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土

一

高铁站出口，出租车和黑的士挤成一团，司机们竞相冲着出站的人群招喊。我站在台阶上，打眼一看，停车场里打双闪的车子至少有七八辆，不知道哪辆才是刘赐的车。

“海东人民欢迎您！”——对面宣传架上的红色字迹倒是清晰，又大又亮，用十几盏斜灯探照着，如乡下露天电影通体发亮的银幕。

好不容易，摆脱了几拨拉客仔的纠缠，最后才在出口处一家卖粿条汤的铺头前，对上了车牌号码。刘赐开的是一辆丰田卡罗拉，看起来有一定年头了，车窗玻璃竟然还加装了布帘子，使之看起来更像一部“老爷车”。这让我一下子有些迟疑，迟疑不是嫌车子土，而是突然觉得大老远回来找这么一位老同学，是不是有点欠考虑了。

刘赐嘴里咬着烟，正手忙脚乱地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尾厢里，里面堆的东西显然有点多，他挪了好几下位置，才终于把车后盖合上。

“大导演，欢迎莅临小海东。”上了车，刘赐这才笑呵呵地说道，他至少没把“莅临”说成“位临”。因为被真诚地称呼为“大导演”，我的脸突然火辣辣起来，幸好是在夜里，旁人看不出我的窘迫。刘赐见我没说话，只是呵呵笑着，车子七拐八拐，很快就出了高铁站，驶上了大道。

从深圳回来之前，我把所有认识的家乡人都捋了一遍。这些年，参与拍了几部网剧，其实都是豆瓣评分低得离谱的大烂片，却并不妨碍不少同乡纷纷联系上我，加了微信，其中就有老同学刘赐。刘赐的朋友圈整天咋咋呼呼的，乱七八糟一天要整十几条。我多少有些瞧不上，因而他的朋友圈我从来没点过赞。刘赐却丝毫不计较，只要我一发朋友圈，他一条不落，点赞加评论，秒赞，秒评，几年来从未间断。

在微信里，我先把回海东的意图跟刘赐说了。我选择用文字的方式，字斟句酌的，生怕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刘赐立马回了一段近六十秒的语音，啰里吧嗦，先是说了一通奉承的话，最后几秒才说：“没问题，需要我跑腿引见的，你尽管说，海东哪个角落我都熟，再说了，这地方也就浪巴一样大……”

副驾驶座上的杂物硌得我很不舒服，显然这儿平时不是预备给人坐的。除了屁股能沾点位置，我的双脚一时也不知道往哪放，脚踏处同样堆放着东西，我不好意思把脚搁上去，只能半屈着双腿，像是蹲在座位上大号。

“都是些工具，平时就靠它们下乡，有时也跑山内。”刘赐似乎看出我的不适，他转而又说，“你看起来一点没变，除了……我看样子比你要老十岁吧。”说完他哈哈大笑，他欲言又止的应该是我扎起来的辫子——真要说像个导演，我这一身行头确实不落伍。

不过，身边这个男人的变化是有些大，我们至少有二十年没见了，如若是路上遇见，怕是完全认不出来了。然而既然确认了，倒是在举手投足间，说话的语气里，渐渐地便和记忆里那些已然杳远的碎片对应上了。

“你也没多大变化。”我的客套话显得很假，说后脸更热了一些。

二

估摸半个小时的样子，车子就开进了海东城。夜里的小城亮晶晶的，像是乡下儿童刚穿上崭新的内置发光二极管的旱冰鞋，河道两边的建筑物都镶了灯带，使之看起来有了过年的气氛，虽然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车窗内，隔着一层撩起的格子布帘，螺河两岸高高矮矮的楼房被灯带勾勒得轮廓分明、璀璨耀眼，就连底下的河水也波光粼粼。

对我而言，海东不仅是一个县城，一个突然明亮起来的县城那么简单。海东是我少年时期一段难忘的记忆，可以说，那段记忆是唯一顽固地还残留在我脑海里的有光亮的东西。二十年前，我搭乘中巴来县城参加中考，就住在螺河边的金鸡宾馆，那年我十七岁。别看都十七岁了，乡下人在那个年纪其实还像个小孩，傻乎乎的，没见过世面，对陌生的事物缺乏认知。我到现在还不太确定金鸡宾馆大致在河岸的哪个位置，只记得就在河边，不是北堤就是南堤，宾馆院子里有三五棵高大的木棉树，考试那会木棉花基本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和几朵尚存的卡在枝头的已经风干成暗褐色的枯花。而我就像那枝头上的枯花——同学们要么是父母开车接送，要么几人一起包车，唯有我是独自一人搭乘中巴来的县城。我记得考试那几天还下雨，螺河上的水浮莲绿油油的，我们沿着河堤走一段路，就到达考场了，也不记得学校的名字，只知道在河边，校园里同样长着几棵高大的木棉树——似乎那时的县城到处都是木棉树。

眼前所见的河堤却都是密密匝匝的榄仁树，像是一顶顶厚实的雨伞，擎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倘若是突然空降此地，我大概会误以为这儿就是深圳的某个城中村，至少，在我租住的西乡麻布村里，有些场景看起来就和海东城相差无几。当然，整体的气质还是不一样，县城作为一个浓缩的整体，无论是楼体、街道、广告牌，乃至铺面的装饰，相比城中村，多了一些“独挡一面”的粗俗气质。

刘赐的车正沿着河堤西行，如果没猜错，正是当年我出了宾馆步行去考场的方向。

对于县城的夜景，这些年来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主要是来的次数太少，五根手指头就足够数清楚。不过相比于大城市，县城的夜晚却对我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诱惑，甚至在到来之前，我躺在深圳的出租屋里，侧着身子就能望见对街洗脚城的霓虹灯，心里却把它替换成海东城的夜景。在县城过夜，虽说不是第一次，二十年前那个夜晚，似乎又是不存在的，仿佛那时的县城只有白天，我记得跟随几个镇上的同学出了宾馆，去过一趟街角的药店，从时间上看，那绝对是晚上，因为街道上已经行人寥寥，地上到处是随风翻飞的干木棉花——同学们每人买了一小包西洋参，说是考试时泡水喝，可以提神。我第一次听说那玩意，一伙人中，只有我没买，心里自然不信那个邪，主要也是兜里没钱。

见我没说话，刘赐随手摸了支烟点上，对我说：“大导演多少年没回过海东城了？”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某种意义上，海东城并不算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海边村落。海东城对我而言，仍和少年时期一样，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异乡”。

“二十年该有了吧。”我应付着，突然正起身子，眼睛特意朝着车窗外逡巡，问道，“对了，这河边是不是有一家金鸡宾馆？以前我来这里参加中考，住过。”

如果金鸡宾馆还在的话，应该也不会叫金鸡宾馆了，这个名字很不符合现在流行起来的小城审美，至少也应该改成凤凰酒店什么的。如果可以，我倒想再次住进去，也没什么目的，就是怀旧，或者说心底还有一股未曾被生活磨灭的文艺意气。

“金鸡宾馆？”刘赐念叨片刻，“没印象啊，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没听说过河边有什么金鸡宾馆，你大概是记错了吧。”

刘赐的话毋容置疑，不过我也不死心，继续说，宾馆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木棉树。

刘赐说：“要说木棉树，老区政府的院子是有几棵，区政府搬去开发区后，木棉树就被砍掉了。”

我也糊涂了，是不是真的记错了？或者说，那家宾馆并不叫金鸡宾馆，是其他的什么谐音，比如锦集宾馆之类？然而我的记忆不可能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即便什么都记不清楚了，“金鸡”两个字却是可以确定的，我亲眼见过宾馆的招牌，掩掖在木棉树的枝丫里，像是一帧特定的画面，在某个瞬间，在记忆的长河中很突兀地呈现出来，如被特意保存的字条，白纸黑字，无须辩驳。

“大导演请放心，来海东就听我的安排，我带你去全城最好的酒店，早上起来，可以望见乌坎码头的渔船出港。”

车子继续沿着河堤西行，行人和电瓶车逐渐多了起来，都把机动车道给占领了。很显然，我们已进入县城最热闹的地段，从车里往外看，任何热闹的夜景似乎到哪都一样，乌泱乌泱的，可是又哪跟哪都不一样。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到处跑、到处看的原因。

外面是类似“小吃一条街”之类的街市，各种小吃摊子，其中最显眼的便是“五果汤”，是海东人最喜欢吃的甜食宵夜，夏天做成冷饮，冬天做成热汤，多少年吃不厌。我突然很想下车，去吃一瓯热气腾腾的五果汤。

三

刘赐把我拉到万国酒店，说是全城最大的了，我看这名号确实挺大的，那个若有若无的金鸡宾馆，肯定比不上。在前台登记时，刘赐抢着要付钱，被我拦住了。我说，公司可以报销，别客气。刘赐愣了一会，没明白我的意思，看样子他是真的要负责我在海东城的一切费用——海东人就这副德行，无论有钱没钱，朋友来了，面子得给足。我解释说，这次来海东，算是公务，是出差来的。刘赐哦哦几声，拎着刚在街市打包的两份五果汤，讪笑着退到一边。没能帮我付钱，他似乎有些没面子。

我拿了房卡，走近电梯，回头却看见刘赐朝大厅的沙发走去。他的腿脚明显有些跛，像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我来不及细想，只是感觉讶异。

“我在下面等你。”他大声说，厅堂里响起回音。

电梯里就我一个人，加上我那笨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的几乎都是摄影器材。楼层里也静悄悄的，除了服务员，没遇见其他旅客。说实话，这让我有些沮丧，像是全城唯一一个需要住酒店的外乡人。我急忙找到房间，放好旅行箱，脱了外套，转身就关门下楼。在电梯里，有那么一会时间，我迅速调整好心情，自觉在脸部制造出愉悦又自信的表情。在此之前，我确实没表现好，至少让老同学有那么一些失望了。电梯叮的一声在首层打开时，我张开笑脸，像是第一次出门会见来客。

我得重新捋一捋我所要会见的“来客”，以及我们之间的渊源。

确实，高中过后，我们就断了联系。我们曾是最为要好的同桌，我还去过他家，第一次坐电梯，晕乎乎的，具体事情不太记得了，事先也知道他父亲在政府部门上班，看起来很严肃，当天却为我们做了牛肉粿条汤，很好吃，至今念念不忘。我还记得刘赐管他爸叫大伯，听着很见外，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是我们这地方的陋习，孩子出生后去算命看八字，先生如果说这孩子命大，就会建议孩子管爸爸叫伯伯、叔叔，甚至叫阿丈什么的，否则会相克。不过，刘赐管父亲叫大伯却不是因为命大，具体原因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年刘赐并没有参加高考，似乎还没上高三就辍学了，在同学们眼里，是个突然消失的人。至于我呢，高考落榜后，和家人吵了一架，还差点寻了短见。这些年，除了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年，基本都在珠三角辗转，从文化公司到影视公司，跳的槽比我去过的地方还多。本来嘛，我连家人都没怎么联系，怎么可能会想起老同学呢？是刘赐几次三番，把我拉进同学会，还要我挂个副会长什么的。我婉拒了，一则是没时间，二则也是没兴趣，跟他们已经说不到一块去了。

——就像此刻，一个肥胖油腻的中年男人歪斜地坐在酒店大厅的褐色沙发上，土气的硬皮沙发和他一身俗气的装扮极为相称——如果不是有一层同学的关系，我们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

没一会工夫，刘赐已经在玻璃烟灰缸里掐灭了两个烟蒂，他的烟瘾真大，而且每次抽烟都会把烟蒂咬得稀巴烂，不像是抽烟，倒像是在吃烟。见我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下，刘赐忙把桌上的硬壳中华推给我。我不抽，或者说我只抽中南海，就摆手挡住了。一时之间，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之前也没在微信上聊过什么话题。我努力回想，读高中那会，我们都有过什么经历、聊过些什么——那时肯定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不会有找不着话题的苦恼。

“嘿，你是想拍部什么电影吗？”刘赐迟疑着问，他大概是怕问得外行。

“还没确定。”我把桌上其中一份五果汤打开，“有可能是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就像《舌尖上的中国》？嗨，那么海东的五果汤就可以上啰。”刘赐笑着，也打开眼前的泡沫桶。

“是的，可以考虑。”我拿起勺子搅了下汤水，其实不止“五果”，里面有桂圆、白果、莲子、薏米、百合、绿豆、银耳、姜薯，等等，估计有十几种。

“不过说实话，这类片子现在可多了，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什么海鲜啊早餐啊火锅啊，各种各样，看都看不过来。”

刘赐说的没错，这正是我们团队踟蹰的地方。这些年吧，我们灰头土脸，是拍了不少片子，不全是网剧，还有各种广告、专题片、短视频，说好听点是做影视，说不好听的，就是打影视的杂工。现在这年月，能忽悠到钱的项目越来越少，酒桌上喝个半死也不顶用，不是项目本身不好，而是老板们都学精了，看似票房一天几个亿往上涨，其实就是金字塔尖那一小撮人的狂欢，塔下撑起底座的人群，乌泱乌泱的，也就每天领几个盒饭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