《城堡》的手稿、报纸上位于大兴安岭的雪域野人、皇宫、匕首、蜿蜒与蛇（做过古怪诡谲的梦的人应该能领会我的意思）。醒来后我不自觉地嗫嚅道：也许我不比我的梦更真实……

我因发烧而惊醒，明白自己的野心在梦中原形毕露。与其说我对那份百年前弥足珍贵的手稿朝思暮想，不如说余勒导师的期待更使我不甘就此失败。我渴望做英雄。一个大胆的念头逐步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印象里的一句箴言此时也与我不谋而合：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我想起一些侦探电影，一步步逼近死结，直到最后灵光乍现，完全打翻先前的推论才得以破案。我想世上很多伟大之事皆有铤而走险的味道，而荒谬（或者说剑走偏锋）正是伟大的前身。我环绕在乌青的夜色中，决定孤注一掷。

九点零五分，喝过黑咖啡后，我平静地出了门。曾有人说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照此说法，我猜测搜寻一处洞穴最好的时间正是夜晚。我骑车绕着清源山兜圈，强迫自己忘掉那张20×20的大地图，强迫自己漫无目的地行驶。月亮和向远方无穷展延的天际是玫瑰色的；“没有任何比玫瑰色更好的其他方式来称呼这件事情了”，我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