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下（短篇小说）

早上九点半，她从六楼阳台上掉下来，手上还拿着做卫生的抹布，她落下来的地方距离四岁男童夏星星二十公分，距离另一侧私家车三十公分。夏星星一直啼哭不止，他奶奶抱着他，拍打他的后背和肩头，他把脑袋埋在奶奶怀里，脑袋扎得很紧很深，仿佛想回到奶奶身体里面去。

夏星星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地，潜意识里，他有时候错把奶奶当成母亲。他没有停止啼哭，每过一会儿又把头抬起来，望向那里，望向她落地的那个地方，然后更大声地哭，并再一次把头扎进奶奶怀里。奶奶本应该抱着他离开，回家去，可是因为不懂心理安抚，不懂心理创伤，以为小孩子哭一会就没事了。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奶奶奇怪，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能掉下来了呢。

楼下每天都坐着一些人，分别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和下午三点到五点两个时间段，他们坐在楼下喝茶、闲聊。夏天乘凉，冬天除了下雪，也多半会捂着暖水袋坐着。都是些退休的人，平时又不上班，坐着的小板凳小马扎就放在沈老师车库里。这个小区的车库都在一楼下面，不到一层楼那么高，也不止半层楼高，一个单元两户人家，共有四个车库。挨着沈老师的车库，有个叫熊婆婆的老太太住着另一间车库。那边，单元对面，隔着楼梯，肖婆婆也住着车库。熊婆婆是跟着她儿子的，儿子在五楼，她就住着儿子的车库。这是个旧小区，最高层也只有六楼，没装电梯，熊婆婆年岁大，上楼困难，所以儿子就让她住在车库了。肖婆婆也一样，不同的是她没儿子，她是跟着女儿的。

沈老师住在三楼，楼下的车库里没住人，只堆放些杂物，他很热情，照例每天张罗着给大家烧茶水。

谁家里来了快递，若是刚好没人在家，便吩咐送快递的放在熊婆婆或肖婆婆家，她们倒是从不拒绝，车库里于是总放着来历不明的快递包裹。

车库门前有片空地，也是走道，楼与楼之间有花坛，种了树，还有灌木，算是小区里的绿化带。从车库门口到绿化带，大约有三到四米远，此处空气对流，在夏天有时能形成凉爽的穿堂风，冬天呢，也能晒晒太阳。楼上的人们没事就都坐在这里，休息，闲聊，耍嘴皮子消磨时间。

老头们坐着喝茶抽烟，茶叶泡在玻璃杯里，有时候相互比较一下茶叶优劣，看汤色是不是好看，叶片是不是芽尖。所谈话题无所不包，有本地八卦，也有国际形势分析，各种阴谋论大揭秘，比如朝鲜伊朗以色列美国俄罗斯及阿富汗局势，可说的事情很多。老罗是普京的铁杆粉丝。老徐崇拜金正恩。老朱对塔利班总有话可说。老李十分关注克里米亚。老古相对话少，很少插嘴，不知道在倾听还是在思考。老乔热衷于讨论宗教。大家事实上不过是在各说各话，很难有共识，因此老头们有时候也会很激烈地抬杠。沈老师戴着眼镜，几乎不就具体问题表态，特别是在老头们争执起来时，沈老师擅长微笑，擅长左右逢源敲边鼓，东补一句西补一句，很巧妙就化干戈为玉帛了。他是个补台的人，这倒不是因为油滑，说实话，在他看来，聊天嘛，不就是图个嘴巴快活，犯不着彼此伤了和气。

男人聊男人的，女人们上午把买回来的菜择一下，下午做些针线活，她们有她们自己的话题。偶尔老头和老太太也会扯上同一个话题，这种时候其实也很多，共同的话题一般都涉及小区里的人和事。

小区濒临府河，是二十多年前由福建商人开发的，不老，也不新，一共建了三十二栋房子，沈老师他们这栋房子是第十一栋。

他们每天都在下面闲聊，互通信息，互通情报，对他们而言，差不多这个小区每家每户都没有秘密。谁家里夜里拌嘴了，谁家里有纠纷，谁谁谁有什么社会关系，哪一家添人进口了，谁升迁谁倒霉，哪一家谁生病了，谁将不久于人世，他们都一清二楚。没有谁有意窥视什么，也没有谁在有意打探什么，但是水滴石穿，日积月累，经不起天天交换信息，换句话说，天天在一起嚼舌头根子，就那么些邻居，谁家里那点底细还不被翻个底朝天。

沈老师是退休教师，在乡下教了一辈子书，然后在县城退休。老伴姓郭叫郭师傅，从商业局下属的百货公司退休，退休金虽微薄，但他们的儿子在天津做服装生意，可以经常寄钱回来。郭师傅是我们县里的抗癌明星，十五年前她的肺癌就到了中晚期，至今还活着。她是个奇迹，她当时开始吃的那种抗癌药，制药厂跟她有个约定，规定她每存活一年，药价就按比例往下降多少，降到如今，她已经免费吃了几年的药了。她很自豪，也很感激制药厂，每过三个月，制药厂就会按时把她需要的药邮寄过来。制药厂宣传产品，总是拿郭师傅当正面典型。但是郭师傅胖，她不爱运动，就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楼下，永远对人笑眯眯的。沈老师倒是长得瘦，又瘦又高，热心快肠，还在业主委员会任了个职，他陪着郭师傅，见人就请人坐，反正方便，他早在车库里烧好了茶水。

楼下坐着的这些人，就是这样慢慢形成了一个圈子，如此说来，沈老师和郭师傅便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或者就是这个圈子的发起人，怎么说都不为过，两个人在我们眼里都是和和气气的，人品也好。

老罗是国企退休职工，腰板挺直，爱喝点小酒，脸总是红的。他老伴叫老辛，跟他是同事，年轻时肯定长得漂亮，老了老了身材也没走样，性格又阳光又开朗，笑声和讲话的声音都很嘹亮，她跳广场舞，据说在太白广场老年舞蹈队中，她是最引人注目的老太太。

熊婆婆独身，肖婆婆也独身，她们的老伴可能已经不在了。

老徐是老中医，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公安局的缉毒大队长。

老古在乡下老家开了家超市，由着老伴和子女经营。还有个将近百岁的长寿母亲，跟着他住在城里，他跟老母亲斗智斗勇，每每对她的淘气叫苦不迭。

老朱叫朱正宽，从皮匠街街道办事处退休，老伴在河滨公园练太极。老李叫李义信，从海棠镇政府办公室退休。两人都是退休公务员，他们的名字都是自己主动说出来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还有老乔，年轻时在街上拖板车。

这些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虽然杂乱地坐着，但秩序还是有的，边界也还是有的。却又很开放，路过的人也会在这儿站一会，其他楼栋的人也有过来坐坐的，大家都很友好。

夏星星的奶奶住在十三栋，一个人带着星星，星星的父母在江苏，他喜欢到十一栋这儿来玩，沈老师有糖给他吃，其他人也爱逗他，他站在中间，一会儿走向这个老爷爷，一会儿又走向那个老奶奶。可是自从看到做卫生的那个女人掉落在身旁，他连着四天哭个不停，夜里睡着了还在呜咽，有时哭醒来，便扯起嗓子更大声地哭。

他奶奶从第二天开始，以土法子为他叫魂。她用白石灰在星星额上点了个圆点，傍晚时分，揪着他的耳朵在小区里来回走着，大声叫着，“星星回来呵，星星回来呵。”她的叫声和孩子的哭声混杂着，在小区上空回响。

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老徐配了服中草药，让夏星星的奶奶煎给星星喝。

郭师傅把夏星星的奶奶拉到一边，关切地问她告诉了江苏的儿子媳妇没有，孩子这样哭下去恐怕很麻烦。她回答说告诉了，他们都没时间回来。郭师傅说当爹的没时间回来，当妈的也没时间吗？郭师傅知道两人离婚了，这个消息她暂时还没有传播出去，可是星星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就算离婚了，也不能不管呵。夏星星的奶奶搂着孙子，忍着眼泪没落下来，她带着哭腔说，我又哪管得了他们！

好在夏星星从第五天早上就不再哭了，他饭量变得很大，餐餐吃很多东西，吃零食，还老叫饿，一张嘴就嚷嚷着说饿了。不光他奶奶，大家都备着饼干蛋糕水果什么的，只要星星说饿了，都忙不迭塞给他。

老李担心地说，“孩子这么狂吃会不会出问题呵？”

老朱也说，“好像是有点不对劲。”

老罗反驳说，“能吃有什么不好，我就爱吃。”

老徐揪了揪胡子，“只要能消化，就无大碍，边吃边看吧。”

我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住在四楼，成天在家里闭门不出，写些自生自灭的小说，我所写的书，注定都是消失之书，我对此心知肚明。有天我下楼，遇到住在三楼的女人，她刚下班回来，同情地望着我说，“不要老待在家里了，一个大男人，好歹还是找些事做。我在保险公司，虽不管事，但还能跟领导说得上话，你要愿意，我可以帮你说说，先到我们公司做段时间保险吧。”

我惊慌失措地往下跑，嘴上说着，“谢谢，或许，以后再去。”

她的善良和慈悲令我羞愧，单靠写作，我真还养活不了自己。素不交往的邻居，居然如此关心我，为我的生活操心，岂不令我肃然起敬。

他们闲坐聊天的地方，就在我书房的窗口下面，即使我不下去，没和他们坐在一起，也能断断续续听到说话声，除非他们刻意压低嗓音，否则我都能听出个大概。

老罗和辛大姐（我们后来都叫她辛大姐不叫辛师傅）年轻时应该很般配，男子俊美，女子漂亮，走在一起很能惹人注目，到了暮年，一举手一投足，还能看到过去的味道。这个小区刚刚建成的时候，他们就搬来住了，住在我们这个单元的一楼。两人所在的国企，在县里很有名，可以说是当年全县最大的工厂，厂里还办了自己的报纸。一家工厂能办报纸，那是很厉害的，能在那里上班的人，自然很骄傲。那家国企在城东，有职工住宅楼，如果不愿住职工楼，还可以就在附近购买商品房，开发商在城东也开发了很多房子。但是老罗辛大姐没住在城东，却选择在这里买房子，作为他们退休后的居住地。二十多年来，他们好像从没和从前的工友来往过，至少一次也没见到他们过去的同事来访。这算是离群索居吗，或者算是隐居吗？我有时会想，他们是不是在刻意逃避过去？如果是，他们为什么要逃避？可是呢，似乎也说不上。但老夫妻很和睦，差不多是这里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女儿和女婿，经常带着外孙，从武汉过来看望他们。

就在昨天，也就是六楼出事的头一天，老罗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脾气。大家印象深刻，事情虽不大，但事情的性质却让人大跌眼镜。

起因是辛大姐做主买了张新沙发，本来家里有张旧沙发，她以旧换新，淘汰旧的，再加些钱又买了新的。先买了这种沙发的人是沈老师，沈老师的老伴郭师傅说，新沙发坐着又软又舒服，还便宜，花不了几个钱，辛大姐专门去看过，也动心了。她跟老罗商量，老罗坚决不同意，他的意思是我们还能活几年，旧沙发又不是不能坐，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辛大姐以为，尽管他口头上不同意，但只要买回来，估计也只能默认。以前也有过这种事，也是这么处理的，她还加了双保险，把娘家弟弟和侄女叫过来吃饭，安排老罗陪他们打麻将。下午四点多钟，新沙发送来了，就算老罗真不高兴，也应该会忍着吧，这种时候发作，要多不成体统就有多不成体统。

没想到的是，老罗偏偏就发作了，他摔掉手上的麻将牌，一扭身跑到外面来坐着，坐在他经常坐的那个位置上，嘴上还骂骂咧咧，“叫你不买你要买，旧沙发不能坐吗？看你还能活几年，等我死了你还活着，你一个人老活着，活成个老妖精。”

大家都劝他，已经买了就算了，又不是多大个事。辛大姐自始至终没回嘴，张罗着送货人赶紧把新沙发装好，把旧沙发拖走。老罗也有一阵没吱声，这事好像过去了，可事实却是他还在酝酿情绪，他此时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沉默，他还有更厉害更戳人心的话要说。

老罗突然喊叫着大声说，“你心里就没点数吗，心里没数吗？凡是你做主的事能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好结果，不是你做主，我们的儿子能没了吗？我说不能那样你偏要那样，我们的儿子好好地活到了十八岁，说没就没了，你心里就没点数吗？你不记得吗？”老罗嗓门大，这些话是喊叫着说出来的，声音却越说越小，最后那句“你不记得吗”，听着就像是耳语。

他的脸像刷上了石灰，所有人都惊呆了，没一个人再开口劝他。

送货人已经走了，辛大姐在扫地，她踉跄了好几下，差点摔倒在地。还是她娘家侄女把老罗拉进去了，她对大家说，“我叔叔中午喝多了。”

老罗没再说话，辛大姐也没跟他吵架，吃过晚餐，她又照旧到太白广场跳舞去了。

没有人议论老罗的家事，大家都在一起，要说什么也没机会说。

但是在背后，各自在自己家里，免不了还是会叹息。

沈老师就说，“谁能想到，在那么和睦的家庭里，还有那样痛苦的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