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御史周琦说起

一个机缘，来到浙江永康园周村。园周村是由大园、山后周两个村合并而成，位于英山岭下，南溪江畔。南溪乃永康江支流，出钱塘江水系；英山属仙霞岭山脉，又称英周山，英即“花”也，山峰犹如莲花一瓣。村中又有“莲泉”一处，据传水涨莲升、水退莲降。村民喜种莲，村舍左右，多有莲塘，入夏，莲叶田田，莲荷尽放，色艳香清。故而在明代，此村名叫“水里莲花”。我们春四月来，莲叶尚幼嫩，紫褐的圆圆的在水面瞌睡。

村人传说着一个如莲般“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物——明代御史周琦。

御史府邸是新建，仿着明代七品官邸式样，三进屋宇院落，前有映湖，挨着莲泉、荷塘，再远些，是清澈曲折的南溪。“水里莲花”村历来是周姓族人居住。据传，明永乐十五年（1412），村人周富，其妻有孕，昼寝，梦见塘中莲花盛开，一朵硕大莲花上立着位神人，那神人飘飘摇摇自外而入，扑入她怀中，她就醒了，满室红光，莲香扑鼻，不多时，诞下一个婴孩，面庞如莲花，手脚似莲藕。这小孩儿就是周琦，字宗玉。

那周琦少有才学，也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却直到三十七岁才中进士。中进士后，即被举荐为监察御史。

都察院及监察御史是明洪武年间开始设置的监察官制。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各左右一共六人，与六部并行；分布全国的十五道监察御史，形式上属都察院，奏报却可不经都御史，直达皇帝，并与都御史互相纠察、监督。景泰五年（1454），周琦任北京道、湖广道监察御史，举荐者是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

明代监察御史选拔要求高，得进士出身，且须学识广博、清正廉明，为人通达，能准确判断是非。周琦一考上进士，即被于谦举荐为监察御史，这是对他人品、学问的信任。当然，于谦早已熟知周琦，少年周琦曾经由巡抚周忱推荐给于谦，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时，周琦捐产捐资制作盔甲贡献朝廷，颇具能力。

明代监察御史位卑，仅正七品，月供禄米七石半（明代一石粮米约为95公斤）。职位低，俸禄低。明代政治特点是：“以内制外”，皇帝信任身边人，内官外放，不断加强对外官的监控；“以下制上”，七品小官，易调动，易把控，能深入基层，为皇帝调查传递情报，而位高者擅专权，举止动静大，不易获得真实信息。但俸禄低，也易导致贪腐；职位卑，若假天子之名，行天子之权，也会导致权力的膨胀、滥用，失去监察功能，而朝廷对监察御史的回道考察往往敷衍了事，完全听凭皇帝或权臣的信任与否。

监察御史权重。御史皆由中央（皇帝）直接差遣任务，有内差、外差。内差包括两京刷卷（查档），巡视京营，监临乡试、会试及武举考试，巡视光禄寺、仓场、内库、皇城等；外差是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关、屯田等。其中，巡按最为重要，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沟通中央与地方，对地方实行垂直治理，好似一个“流动的朝廷”。巡按御史负责监察、考核地方官吏，举荐人才，查考复审案件、冤情，巡视军事、粮草、宗藩，等等。可以说，监察御史，就是皇帝的千里眼，顺风耳，为皇帝监控官员（包括监察官员自身）、收集地方情况，直接奏报皇帝。御史出巡，在察吏安民、兴利除弊、纠治贪滥、打击豪强、下情上达等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实践中，权力往往滥用，一些御史甚或作威作福，欺压地方官，或与地方势力同流合污，本为安民反成扰民，演变成新危害。明中叶后，三司及府州县地方权力愈加式微，巡抚、巡按御史、镇守（太监）、东西厂等权力愈加膨胀，其实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结果。

监察御史若知法犯法，处罚比一般官吏严厉。明廷地方官相对稳定，巡按御史则是“一年一代”，满一年即回朝述职，“无久交，不掣肘”，不让御史与地方势力勾结。但监察御史是七品小官，俸禄低，家道不富裕的，甚至无法维持应有的社交体面。所以，面对巨大权力财货诱惑时，明知处罚严厉，一些御史依旧收受贿赂、与地方官勾结，对异己严加查办，对同党留有余地。

话转回头。周琦任监察御史期间，分别被皇帝差遣巡按滇西、江西。两次皆破获大案，这也是“水里莲花”村民称道至今的政绩。

巡按滇西时，周琦查办了洱源县官员屡次侵吞官粮，却以粮仓“不慎失火”上报朝廷，枉杀知情者三十多人。此案有几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滇西地处蛮荒偏僻，“天高皇帝远”，处于中央权力管控的神经末梢。地方势力强大，地方官若相互勾结，很难下情上达，只能任由官吏鱼肉百姓。之前皇帝也曾派御史巡察，或仅仅调阅档案，不做深入调查，走马观花，未能发现什么问题；或收受贿赂，与当地官吏沆瀣一气。故而粮仓依旧失火，百姓依旧饥馑，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可见，巡按御史能否起监察作用，并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而全然依靠御史的个人品德；能否发现冤情、解决问题，具有极大偶然性。

在强大地方势力下，认真调查案情的御史，往往身陷危险中。洱源官粮案中，县衙役错杀了一个乐妓，周琦这才逃过一劫。神奇的是，坐骑大象居然能嗅出杀人者气味，那衙役被象鼻卷起来甩出去，杀人者竟是被大象杀死了。也幸亏周琦身边有个习武的侍从贴身保护。

周琦微服调查，惊骇获知，知晓粮食被侵吞者皆遭灭口，除了粮长史尚在狱中，冤死者达三十多人。然而，调查取证极其困难。所谓流水的御史，铁打的地方官，百姓及小吏不愿轻易得罪父母官，御史调查完，拍拍屁股走人，提供证据者却走不了，他们要面对的是，未来在当地势力下如何存活。

文献说，周琦坐实官员侵吞官粮、枉杀守粮者证据后，亮出御史身份，抓捕一应贪官，整个洱源县，竟有大半官员参与；周琦决定先斩后奏，回京后再向皇帝面陈原委。这个情节，颇具戏剧性，就像戏中唱的，百姓望眼欲穿，等来青天大老爷，手持尚方宝剑，为民申冤请命，对贪官恶吏先斩后奏。现实并非如此。

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其实御史没有“断”的权力，事事皆报，御史谏议，皇帝决断。比如周琦巡按滇西时，将一路所见所闻，事无巨细，一一奏报景帝，包括迎送仪仗、宴请食鹅，等等，以致景帝不耐烦地对于谦说：“这人奏报也太频繁了，这些小事也报。”连小事都要奏报，涉及一县官员贪腐、三十多条人命，如此大案要案，尤其还要斩杀朝廷命官，周琦岂敢不报？岂敢“先斩后奏”？

何况，明廷对处决人命历来谨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复生”，且不说是斩杀朝廷命官，就是一般百姓的处决，也要仔细复核。要案、大案或死囚案件由御史与地方三司（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审核后，奏报督察院、刑部、大理寺，皇帝批复。如有疑，或将人犯移送京师，御史协同刑部、大理寺会审；或令御史协同地方三司再次会审复核，“情真罪当者依拟处决”。在洱源官粮案中，周琦身为巡按御史，可对六品以下官员抓捕审问（洱源县令为七品），但涉及一大半洱源县官员的死刑，死、重、疑案和贪腐案皆系重大案件，周琦不敢也不可能“先斩后奏”，必是反复奏报、会审、复核案情。他是否在审核案件流程中有不合程序处，所以得面见皇帝请罪，不得而知。

总之，周琦辛苦破了大案，抓捕了一应贪官，保护了官粮，平反了冤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馑，结案后回朝汇报，景帝并不高兴，看在于谦面上，没有治周琦的罪，却也没有记其功劳。因为此时，景帝正烦躁不安，陷入权力的威胁恐惧阴影中——

景泰五年（1454），才不过立了一年多的太子猝死，嫡脉继承人没了，景帝哀恸，性情变得暴戾，而皇位争夺战已打响，雷声隐隐，景帝全身心都在权力争夺战中；周琦心心念念的遥远边陲百姓的饥馑、一群小吏的生命，对皇帝来说，却是比蝼蚁还微乎其微的。

周琦没有升官，皇帝却也知其清廉、能干，景泰六年（1455），江西抚河屡塞屡决，景帝就派周琦巡查抚河决口事。英宗、景帝三十年间，朝廷拯饥发粮、免税免征粮约六十次，提及水灾十五次。发粮拯饥与治理河道，封建时代关系民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周琦任御史两年间，皆亲身参与，且都破了大案。

周琦协同江西地方官，很快完成了抚河治理。本以为可回朝复命了，却有永修、武宁百姓来申诉，说两县每年春夏遭受修河决堤、泛滥之苦，每年决堤后，官府又抽丁修堤，增添了劳役之苦。但两县官府案卷并未提及。周琦预感其中有猫腻，决定微服私访，先到修河上游的武宁县勘察。一次摆渡，船夫醉醺醺地说，有个人被砌进了堤坝中。周琦惊骇，顺船夫所指望向堤坝，只见——

一个略微凸的地方，果然是隐约的人的形状，一把野草恰巧长在类似下巴的部位，感觉就像一个死去的人，胡子嗖嗖地长出来。……（周琦）让船夫把船撑到更近的地方，而后，他清楚地看见这个人形图案犹如摩崖石刻上凸显的部分，唯眼窝空空荡荡，空无一物地看着眼前的流水……（引自章锦水、杨方：《江南烟华录》）

船夫告诉周琦：修河年年决堤，武宁县令就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想要不决堤，得将一个活人砌进堤坝，才能镇住修河不再兴风作浪。有个年轻小吏，自告奋勇牺牲自己，甘愿被砌进堤坝中……百姓围观下，那小吏活活地被站立着放进堤坝中，泥浆、石块从他头上浇灌下来……据说，小吏要求他的眼睛露在外面，这样，他可以看着修河之水平宁流淌……

那年，砌了活人的那处堤坝竟真的没有决堤！于是，每年都有一个人被砌进堤坝，四年砌了四个人。奇怪的是，四处砌过人的堤坝，真的不再决堤，而没有砌人的堤坝，依旧年年决堤。所以，当地百姓都相信官府的话，为了不再决堤、引发水患，甚至希望多砌几个人进去。

如此惊骇绝伦的治河法！周琦当然不信什么风水、河神之类的鬼话！

继续调查，有人告诉周琦：修河上游的武宁官府与下游的永修官府相互勾结，侵吞朝廷每年下拨的修堤款，除了砌过人的四个堤坝是牢固的，其他皆是虚堤，武宁官府以此要挟下游永修县的商贾平民出巨资修堤，否则就决堤，冲毁下游。堤坝，要好就好，想毁就毁。

第一个被砌进堤坝的年轻小吏，其实是发现修堤款被贪墨的证人，他收集证据，向之前巡按武宁的御史举报，御史却已被武宁县令收买，他就被割去舌头，口不能言，活活砌进堤坝，却假传风水先生言，说他是自愿献身河神的。其他两个被砌进去的，情况类同，只有一个妇人是被丈夫所害。

又是一起惊天大案！告知周琦内情的是个典史，日日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被砌进堤坝的人。

武宁县令照样贿赂周琦，派人跟踪他。如同洱源官粮案，周琦微服私访，是置身险地，可能被杀，或被栽赃陷害。且不说愚夫愚妇都相信官府的话，便是有所质疑者，调查取证也相当艰难。怎么办？

周琦一面调查取证，一面假装与地方官同流合污，所有贿赂财物，照单全收，却列出清单，悉数上报京都，并写信给于谦，一一汇报当地情况。然后，他假装将举报的典史出卖给武宁县令，假装割去典史的舌头，再一次，当着众百姓的面，要将典史砌进堤坝。一切准备就绪，那典史突然开口说话，当众揭发了武宁、永修二县官员侵吞修堤款、以人砌堤的令人发指行径。百姓这才知道，年年决堤，年年水患，并非天灾，实乃人祸。周琦早已预备捕快，抓捕了一应贪官。之后，景帝下诏，将一干人等治罪。

细究此案，有几点令人深思：

之前派到武宁的巡按御史，收受贿赂，反将举报者砌进河堤。周琦一来，武宁县令如法炮制行贿于他，在他们看来，这些中央派来的钦差大员、巡按御史，全不过是例行公事，只要塞饱吃足，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似乎已是个定例。所以，周琦虚与委蛇、与其称兄道弟，悉数收下贿赂，他们全无怀疑。官场腐败，可见一斑，如周琦般清廉的，凤毛麟角。御史若不能行督察之责，形同虚设，假以中央、皇帝之名，为害更甚。诚如黄训《名臣经济录》中言：“巡按关系甚重，得其人，则一方之民无不受惠；非其人，则一方之民无不受害。”巡视监察，若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官员个人品行，政府运行能力，下情上达的可能，案件是否侦破，全都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当明廷发现一种制度无法解决问题，便生出新名目，派出新人，层层叠叠的监察系统，权力滥用与腐败问题却不断升级，最后，皇帝除了叹息，“诸臣误朕”，也是无可奈何。

即便周琦不贪腐而认真执法，还可能卷入党派争斗中。明太祖始废宰相，权力集中于皇帝，直接面对六部及监察机构，各种奏报、弹劾雪片般递到皇帝那，官员间、党派间又相互攻讦、相互掣肘，奏报越积越多，皇帝无暇也无精力解决问题，往往留中不发。皇帝不发言，上意不明了，就给了位高权重者揣度、解释上意的尺度与机会。于是，各党派当权者往往将自己人举荐为监察御史，或拉拢御史为其所用，推举同党，攻讦对手。御史不再是清正廉明的言官，而成了党派之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