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坊（散文）

如果不是老伍八十岁生日，我想，我可能忘记这个叫西山的村子了。淡忘一个地方，是因为淡忘了那个地方的人与事。其实很多人，我都淡忘了，正如很多人淡忘了我。这没什么不好。被淡忘的人，就是在记忆中被时间压迫而沉沉睡去的人，但会随时醒来。醒来的人，和原来那个人，有时不是一个人，甚至完全不一样。

一生的事情，谁看得清呢？如河床蜿蜒曲折，谁知道河水怎么流呢？一生很长，河水一样，怎么流也流不尽，管它怎么流——我们曾经都这样以为。我们还不知道，流水不复返，虽是流水，今天流的可不是昨天的水。

老伍是我第一年参加工作的老同事。他是个民办教师。我已将近二十年没去过西山了。戊戌年腊月，我接到廖长枫电话：“你在郑家坊吗？”我说，我在郑家坊待了一个多月了，哪儿也去不了。

“我去接你，今天是老伍八十岁生日，我们得去看看。我把潘维义也接上了。我们几个老同事好好聚聚。”

“老伍都八十了？时间是泼出去的水啊。”

“你想想你自己几岁了。时间饶恕过谁呀？”

冬雨疏疏，田野泛着淡青的草色。更为宽阔的色彩，映入眼际的是茅草黄。田埂上，河滩上，山边低矮的土丘上，瑟瑟茅草低垂起伏。灵山半明半暗。公路边的白杨树，已不见一片叶子，苍白细裂的树皮如时间的老脸。饶北河更远，苍天更近，雨飘忽。

老伍在门口迎接我们，穿着红色唐装，眼睛笑得像颗桂圆。他稀稀的头发全白了，脸颊往内塌。一个看起来约六十来岁的男人站在老伍身边，搓着厚厚黑黑的手，看着我。他的眼睛有一层灰白色的翳。我笑了一下，我感觉到自己的笑意僵硬在脸上。我觉得这个人很熟，但这张如同棕衣的脸和记忆中的人，对不上。

“春生，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呢？我都不敢认了。”廖长枫一只手抱住棕脸人肩膀，说，“中午，我们好好喝一杯。你怎么不去上饶走走呢？”

哦，是春生。我招呼了一声：“春生。”春生笑笑。他没有说话。他穿着洗白了的黄色劳动布夹克，脑门半秃，手握着廖长枫的手腕，往客厅里走。

聚会，自然是高兴热闹的。可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春生很少说话，也没喝酒。同事敬他酒，他站起来，手托着碗，说：“下午，我还要去山里做事，事在等着我呢。”

春生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没想过春生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把两个“春生”，放在一个“春生”身上。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把两个“春生”，放在一个“春生”身上。或许那个人，叫命运，也叫生活。一个“春生”叫前世，一个“春生”叫后世，两个“春生”在今世相遇了，重组、衍变，如古城河与饶北河交汇，浪头堆叠，苍苍茫茫，向南奔去。

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在郑坊乡偏远的西山中学教书。学校只有八个老师，其中五个是代课老师，三个公办老师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来。学校有三栋瓦屋，呈“品”字形，四间教室四间教师办公室四间老师宿舍，中间空地是小操场。我是住校老师之一。学校离村庄有半华里，四周都是坟茔，荒山上长了几十棵乌桕树，风吹起来，乌桕叶哗哗哗，让人觉得阴森森的。

放了学，我和另一个住校老师三金自己烧饭吃。三金是本村人，但他不愿回家，他参加工作时，已经二十九岁了——他读了六个高三。他有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妈，个子矮小，满头白发，眯眯眼，走路像一棵被风吹歪倒了的树。每两天，老人提一个竹篮，给三金送一次菜来，送白菜豆腐西红柿辣椒。老人站在校门前的台阶上，用手摇铁门，喊：“瘪嘴，瘪嘴。”

发工资了，廖长枫站在走廊上，喊：“郑老师来一下。”三金拉开窗户板，手上拿着眼镜，探出悬崖一样的头，说：“谁喊，什么事？”廖长枫说：“你个本科生，学校这几个人，谁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工资领最多，中午买两瓶酒来，大家一起加个餐。”

廖长枫是民办老师，教书也有五年了。他高中时学美术，高考两次落榜，便回到村里做了代课老师。他长得仪表堂堂，英俊魁梧，说话却温言雅语。他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杂货店里摆了两张康乐球桌。中午和傍晚，有几个女人去他家打康乐球。大热天，女人穿着低胸的连衣裙，拿起杆子，压在球桌边，一杆推过去，球嘣咚跳起来。女人说：“廖老师，球不听我的，你教教我捅球杆子。”廖长枫弯下身子，贴着女人后背，握住女人的手，瞄着球，杆子一推，球落了洞。女人侧过脸，说：“廖老师，你真厉害，杆子一捅，球进洞了。”

他有女朋友，谈了好几年了。女朋友在物资供销公司上班。他们一直没结婚，因为女方的父母强烈反对。他女朋友叫妙琴，皮肤雪白，清瘦高挑。物资供销公司并不忙，员工比较多，两个轮班，上半天玩半天。妙琴吃了中午饭，骑一辆轻便自行车，沿河而上，来学校玩。她是镇里比较时尚的女人，戴一顶扁檐草织太阳帽，穿红高跟的凉皮鞋，一身淡绿的裙子，长链包挂在自行车龙头上，在校门口，把车铃按得脆响。嘀铃铃，嘀铃铃，清脆短促。我们一听铃声，就知道她来了。

有一次，他们正在房间睡觉，被一个男人撞开了门。男人五十多岁，用肩膀撞门，咚——咚——咚，说：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装聋作哑，再不开门，我一把火烧了房子。男人气急败坏，说话声量很大。我们正在上课，扔下粉笔，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廖长枫穿着短裤，打个赤膊，面红耳赤，站在门口，怒目，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他的身后站着头发蓬乱的妙琴。

男人操起一根扫把棍子，往廖长枫身上打。三金一把抱住了男人，说：“廖老师，你还不快跑啊？”廖长枫拉着妙琴往操场跑，跳下台阶，往村路上跑。男人骑上自行车追，边追边骂：“该死的妙琴吃了你的迷魂汤，神魂颠倒，你一个吃农业粮的代课老师，想我家的女儿，门都没有。”廖长枫眼见被男人追上，往田里跑，淌着黑黑的泥浆，站在秧田中央，说：“你有本事，把车骑到田里来呀。”妙琴披头散发，站在田埂上，哭：“天啊，为什么要我遭这样的罪啊？”

据老伍说，去年，妙琴爸爸还抓过一次他们同房。在物资供销公司宿舍，深夜了，妙琴爸爸堵在房门口，对门里的人喊：“你妈妈去派出所报警了，看你和教书匠往哪里跑。”

老伍矮墩墩，头发松针一样，四十六岁了还离婚，娶了一个三十二岁的无婚史女人，生了个儿子。女人长得撩骚有韵，青豆一样饱满。老伍喜欢喝酒和吹牛。他喝了酒，关上门，把脚架在办公桌上睡觉，头仰靠在靠背椅上，嘴巴张得像青蛙。

春生长我一岁，是学校体育老师，代课两年了。读高中时，他学田赛，高考落榜——文化分数太低了。他清瘦，骨架大，手粗而硬，像根茶树木棍。看起来，他像一架风车。

吃了晚饭，我骑一辆自行车在各个小村子转来转去，天天转也转不厌。学校在一个半腰的山上，像一座瞭望塔。站在“塔”上，南瓜叶形的盆地收进眼底。两条溪流从山的两侧湍流出来，包住了盆地，在洲口汇流，始称古城河，流四里地，在三宝地注入饶北河。盆地水田种两季稻子，冬种油菜。三月，油菜花从枝上一节一节爬上来，逆着雨线爬，暖阳出来，花苞炸开，田野一片金油色。溪流两边是茂密的香樟树和洋槐树，远远望去，如一叶叶升起来的蓝色船帆。小村子隐藏在树林里。小村子一般只有三五十户人烟，矮瓦屋和石巷构成南方记忆。云朵拖着古城山奔跑。

晚上村里没路灯，乌黑黑。学校像一座孤零零的寺庙。天慢慢暗下来。云霞随着夕阳坠落而变色，红彤彤变为草木灰一样的灰蓝色，夕阳完全沉入山梁背后的深海，云开始慢慢变得灰黑，天光透明如薄翳如水银。鸟雀叽叽喳喳，返回树林。这个时候，乌鸦会惊叫起来，呜呀呜呀，叫得我心惊肉跳。夜一下子凉下来。夜风夹裹着初秋的稻香，送来溪流的谣曲。晚上，我很少出去玩，村子与学校有两棵大樟树和十几个大坟茔。樟树上，有夜鹰筑巢。夜鹰在黑夜会发出“咯啊！咯啊！”剧烈的叫声，我一个人走在树下，会惊骇。那种叫声，像死亡来临前的痛苦惨叫。大坟茔，也是我害怕的——村里有很多人说，坟茔的窟窿里，有一条腰粗的蟒蛇，在月光下，蛇鳞绿绿发光。去附近的村子玩，我一般在下午，徒步，穿过田野，沿溪边而下，在村里瞎转。

从来没有忘记：风吹得稻叶扑簌簌地响，千百只黄蜻蜓在眼前飞舞。田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山梁在溪边的树梢上，矮下去。圈椅一样的半环形山，一座堆一座，堆出一个尖帽形。山鹰顺势架着山风，在盆地上空，一圈圈盘旋。

有时，也去同事春生家坐坐。他家离学校有五里多路，在峡谷电站的大坝上游。峡谷狭长，茂密的油茶林缀满了白花。小村叫涧水坑。春生家，是我们聚餐最多的地方。所谓聚餐，就是我们带一壶土烧去，春生妈妈烧一桌子土菜，我们胡吹瞎聊，直至月亮上山。

第二年春，乡政府组建联防队，春生被招了去，做联防队长。联防队在乡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有十来个队员，负责乡里治安、征缴杂费。联防队长没有手面功夫可不行。

上了三个来月的班，春生来学校，邀请大家去联防队做客，吃一餐。他骑一辆崭新的铃木摩托车，呜呜呜，在操场转圈。廖长枫摸着银亮的车把，说：当了联防队长就是不一样，日本坐骑当了毛驴，我们教一辈子书，也买不起啊。

“叫上兄弟们去镇上，喝一杯。我可以签单，哪家馆子店敢不给我签单啊。”他拍拍身上军绿色的衣服，说：“这身衣装怎么样啊？嗯。好，好，穿起来像豹子。”他的装束改变很大，以前剃毛碴碴的板寸头，现在是爆炸头;以前穿球鞋，现在穿大头黄牛皮鞋。他的摩托车上绕着一条铁链，他的腰上挂着一副手铐。衣服鞋子都是单位发的。

联防队有一辆四人坐的小货车，江铃产的，半旧，突突突，很适合跑乡村公路。车头可以坐人，车斗可以站人也可以装货。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看书，听到巷子里狗汪汪叫。先是一条狗叫，叫了没几声，七八条狗在叫。我妈妈有些慌了，说：是不是巷子有人出事了？我说，十点钟不到，可能是村里来了外人。巷子里的人早睡，十点钟也算是深夜了。我打开大门，走到巷子的桑树下，听见有人在派事，说：“三个人堵在后门，四个人堵在大门，小徐去敲门，有人开门了，大家直接冲进去。”狗还在叫，汪汪汪。派事的人又说：“年底，把这个村里的狗闹（闹：在方言中，此处作‘毒’）绝了去，叫得人心烦。”

已残月中天，巷子有些黑。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在急急地敲老庆家的门。屋里也没人应话。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我听出了说话人是谁，虽然声音很低，烟熏了咽喉的沙哑，略带清脆的干咳。派事的人是春生。

一个男人打开了后门，跑出来，被人按倒在地。两个人冲进了房子，其中一个人大喝一声：“你还想逃？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四个男人冲进屋里，直扑卧房。

“放过我，我还要养家糊口。”趴在地上的男人哀求，说，“放过我，放过我。”

“已经抓你八次了，你都逃了，我油费去了几百块，还让我放你。你天天聚众赌博，有没有想过别人养家糊口啊？”春生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联防队拔“钉子户”。

我还“参与”过一次。春生请我们几个老同事吃晚饭，乡政府临时通知他去南溪拔“钉子户”。春生说，跟我们一起拔脓疮吧，去的人有一包红塔山。他们把“钉子户”叫“脓疮”。三金、廖长枫和老伍几个人没喝尽兴，不走。春生向老板娘打招呼：“他们还要喝几杯，记我的账单，我先走一步。”我不喝酒。我说：“我跟你一去玩吧。”

南溪是饶北河边一个溪村，二十余户人家。进村要过河，无桥，只有一条石埠。村头有一户人家，可以看到过石埠的人，只要有三个以上陌生人进村，户主马上当当当打锣鼓。春生把江铃车停在河边树林里，带了七八个人进村，直接去了“脓疮”家里。“脓疮”叫帽绳，有一身蛮劲，因违建遭罚，罚款拖了一年多。帽绳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春生看看桌子，说：“你吃大碗米粉肉，老子吃糠渣，你三万六的罚款一分不交，你当政府是泥菩萨？今天，你交得起也得交，交不起也得交，我们没有柴火不下山。”

七八个联防队员围着帽绳。帽绳老婆抱着婴孩，身子缩在灶台边，呜呜哭起来。帽绳两个鼻涕大的女儿，也摇着妈妈的腿，呜呜哭起来。帽绳的老父亲跪在门槛下的台阶上，仰头望天，叫：“我们造了什么孽啊，老天。”帽绳说：“本乡本土的，政策也知道，前年盖了房，债不但没还上，今年又生了孩子，缓一缓，我也是和你打个商量，先吃了饭再说，来来来，你们一起坐上桌，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