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用文学把时代精神表现出来

“深圳人以为我是陕西人，陕西人以为我是深圳人；写剧本的认为我是写小说的，写小说的认为我是写剧本的。”

试图描述杨争光的身份是艰难的。先锋小说、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小说、诗人、著名影视编剧、策划人、专业作家……杨争光在这些年里，被人贴满了标签。

评论家李敬泽感叹：“杨争光是一位让评论家们难以下手的作家。他以他的写作使我们强烈地感知到他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无法深入地理解他、阐释他、确定他的位置。他的小说在我们的理念或感知体系中处于一个隐晦的、难以辨别的地带。原因可能是：杨争光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中药铺里有很多抽屉，但就是没有一个能装得下他。”

因为喜欢文学，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天津工作的诗人杨争光，在天津工作两年后调回了家乡陕西。曾有读者从北京跑到天津，为的是站在杨争光面前朗诵一次《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

1998年以前的杨争光，由诗歌转入小说写作，以《土声》《赌徒》《黑风景》《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和贾平凹、陈忠实一起被评论家誉为文坛的“陕西三宝”。

1989年后，杨争光从陕西省政协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专心于电影和电视剧本的创作，写出《双旗镇刀客》《棺材铺》《水浒传》等一批剧本，成为编剧行当里身价最高的编剧之一。

“好的小说触动的不是情感，而是精神和灵魂；不是浅层的道德教化，而是终极的追问和关怀。它需要洞穿，需要刺透，会让你疼痛，疼痛到忘记了苦笑，忘记了如何发声。好的小说是刺骨的寒风，并不大呼小叫；是戳心的钢针，不会忸怩作态。好的小说呈现事实背后看不见的存在，这种虚构的艺术——不是临摹，不是复制——恰恰拥有了‘不欺骗’的可能，揭露隐藏和被遮蔽的真相。这好像在做梦一样，实在是一种不可能的工作。好吧，那小说家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梦人。”

家在西安，单位在深圳，住在黄山，退休的杨争光如今已经将大部分精力献给文学，专注于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写作。在徽州一个开满荷花的房子里，杨争光闭门不出，读书、写作、养猫，和抑郁症对抗。

1981年发表作品至今，他的小说、影视剧创作之路，已走过40余载。盘点杨争光的创作，他著有长篇小说代表作《越活越明白》《少年张冲六章》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黄尘》《黑风景》《赌徒》《老旦是一棵树》《公羊串门》《鬼地上的月光》《驴队来到奉先畤》《棺材铺》等。作品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此外，还有影视代表作，电影《双旗镇刀客》（编剧）、电视剧《水浒传》（共同编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等。

很多作家无法像杨争光那样在剧本和小说的切换中游刃有余。几十年来，杨争光的小说创作和剧本写作，几乎是穿插进行的，有作品为小说和电影剧本两种文本。同一主题和素材，几种体裁，几个文本，孰优孰劣？互文关系如何？值得专门探讨研究。

作家迟子建多年前对他说：“争光，你就不该写影视剧，这能挣多少钱？你应该写小说。”迟子建甚至还发来短信：“争光记得写小说，写小说是你的强项啊！”

2011年，对于杨争光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编了自己的文集，写了一部电影剧本，还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但这一年，他睡眠质量很差，一夜只能睡两个小时，他每天感到焦虑，伴有间歇性恐惧。听医生说自己患了抑郁症，杨争光丝毫不觉得意外，这正是他自己的判断。

杨争光积极治疗，但还是缺乏信心。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看不了书，搞不了创作，电视也看不成，每天吃药，发呆。终于能看电视了，就天天看，整整看了一年，以至于对各家电视台的王牌栏目如数家珍。渐渐走出抑郁症后，朋友鼓动他开个公众号。2017年他开了个人公众号，几年时间写下几百篇文章。

这几年，杨争光花时间梳理了中国四十多年来的诗创作和中篇小说，各编选了一套丛书，“虽说好的出版因故搁浅，但对我却不完全是白费工夫。我对四十多年来的诗和小说有了个人化的梳理，也有许多新发现。我有意识地回顾了中国百年来的散文，也有编丛书的企图。中国是文章大国，白话文百年来创作了多少文章？又有多少是有价值的？”

如今，杨争光经历了抑郁症和心脏支架手术的双重考验，重新开始写小说，这一次的写作，对杨争光来说无疑是小说写作的再出发。

杨争光在写作上始终关注中国人的根性，把中国人分成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认为“把这两类人说清楚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杨争光的小说研究分为两脉：书写农民和书写知识分子。

对农民的书写以《从沙坪镇到顶天峁》开始，到《公羊串门》，再到《黑风景》《棺材铺》等，《从两个蛋开始》是这一脉的集大成之作。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是从1999年的《越活越明白》开始摸索，2007年的《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是一次梳理和再出发，新出版的小说《我的岁月静好》标志着杨争光在知识分子主题写作上的成熟。

故乡和读书

张英：对写作者来说，故乡和童年是非常重要的记忆，往往会成为写作的背景和重要的资源。在这点上，你也不例外。

杨争光：我1957年出生于陕西乾县。乾县古称好畤，唐朝时叫奉天，后来又叫乾州、乾县。我出生的村庄叫祥符村，又叫符驮村，它在乾县城东南，相距约5公里。

多年后，我在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里，写过这个村庄，从1950 年写到 2000 年。

符驮村地处素有“粮仓”之称的陕西关中，是八百里秦川的组成部分。小时候，我们家的饭食是家人用脸盆从生产队的大灶端回家的，吃的实在不怎样。但据我母亲讲，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产大队的几个村没有饿死人，反而有许多光棍汉娶了从甘肃逃难来的女人做媳妇。

符驮村有一所学校，我在这里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当时是九年制教育，比现在的十二年少三年。“文化大革命”对一些人来说，是痛苦，是灾难，是牢狱，是死亡，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狂欢。作为少年的我，在那十年中，学习少，玩耍多，提着草笼，拾燕粪，剜猪草，有贫穷，也有快乐，可称之为“穷乐”。我的童年比现在的少年儿童，可算“幸福”多了。现在幼儿园小朋友的书包，背着很吃力。我那时的书包里，只装着语文和算术课本，还有两册作业本，再就是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非常轻松。

张英：你的文学启蒙从什么时候开始？

杨争光：我家是贫农。我的名字是祖父起的，他五十多岁去世。我父亲上过四年学，是县供销社职员，吃商品粮。兄弟姊妹四个，我老大，中间两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因为父亲是挣工资的，我家的日子不算难过。但一家七口人，靠父亲一人每月四十多块钱的收入，也说不上宽裕。

我最先拥有的两本连环画书，是姑父去县城替我家卖菜，用卖菜的钱给我买的。一本是《平原游击队》，另一本是《十八亩地》。我喜欢双枪李向阳的潇洒和勇敢，至今记得小豆子被日本鬼子打死后，小手里捏着的那颗子弹。《十八亩地》讲的是地主剥削贫雇农的血泪故事。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我几乎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小说。村庄的“民间藏书”差不多都看了，像《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这样的书，那时都是“禁书”。还有所谓“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和柳青的《创业史》。在我的印象中，《创业史》比后来阅读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好得多。

我上学的高中是农村高中，学校也有图书馆，对喜欢读书的我无比珍贵。有两种书印象比较深，一种是“文革”前的高中语文课本，文学和语言是分开的，我读的是“文学”，选有中外的名著名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就是在这读到的。现在想起来，第一次阅读莫泊桑的《项链》，也在这套《文学》课本里。还有一种叫《中华活页文选》，大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名篇，“文革”后好像还出过，现在没看到了。

还读过《红楼梦》和《水浒传》。《红楼梦》要求用阶级观点阅读。《水浒传》也是，那时批“水浒”批投降。

我喜欢读书，让读的当然要读，不让读的偷偷借来偷着读，无书可借了就读第二遍第三遍。这样的阅读太残缺不全了。

我还在这个图书馆借阅过《史记》和好多部小说作品，比如，茅盾的《蚀》三部曲，高尔基的《福马·高尔杰耶夫》，至今都有印象。《福马·高尔杰耶夫》是高尔基的成名作，也是他最具才气的作品，虽然不如后来的《母亲》和《我的大学》著名。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比他后来的作品更具文学气质，是他最具才气的作品。

张英：你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吗？

杨争光：不是。我1972年上高中，有过两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间虽短，但我赶上了，并有所获益。上高中要考试，就考上了，两年后毕业。我现在还能记起离开这所高中时的情景，背着铺盖卷和并不沉重的书包，回头看着简陋的学校大门，想着从此以后再不会有读书的机会了，茫然，像掉了魂一样。离校门一百多米，有一条水渠，我站在水渠边，又回头看了学校一眼，然后，回到符驮村，成了一个农民。直到恢复高考。

那时的符驮村，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修过水库，也当过农村“剧团”团长，排戏演戏会给工分，这让村上的人非常痛恨。事实上，我不是一个好农民，技术性的农活基本不会干，很遭村人白眼。我身单力薄，很难成为一个壮实、优秀的庄稼汉，这很让我自卑。

当农民的日子，我看不到出路。我想过去新疆闯荡，也想过当和尚。那些日子，我依然喜欢读书，下地干活时口袋里总装着一本书，为集体劳动，歇息时，其他人聊天说笑话，年轻小伙有剩余精力的玩摔跤，我躲在一边读书，这是遭白眼的事。在家里趴在土炕上看书，常被我妈用笤帚打得满院跑，她认为农村人的正经事是做农活挣工分，不是看书。还有个理由，长时间看书会看坏眼睛。

当农民那几年，县文化馆每个暑期都会选拔业余创作骨干，举办写作培训班，每期一个多月，有老师指导，让我们编写戏曲剧本。我经朋友引荐，得到认可，几乎每期都会参加。我写好的剧本没有排演过，但培训班却给了我最初的写作训练，使我的写作梦得以延续。

写作培训班的学员们，在恢复高考后，大多都考上了大学。我是1978年考上的，是恢复高考的幸运者里的一个，因此改变了命运。

阅读，诗社社长，

山东大学，命运的大转折

张英：你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很多书。

杨争光：我买最便宜的牙膏，抽廉价的劣质烟草。因为父亲入狱七年，家里断了收入，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把粗布棉袄穿到毕业的人。靠母亲和两个妹妹支撑，还有国家的助学金，我上完了大学。没有助学金，我是上不完大学的。

上大学前，县文化馆的老师送给我一本《歌德谈话录》，我看得云里雾里。上大学后，我重读。歌德在谈阅读绘画时说，要看一流画家的作品，一流画家的作品即使看不懂，也不会败坏你的胃口。他的意思是说，阅读一流的作品与培养鉴赏力有关。我很感谢这本书，他在我开始真正阅读时起了作用。

大学四年，我只去过一次阅览室。阅览室里的读物都是流行的报刊。我把阅读的目标放在了图书馆，一周借还一叠书，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阅读。我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知道了鲁迅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作家。

那时喜欢读诗，能读到的差不多都读了，海涅、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彭斯、济慈、马雅可夫斯基等。抒情诗我最喜欢的是惠特曼的《草叶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是我读到的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声音具有人类发现自我的思想和激情，自由、民主、博爱和独立精神是他一生抒写的主题。他的诗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第二次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遥遥呼应，至今依然有阅读的意义。

学校操场放映电影《王子复仇记》，很好看。听说是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我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威尼斯商人》等，当然也有他的十四行诗。然后又读莫里哀的戏剧，读易卜生，到后来阅读到的迪伦马特、奥尼尔和米勒的剧本，都让我喜欢到无话可说。莎士比亚创造的艺术形象，具有“原型”的意义，至今仍是人类的思想和精神营养，且不止于文学。在人类艺术形象的长廊里，《哈姆雷特》依然耀眼，魅力无穷，闪耀着神性之光，难以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