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游吟诗人（短篇小说）

当我打开门，发现站在门外的人是韦女士时，一种巨大的悲凉就慑住了我——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居然是把门关上，把韦女士重新隔在门外，就像近来无常的世事把很多人隔开那样——当然，我当时并没有那样做；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瞬间：我站在门里，韦女士站在门外，那种悲凉是如此之深，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去控制自己不将它展现在韦女士面前，以至再也没有多余的力去关掉我和韦女士之间的那扇门；那时巴依阿吉已经逝去一年了，作为这位诗人的朋友，我依然没有缓过来；何况韦女士是他深爱的恋人。我把韦女士让进来，那段时间我正在画那幅后来使我声名鹊起的《十二木卡姆》，当时那幅未完成的画就铺在客厅的桌上——是的，当时在偌大的新疆，我还籍籍无名，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

“汉族朋友这时候喜欢喝点什么，”我尽力把自己控制住，并尽量显得幽默些，当时是晚上九点，新疆正在日落，“茶吗？”

“酒。”韦女士坐在客厅的桌前，从她坐的地方看，我的那幅《十二木卡姆》是倒过来的；我去拿酒时，看到她正在看我那幅倒过来的画，窗外的日落点亮了画面中的一把喀什热瓦普——一种拨弦鸣乐器；但她已经不再看那把乐器了，我看到她的目光停在了画面中的一块空白上。

“这里你要画什么？”韦女士问我。

“噢，这里，”我给她倒上酒，“这里还没想好。”我坐回自己的位子——面对韦女士的位子——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给自己倒酒时叹了口气，酒汩汩地流到杯里，掩过了我的叹息声；我骗了韦女士，人物和乐器已经留够地方了，我想把那块空白画成一片沙漠，借以表现画面中的人是在沙漠里弹唱“十二木卡姆”的——可是，那么大一块空白全画成沙漠，又有点可惜；但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韦女士知道我当时有画沙漠的念头——毕竟巴依阿吉一年前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死去的。不过，显然我当时高估了“沙漠”一词对韦女士的冲击力，或者说，显然我当时低估了女性对夺走她们挚爱的事物的容忍度——因为韦女士长长地喝了一口酒，慢慢地咽下去，随即轻轻地放下杯子；然后她的目光越过桌子，越过桌上那幅画，最终定格在我的脸上，她说，“你可以画沙漠。”她的语调里听不出悲凉的感觉，可是听到她这样说，我之前的悲凉又被唤醒了，我从面前昏黄的灯晕里、从她复杂的目光里转过身来，看着窗外昏黄的、简单的日落。

“你可以画沙漠。”她又念叨了一遍，好像念叨“沙漠”这个词，就可以召回在里面迷失的灵魂。她的声音也像含着一把沙子，“你知道吗，这次他们从沙漠里发现了他的东西，”我依然看着窗外的日落，“好吧，疑似他的东西；他们不能给我，但给了我照片；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什么照片。”我从日落中回过神来。

“一块布，上面有字，”她看我依然没有转过身来面对他，于是又加了一句，“是他的字，”但她好像又不确定，于是她又说，“我觉得是。”

“你需要我做什么？”我的左肩微微抽搐了一下。

“是维文，不是汉字；你也是维吾尔族人，你看得懂；虽然我从没见过他写的维文，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字，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就这样觉得。”韦女士说完，房间又重新变得寂静。我转过身来，低头看着我的画。那时我心里有一股愤怒。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当时会感到愤怒。韦女士和巴依阿吉在一起三年，但巴依阿吉有一次跟我坦白，他从没试图教韦女士维吾尔语，哪怕是一些简单的、日常的维吾尔语——当然，巴依阿吉的汉语很好，倒也不用韦女士特地学习维吾尔语和他进行交流——但刚刚从韦女士的话里，我无比诧异地发现，她居然在“从没见过他写的维文”的情况下，就“觉得”那块布上的维文是巴依阿吉留下的——她甚至看不懂那块布上维文的意思——要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很大，发现写着维文的布条根本不是件稀奇事。但我还是尽力压抑了自己的怒气，我抬起头，我问她，“如果不是他的呢？”我在挑战女性的想象力。

“我觉得就是他的。”韦女士用她的想象力反击我。

“好吧，让我看看。”我揉了揉刚刚被日落晒干的眼睛——西沉的太阳依然是太阳，照样能把人的眼睛晒伤。她从我对面的位子上站起身，跋涉过来，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进我面前的光晕里。我接过照片，把它也伸进面前的光晕里——照片里是一张暗红色的布条，写着字的地方被刻意照亮了，但你依然可以从那些没被照亮的地方看出它是暗红色的。我看到了布条上的维文。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被韦女士的想象力俘获了，因为这真是巴依阿吉的字迹。我把照片拿得更近些；虽然我一眼就确定那是他的字迹——我们在同一个双语学校待了三年——但我也好久没看过他写的维文了——巴依阿吉很少写维文诗，他发表的那些诗歌都是用汉字写的；他和我还有其他维吾尔族朋友在一起时，也很少主动讲维吾尔语；事实上，我开始画画以后，身边的汉族朋友也要比维吾尔族朋友多很多。布条上的字不知道是用什么写上去的，已经有些模糊了，我看着照片上的维文，好像又回到了和巴依阿吉在双语学校的日子。

“你看出来他写了什么吗？”韦女士似乎也从我的表情里得到印证，知道我已经断定这是巴依阿吉的字迹了。“这大概也是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在这个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我瞥了她一眼，她双手托腮，看着我手里被灯晕笼罩的照片。

我把照片上的维文译给她。“我在沙漠里看到了一个游吟诗人，”我说，“他对我念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但愿有人知我本色’。”

韦女士又让我念一遍译文，我照做了。

韦女士默默点点头，双手依然托着腮；我依然看着被灯晕笼罩的照片。

“他为什么不用汉字写呢？”良久，韦女士问。她当时一定在心里揣摩着巴依阿吉话里的意思，像我一样；不过，她的神态不像在问我，倒像直接在问沙漠里的巴依阿吉。但我感到，如果是那样，我有必要替他回答，于是我说，

“维吾尔语毕竟是他的母语，”我摸着照片上的维文，像在摸盲文一样，“一个人死前，如果他想说话，大概率会说他的母语吧，如果他想写字，大概率也会用他的语言来写吧。”

韦女士又点点头，“你觉得，”她把目光从我手里的照片转向我的侧颜，“他真的在沙漠里看到了一个游吟诗人吗？”

“你觉得圣·埃克苏佩里真在沙漠里看到了小王子吗？”我反诘她，我当时又开始对刚刚信任的、女人的想象力失望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的声音坚强了许多，促使我朝她那边转过去，看着她，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是说，真的有那样一首维吾尔语诗吗，那首诗里有他记得的那一句‘但愿有人知我本色’？你们民族真的有一个写过那样一句诗的游吟诗人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句。”

“我相信有的；一定有的，一定有这样一个游吟诗人，一定写过这样一句。”她的声音斩钉截铁。

“这重要吗？”我把照片放在桌子上，“也许是他已经意识不清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头发，“他幻想他看到了一个游吟诗人，然后顺手写下他幻听到的东西——”

“——顺手？你是说他顺手？”韦女士突然怒了，她的脸离开灯晕，陷入黑暗里，“他妈的他写这些字时已经在沙漠里快死了，你觉得他会这么容易，这么顺手写这些字？你他妈知不知道很多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人都是在什么东西上写的字？可能是他们生前的衣物——内衣，内裤——他们可能是他妈的在用他们的血，我看到过——”

我听韦女士发泄完，默默起来，去拿了一个新杯子回来——她原先那个杯子还在桌子的另一端，我给她重新倒了一杯酒，我把酒端给她。她没接，我站着，把酒一饮而尽，我看着她——现在已经看不清了，因为她已经离开灯晕，而且日落已经快结束了。

“你以为，”我说，“你以为我不在乎他，那你就错了，他是我兄弟；而且他很爱你。”我终于说出了这句杀手锏，“他很爱很爱你。”我看着她，“他一定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在那件事发生一年后还想着他，他不会真正安息的；如果你的心做不到真正放下他——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对你很重要，我可以帮你查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诗人——”她没说话，“我不确定巴依阿吉会不会喜欢我们这样做，但如果这是你想要我做的，”我看着她，虽然我看不清她，“我可以帮你查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呃，游吟诗人。”

韦女士从我的灯晕笼罩不到的黑暗里站起来，她径直朝门走去，出门后也一点没犹豫，重重把门摔上了。先前那种巨大的悲凉又重新慑住了我。我当时以为，韦女士再也不会来找我了；也好。我站着，看着我那幅未完成的《十二木卡姆》，看着画面中的那块空白，我又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大概过了两周，韦女士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这条短信还够长的，我抄录如下：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当你太早爱上一个人，又碰巧爱得够深，你就会变成一盘被过早刻录的唱片，永远播放着在别人看来过时的曲子；也许我在你们眼里，也开始像一盘播放着过时曲子的唱片了。别误会，我之所以找你说上次的事，是因为你是巴依阿吉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告诉我这几句维吾尔语的意思；我甚至看不清它们在哪里停顿。我身边也有一些懂维吾尔语的汉族朋友，但我一直不想在他们面前谈起巴依阿吉，尤其是在他已经走了以后，我更不想和他们谈起他；我觉得他们不会懂，但你是画画的，又和巴依阿吉认识那么久，所以我觉得你会懂；即使你上次说了很多我不喜欢的话，我现在依然觉得，你会懂。我打算去一次塔克拉玛干，如果你愿意陪我去，我将不胜感激；事实上，如果你不愿意陪我去，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去塔克拉玛干——因为我一个人始终没办法面对那里，如果我们两个爱他的人一起去那里，我想我会开始面对的。是的，我私心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但如果你拒绝了，我想我也会接受的。毕竟，自从巴依阿吉离开以后，没有什么事是我接受不了的。如果你依然觉得我那个“巴依阿吉在死前真的见到了一个游吟诗人”的念头无足轻重，我将不再在塔克拉玛干和你主动谈起它（当然，前提是你要先陪我去塔克拉玛干）。韦。”

我看到韦女士的这条短信时，正在吃一份抓饭。我特别喜欢吃那家抓饭里的黄萝卜，它被羊油恰到好处地滋润了，又吸足了香辛料的味道，口感又比红萝卜绵密。当我看到韦女士邀我一同前往塔克拉玛干时，我刚抓起一块这样的黄萝卜，我慢慢咀嚼它，又想起自己那幅未完成的《十二木卡姆》——是的，当时那幅画完成度已经接近八成了，只是那块巨大的空白依然可怖，依然触目惊心——因为我依然在犹疑，在那里画沙漠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会不会有更好的主意，所以迟迟没有下笔。我当时不知道该不该接受韦女士的邀请，也不知道和韦女士一同前往塔克拉玛干会不会影响到最终我对画面里那块空白的处理——事实上，最终我那幅《十二木卡姆》最为人称道的一笔就是在我和韦女士那次去塔克拉玛干回来后画的——所以最终我的确和韦女士去了塔克拉玛干。

想到这里时，那种悲凉的感觉又回到了我的笔下，或者那种悲凉的感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毕竟，巴依阿吉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承认，那次和韦女士去塔克拉玛干，有一半的原因——一大半的原因——是我想快点画完那幅《十二木卡姆》，所以韦女士的沙漠之邀，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我最终下定了把那块空白画成沙漠的决心。当然，画成一片孤零零的沙漠也是万万不可的，我当时有想过在沙漠上画一片红柳，或者画几棵胡杨，但这些想法都没被采纳——我要承认，最终《十二木卡姆》使我真正声名鹊起，也要归功于之前被我轻视了的、韦女士的想象力中的那个游吟诗人的形象。

韦女士摔门离开之后的几天里，我对巴依阿吉的追思以及对韦女士歇斯底里的爆发感到的同情驱使我去省图书馆找了好几次维吾尔语诗人的作品。巴依阿吉的诗几乎都是用汉字写的，而且每一首我都看过，所以我知道，“但愿有人知我本色”这样一句，不是他的诗，于是那几天我搁下了画笔，天天往省图书馆跑，把自己扎进维吾尔语诗人的作品堆里——其实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天也确实是令人快乐的一段时光，维吾尔语渐渐在我舌头上、在我心里活络过来，我想起了不少自己小时和父母还有祖父祖母在一起时说过的只言片语，心里泛起幸福的感觉——尤其是我最后去省图书馆那一天，当我翻到了麦吾拉·艾伯都拉·鲁菲提的一首没有标题的诗——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的祖母就曾把我温柔地揽在怀里，在我耳边对我轻轻吟唱过那首诗里的句子。我当时就在祖母遥远的歌声里翻完了那本看起来像威化饼干一样易碎的诗集，期待“但愿有人知我本色”这样一句维吾尔语突然映入我的眼帘，就像祖母遥远的歌声突然响彻我的脑海一样——可惜的是，鲁菲提的诗集里并没有那样一句。但我最后还是借走了那本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