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从来不是笑话

作家樊健军发表在《作品》杂志2023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马壳先生》是一篇精彩的力作，作者采用一种淳朴平和的叙事风格，以幽默沉健的笔法，把一位来自乡村、追寻诗意而最后身陷囹圄的主人公马壳的传奇人生呈现在读者面前，读后不禁令人扼腕长叹，而又久久不能忘怀。

作者塑造马壳这一人物形象是成功的，也是独具一格的。小说家以诗人般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对马壳的人生际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但在叙述中却能做到不带褒贬，完全由故事说话，由人物的命运说话，而笔下的人物形象却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有着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

故事的叙述有两条线，堂兄马壳与“我”为明线，青年诗人为暗线。这两条线时有交叉，忽明忽暗，使得整篇小说浑然一体而又脉络分明。明线开头是以马壳为主，“我”为辅；后来是以“我”为主，马壳为辅。“我”延续了马壳的理想，实现了马壳的愿望。这种看似滑稽的故事情节，其实是符合命运发展的深层逻辑。正如在村人的眼中，马壳是个笑话，但在“我”的眼里，那些把马壳当成笑话的人，才是笑话。

小说的开头带有浓郁的乡土味道，无比狂热地爱上诗歌的马壳突然退学，要当诗人，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辍学的马壳留在家乡水门村，办起了乡村图书馆，图书馆既成为小伙伴们的诗歌课堂，也成为村民们的娱乐中心。等到图书馆变成两间空荡荡的土屋之后，马壳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日没夜地写诗，仿佛与世隔绝。他写在练习本上的诗歌摞起来已是一堵墙，人也变得消瘦，脸色苍白，甚至还浮上了诗人的忧郁。但他还异想天开，希望带动村子里更多的青年人来读诗、写诗。

也许，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其中一点就是人会写诗，并且幻想着能成为诗人。马壳的偶像是一位脸上长有痦子的青年诗人，也即是马壳的语文老师的师弟。这位与马壳只有一面之缘，却令马壳朝思暮想、众里寻他的诗人，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悲剧人物。虽然这个人物始终没有现身过，而等到马壳千里迢迢、费尽周折找到时，这位真正的诗人已经自沉水底，确实让人唏嘘。

以马壳逃婚为界，之前与之后的情形大不相同。之前，马壳是村子里的孩子们羡慕和仰望的对象，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后来，马壳逃婚后不见踪影，“我”经过努力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文学成为“我”最好的伴侣，仿佛是“马壳在我的血管里施下的蛊，这时候便暗暗作祟”，由此，“我”追寻马壳播下的诗歌与文学之梦，不停地写稿投稿，从当教师到当记者，再到调进县文联工作，“我”对文学的执念始终如一。

而马壳的逃婚并不是真正的逃婚，而是去寻找留着长头发的青年诗人。当马壳知道了心中偶像的奇特诡谲的归宿后，黯然神伤，无法接受青年诗人命运的结局。马壳把青年诗人的故事告诉“我”时，甚至还朗诵起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而这首诗歌，马壳在村子里曾经无数次朗诵过。小说的这一细节非常重要，让马壳曲折的人生经历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从在耐热瓷钵厂当推销员，到后来开公司当老板，最后犯事身陷囹圄，这一路走来仿佛是生活欺骗了他，但何尝不是诗歌欺骗了他呢？

这种建立在阅读后所引发的思考，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审美意味。马壳来自乡下想当诗人而未果，最后却被命运捉弄，难道是喜欢诗歌的错吗？恰恰相反，当诗歌和文学真正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栖息地之后，他的灵魂就会获得一份安稳，一份平静，一份为之孜孜以求的奋斗动力。青年诗人、马壳和“我”，三者的命运为什么各不相同呢？关键是在追寻诗歌和文学的道路上，马壳放弃了理想，青年诗人放弃了生命，而“我”矢志不渝地拥抱诗歌和文学，并且以之为自己的职业，达到了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审美情怀是宽广而富有诗意的，作品中的人物虽然不多，但各自命运的挫折与内心的隐痛，都能在诗歌里找到的精神归宿。如果这篇小说能够在叙述中恰当地引用或插入马壳所写的一些诗歌，烘托情景，窥见主人公的心灵，同时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形成呼应，使得整篇小说更加饱满和圆润，可能效果更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小小的遗憾。

小说中的“我”与马壳虽是堂兄弟，却更像是朋友和诗友。小说的结尾带有喜剧色彩，“我”去探望马壳，问他是不是还写诗时，隔着铁栅栏的马壳呵呵笑了，“谁叫我是诗人呢”。这是神来之笔，仿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笑话，而这种笑话不知带着多少辛酸，包含着多少无奈，也暗藏着命运无穷的可能性。

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写那些黑白分明、结论清晰的事物，而是在于写生活的模糊区域和无穷可能性，在于描绘那种过去不能回答、今天不能回答、未来也未必能够解答的生存困境。”也许，命运从来不是笑话，但笑话大多是由命运写成。

责编：周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