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姓许（非虚构）

1

湾厦旧村的时间被压缩在五百四十四栋农民房里，是被一点一点释放的。不同阶段，时间如潮汐冲刷着旧村，每天忽起忽落，迎来早中晚三次高潮。

早上七点过后，巷子里充满上班族和学生。他们掐分算秒挤成一股股人流，单车叮铃响个不停，电动车火急火燎按着嘀嘀响的喇叭。早市开了，吆喝声此起彼伏。旧村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没有序列号，也无从称呼，状如喇叭口，由外至里愈来愈窄，食肆鱼档和肉店菜摊连成一片，它是旧村的CBD。早餐店里腾起一片热雾，老板忙着刮肠粉淋酱料。八点半过后，人流散去，旧村复趋安静。中午十一点半，旧村又开始热闹起来。东湾小学和蛇口中学的学生放了午学，外卖小哥骑车在巷间穿梭，商铺和菜贩子又开市了，环卫工、建筑工、保安和巡防队员排队涌进快餐店里——湘岳蒸菜、隆江猪脚饭、沙县小吃、山东大饼、陕西面馆……天南地北的饮食在此相逢。中午时刻喧嚣达到了沸腾顶点。

晌午过后，湾厦旧村慢慢冷却，迎来了一天当中难得的宁静。巷子里人踪零落，只见屋檐下悬着一排排工衣工裤和内衣内裤，苔藓在旧墙的阴影里悄然生长。有那么两个古稀老人坐在门口嘬着假牙聊天。空中除了凌乱的线缆，印象最深的便是水滴。无论晴雨，总会有水滴从空中坠落，准确地击中你的头顶或脖子。你永远找不到源头，可能是一件湿衣服、一段旧水管，或者一台空调。

但在下午一点，旧村会响起一段小插曲：麻将开始哗啦作响。在麻友们的眼里，这才是一天的真正开始。每家店铺——小卖部、旧货店、干洗店和不足十平方米的麻将馆——开动了手动麻将和自动麻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统一玩广东打法，只能碰、杠、自摸，也可以加码翻倍。尽管是工作日，店里依旧高朋满座。这是当天第一波。按麻将馆的算法，一天分为三场：第一场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此时客稀；第二场从下午一点到五点，这才是正式开张；第三场是晚上7点到十一点。还有很少一撮要打通宵，从半夜鏖战到天明，便是第四场。打十块一把，每场台费收八十元；打二十块一把，每场台费收一百二十元；台费最贵的是打红中（红中是王牌，可代任意牌），每打一把就收一次，每次十元。深圳各个城中村遍布着这样的麻将馆。麻将之外，还有六合彩。大概是高密度拥挤的空间让时间在此迟滞下来，人们希望在逼仄的空间里能有一个精神出口。

6月2日，在麻将响起时，我在五巷遇到了一位老乡。她穿一件蓝领子的土灰色外套，黑色七分裤，一双白色平底运动鞋。“我负责从五巷扫到十巷，每天要倒二十多桶，累死了！”老乡说完哈哈大笑，看起来她并非抱怨，只是自嘲一下舒缓疲倦。一只铁皮撮斗，一把塑料扫把，见到垃圾就是一扫一装。她还随手拎着一个废弃的棉被包装袋，装了几只易拉罐、矿泉水瓶和可乐瓶。

从她的口音，我推测她来自湖南永州。果不其然，她说她来自道县柑子园镇。柑子园镇离县城有六十多里。道县是一个面积颇大的山区，境内多是盘山公路，山上有不少瑶族，经济相对落后。1999年我毕业那年去道县拜访一位大学同学，从县里到一个镇上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道县人给我的印象是好客重礼，有耕读传统。这个传统大概是受到了当地有名的人物——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影响。“文革”武斗时，这里发生过震惊全国的群体伤亡事件。1995年，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道县又竖起了一块稻作文化的旅游牌子。但是道县人均田地非常有限，七十三万人口耕种三十三万亩水田。由于靠近广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村连着一村，大批农民放弃了水稻耕作，涌向了珠三角工厂。它成了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县。

环卫工的上班时间很早。这位老乡每天凌晨三点半就要出门。她在湾厦新小区里打扫卫生，这里是她老公的地盘，每天中午她过来搭把手。她拿着扫把和铁皮撮斗，像公鸡低头啄食，一摇一晃，把垃圾扫入撮斗里。每有一处垃圾，就是一次摇晃。她的老公拖着一只带轮的垃圾桶经过这条巷子，停下脚步和我聊了几句。他叫许作兴，六十一岁，一身灰色工衣，在太阳底下蹙着眉头，留了一个贴着头皮的平头。老许在这里住了十六年。他正忙着收集村里的垃圾桶。每天下午一点，老许要抓紧时间把旧村里十几桶垃圾送到渔村路上，那里有个垃圾收集点，每天此时有一辆环卫车运走这些垃圾。老许匆忙离开了，我回过头来跟上他的老婆。她转到了另一条巷子，捡了一个矿泉水瓶丢进那个棉被包装袋。

老许是家庭中第一个来到湾厦的人，妻子紧随其后，然后亲友们一个个步其后尘。这些人以打零工为主，装修，搬家，通下水道，什么都干。后来老许不再搬家，干起了环卫工。2004年，老许的日薪是五十元，现在每月底薪提到了二千零五十元。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目前没有结婚。二十多岁的儿子已经成家，在附近做安保工作。老许妻子在老家带了两年孙子，又回到湾厦做清洁。她说：“儿子抽烟打牌，那点工资连自己也保不到，我们还要供他吃供他住，每个月他还存不到钱。”

有的楼缝宽度仅够一个人侧身进去。老乡提着扫把撮斗，撇身钻进了这种窄缝，打扫其中的塑料袋和纸片。我也侧身而入紧跟她的步伐。

“这种地方也要打扫？”

“每个角落都要扫的。”

老乡在一条巷子里拾起一堆纸皮，走了二十余米，打开一楼一间屋子虚掩的防盗铁门，把纸皮抱进去。屋里没有光，又暗又窄，看起来像一个垃圾房。老乡空手出来。我在门口问：“你跟别人很熟，放在这里的吧。”

“这里离得近。”

“这是别人的家？”

“嗯，别人的。”

我明白这就是老乡的家。她在城市生活多年，知道如何应付陌生人。戒备心是必要的。随着全家人在深圳生活多年，他们对故乡不再眷恋，即便春节也难得返乡。老家离这里只有六七个小时车程，春运时大巴票价涨到二百多元。为了省钱，老许一家有好些年没有回家了。我说：“一家人在这里很方便。”她拉长苦涩的腔调说：“方便，但没有钱，没有用。他们（儿子儿媳）还打麻将，又不能说，一说就吵架。”

我紧跟不舍，她的回答越来越勉强。她拐进了另一条楼缝——打算甩掉我这个尾巴。这是条更窄的缝，不是普通巷道，里面积了一摊恶臭的污水，中间卧了一条自来水管，水管上黏着黑色污泥。她踩着水管钻进去。我一手撑着墙壁，也踩着水管慢慢挪步过去。聊天变得有一搭没一搭。她在一个搓麻将的便利店外遇到一位救星。这是一位黝黑的中年男子，穿一件棕色半袖工衣，看起来也是个清洁工。他有一头茂盛的黑发，小眼睛，脸颊上有块疤，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黏住了头发。这位男子背着双手听老乡嘀咕了一番。他们好像在说一种连我也不懂的方言。老乡说完就走了。

男子转身问我：“有什么事啊？”

我说自己是永州的，碰到老乡随便聊聊。

“永州的？”男子转用永州方言对我说，“老乡呢。”

“你也是道县的啊？”我也改用了永州方言。

“我们都是道县的。”

“你们这个片区都是道县的？”

“有什么事呢？”

我犹豫了一下，反省到自己热情过度，造成了误会。我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我是写东西的，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她不喜欢说话。”

“我主要是了解你们这一行的艰辛，写写东西。”

“她跟我说，以为你是什么坏人呢，”男子笑了笑，“男人呢，好说一点。她不喜欢说。”

“你是她亲戚吧？”

“不是。我们是老乡。”

他们来自湖南道县同一个村。这位男子也姓许，今年五十六岁，在这里干了十七年。这位疤脸老许说，在老家，一人只有六分田，维持生活都有些勉为其难。村里的人都出来打工，早就把田撂荒了。现在水渠坏了，抽不上水，村里也没人去管。如今湾厦村成了他的第二个故乡。一大批老乡在这里干活。“我们在外面打散工，没买社保。”

“做了十多年也没买社保？”

“我们是做装修，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到哪里买社保！我老婆在这个旧村打扫卫生，我是帮一下忙。”疤脸转身走了。

我来到渔村路的小广场上。许作兴敞着工衣，满头大汗，正在把十余个垃圾桶归拢到一辆环卫车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女清洁工也拖着垃圾桶，从渔村路对面过来。路面依次摆放了二十多桶。我跟老许打招呼。老许不耐烦地说，你是搞什么事啊！我不好意思地解释一遍。老许指着车上的司机说：“你去采访他，他了解情况。”

这辆五十铃的车门上标着“鹏创物流”字样。司机从驾驶室跳下来，右手套上橙色橡胶手套，爬上车厢取下操作柄，摁着按钮降下装卸尾板，然后把四个垃圾桶拖上尾板，又升起尾板，把垃圾桶推进车厢。如此反复，一桶桶垃圾被推进车厢。许作兴负责收集，司机负责装车。司机抹着脸上的汗，黑T恤后背被汗水浸透了。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那位女清洁工拖垃圾桶走过来，不时看看我，和老许用方言聊了起来。她问老许：“这位是做什么的？当官的啊？”我端详这位女清洁工，高颧骨，凹眼窝，她看起来比老许年轻多了。估计是天气太热，火气上冲，她的嘴角冒出了一颗火红的痘疮。她把我误认为是环卫公司的管理人员，因为上面有时派人来检查工作，发现打扫不到位的地方就要拍照罚款。

“我是老乡。”我笑道。

这位老乡叫李盛军，说话干脆有力，跟我热情地唠叨起来。她来自永州宁远，如今嫁到了道县柑子园镇三海洞村——两地紧邻不远。李大姐老公和许作兴是同一个曾祖。堂哥许作兴读过高中，心气高，九十年代在老家做村支书，他的岳父又是副支书。村里太穷，没有抓钱的门路。1998年堂哥辞了村支书奔向深圳。李大姐与堂兄堂嫂不同，有一种自来熟的性格。她是由另一位做清洁工的堂嫂——她们的丈夫同一个祖父——介绍到这里来的。

四十来岁的李大姐盘着发髻，戴着一双白纱手套，套了一对黑紫色袖筒，灰色T恤外披一件橙色的环卫制服。这套制服是一件马甲，由反光的尼龙材料制成，背后写着“垃圾不落地，南山更美丽”。如果在宝安，则是“垃圾不落地，宝安更美丽”。如果在龙华，则是“龙华更美丽”。每个区的口号都是如此。这个口号源于东门步行街一次试验。2014年6月东门步行街减少垃圾桶，倡导大家“垃圾不落地”。据当时的媒体数据，活动实施后这条街日均垃圾清扫量从6吨下降至0.35吨。之后各大公园实行“减桶”计划，数量减半。于是政府部门提出了“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口号。2015年各区效仿。这个口号一直沿用到今天。

垃圾桶全部上车，车厢装得满满当当。鹏创物流的司机关上车厢门，升起尾板，跳上驾驶位，把车子开走了。老许转身消失在旧村的巷子里。我跟着李大姐来到渔村路对面的巷子。现在，李大姐成了我的最新访谈对象。她倒是非常乐意聊天。

我问李大姐：“你穿了工作服，他怎么没穿？”

李大姐告诉我，不穿工作服被上面抓到了要罚款五十元。“他来得早，去年就做这个事。我今年才来的。”李大姐的潜台词是，她是新人，不敢捡样学样。堂兄原来在旧村从事搬家工作。常言道，搬家不超过十次不算是深圳人。城中村催生了不少搬家游击队，常常是一家人组成一个搬家团队。稍有些资金的就买一台二手小货车，没钱的就踩着小三轮上门，如果路程远，他们就临时雇车。除了搬家，他们还接补漏、钻孔、打墙、通下水道的活儿。就像那个疤脸老许所说，哪里有活就到哪里。

李大姐两口子过去一直在工厂里上班。2004年他们从佛山来到深圳，在一家工厂打工，后来又辗转各地。去年年底，这里有个四川人辞工，堂嫂把她介绍进来。2017年2月在老家过完年，李大姐就进了这家环卫公司。李大姐负责渔村路南面的两排房子和湾厦牌坊两边人行道的卫生。

渔村路由东向西贯穿湾厦村，形成一段斜坡，路面铺了地砖。北面是旧村，南面是新楼。临街全是商铺，有几家超市、便利店、快餐店和理发店。超市为了省电，没开冷气，马路上阳光耀得刺眼，午后的热辐射充盈了整条街。收银员和治安员目光蔫萎，表情松弛，在各自的岗位上静坐。

李大姐拖着空的垃圾桶回到渔村路南面的巷子里，把垃圾桶放回原位。她抄起竹编大扫把，提着铁皮撮斗和一个印着可口可乐广告的购物袋，去打扫牌坊两边的人行道。她一天要打扫三次，早上四点一次，八点一次，下午一点一次。她尽量争取在下午两点前结束劳动，以便避开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刻。下午五点，她再到路边顺手捡一遍垃圾。至此，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地结束。每月收入二千八九。她比堂嫂的工资要高出八百元左右。堂嫂工资虽低，但打扫的是新小区，环境更干净，每月有四天休息。李大姐全年无休，天天上班，即便五一劳动节也在岗位上劳动。乱扔垃圾的人实在太多了，即便二十四小时打扫也无法保持路面干净。李大姐抱怨道：“你在前面扫，他就在后面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