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安石

一

囿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所有古典笔记小说中，凡伟大人物必有神异。王安石也没有例外，据说，幼年时王安石随父亲入蜀，途经一座非常灵异的梓潼神祠。该祠的神奇之处在于，士大夫路过时，如果有风雨相送，其人日后必至宰相。

王安石的父亲带着他路过时，忽然风雨大作。有位同行的王提刑以为这风雨是为自己而起，不禁自鸣得意，谁知道等了一辈子，一直到死，连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门都没摸着。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那场雨，其实是为八九岁的王安石而起的。

至于长相，更是和性格密切相关。

“王荆公，目睛如龙！”

“牛形人，任重而道远。”

又说：“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

“荆公观书，目光射纸上。”

在宋人关于王安石外貌的描述中，反复被强调的一点，就是他的双目炯炯如射，似乎要把世人和世事全都看穿了，凡见他一面，必会留下深刻印象。

这样看来，王安石是一个近乎诡异的人物——至少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无人可以真正理解他。他的思想离经叛道，他的行为古怪不群。总之，他似乎是从别的时空穿越而来，忽然迷失在了大宋的疆土上，所面对的，是一双双蒙昧而恐慌的眼睛。

如王安石者，是怎样炼成的呢？

二

让我们从庆历二年（1042）说起，这一年王安石二十一岁，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他得到的第一个任命是签书淮南判官（从八品）。他到任后过了两年，就迎来了扬州新太守——刚刚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的韩琦。从时间上推断，二人在一起共事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却因为性格原因，产生了难以弥补的隔阂。

王安石是个很自在、高傲的人，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学习和读书。因为晚上读书太晚，所以每天到了上班时间，王安石才急匆匆走进办公室，难免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加上他“天生黑于予”，经常不洗漱，形象十分邋遢。韩琦以为王安石通宵达旦在寻欢作乐，就提醒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在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任职到期，回到京城述职，等待新的任命。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士在地方任职满一任后，就可以申请到馆阁任职，这样不但成了京官，而且是皇帝近臣，地位清贵，升迁的机会很多。

王安石显示了他的卓尔不群。他不申请到馆阁，而是继续到地方、基层去任职。

他调知鄞县、通判舒州，在地方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朝廷大员文彦博的注意。文彦博让他来参加学士院的考试，考上后就可以进京了。

文彦博之所以看上王安石，完全出于对王安石个人的认同。当时官员们太多而职位又少，于是拉关系、走后门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一片浑浊的泥塘中生出一朵莲花，居然还有王安石这样不爱当官的？于是文彦博决定提拔他，树立正气。

舒州任满后，典型人物王安石被任命为群牧判官，这个职务隶属于群牧司，群牧司又直接隶属于枢密院，主要负责全国的马政事务。对于这个职位，王安石还是推辞了很久，最后还是欧阳修出面劝说，才勉强接受。

此后数年，王安石又在地方上任职，直到嘉祐四年（1059），入京为度支判官。就在前一年，他上书朝廷，写下了赫赫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雄文，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也是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思考，更有改革思想的具体构思。遗憾的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或许皇帝压根就没有看。

也就在这前后，王安石写下了著名的《明妃曲》。

我们知道，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但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一直被他的政治光芒所掩盖，加上他的文章风格冷峻，没有韩愈那么雄浑壮阔，缺乏苏轼的灵动妩媚，也比不上柳宗元的画面感，所以受众不是太多。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是个伟大的文学家。

他的这一首《明妃曲》创下了当时的文学纪录。才落笔，便迅速蹿红京城，大有“洛阳纸贵”的趋势，成为读书人的必读资料。当时为这首诗写下唱和之作的名人，就包括了欧阳修、梅尧臣、刘敞、司马光、曾巩等人。

王安石是这样写的：

明妃曲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明妃”就是家喻户晓的王昭君，为了国家的安定，被送给了匈奴。可是等到要送出去时，汉元帝忽然发现这个女子“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负责海选的官员，怎么就把这么一块美玉给遗失了呢？

最后调查的结果，是那个负责画像的毛延寿做了手脚。他虽然被杀掉了，但是可怜美貌的昭君，还是不得不孤身前往匈奴。

历代的诗人们都是怜香惜玉的，所以写了一首又一首的诗。他们的论调无非这么几种：一是怨恨毛延寿。他没有职业道德，丑化美人，造成美女资源流失。二是表示对昭君的哀怜。这么美的小姑娘，放在异乡风吹日晒，实在是太可惜了。

在第一首诗里，王安石指出：毛延寿是被“枉杀”的。当然他不是给毛延寿翻案，而是直指选美比赛的策划人汉元帝：给你选妃子，你竟然都不当评委，而是把权力委托给几个画师，你不知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吗？随后，王安石又安慰昭君，即使你回来，也未必就能得到皇帝的重视，难道你不知道阿娇和皇帝近在咫尺，却还是得不到宠爱吗？

在第二首诗里，王安石高举起人性主义的大旗，告诉王昭君：“汉朝待你不怎么样，但是那些胡人对你却很厚道，你也不要哭哭啼啼了，谁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人生一世，贵在找到相知心的人。”

之所以讲这首诗，是要揭示王安石内心的思想本质，他讲求实际，但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脑子里没有礼教那一套，不给任何人贴标签，不划分派系，决不会因为你阶级立场正确，就特意拔高你的人品。

在宋代，王安石这样一个人简直是罕见的存在。

后来，朝廷多次想把王安石招进中央机关担任文职工作。一开始，让他“同修起居注”，这个职位不高，但很重要。但是王安石拒绝了。良禽择木而栖，他要选择自己的职位。

最终，王安石还是得到了知制诰的职位，这属于“两制”之一，相当有地位。他的具体职责是纠察在京刑狱。只是不久后，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照例，他回江宁丁母忧。这一走就是数年。终英宗一朝，王安石一直默默无闻。

此时神宗继位。少年天子听腻了腐儒们的那些旧观点，也目睹了国家的日渐衰败和羸弱。迫切想要有所作为的他，试图找到一条国富民强的道路。他考察了一些人，看看他们能否成为自己的战友，担负起乾坤剧变的历史重任，其中就包括司马光。

司马光的一生，恪守诚心，达到了儒家的最高境界。仅从私德角度分析，堪称完人。他的修心理论很简单，一共就三个字：“仁、明、武。”他的治国理论也是如此：“官人、信赏、必罚”。

神宗看到这个空洞的、充满了陈腐气息的官样高论，沉重地叹了口气。

整个朝廷，似乎都是司马光这样因循守旧、以古为尊的臣子，跟神宗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也正因为如此，当犀利另类的王安石出现时，神宗就好像看到了乌云之外那道亮丽的闪电。

二人最初见面，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天下如何治理？”王安石答：“选择合适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王安石抓住机会，将心中的构想和盘托出。短暂的交谈，涉及了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首先，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这种传统人才培养和提拔方式的弊端。

传统文化最讲究“尊老”，它是一种隐含的“驯化”文化，让所有的人在一个圈子里安分守己，说话先引用古人，品评最强调道德。个人品质高尚、诗词歌赋优秀的人，就一定是全能选手，什么都能做好——这很荒谬，但是当时的共识。

其次，王安石十分反对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他认为单单靠“诗赋记诵”来选拔人才，是很不全面的，应该有学校来培养“专才”。王安石这是点中了科举制度的软肋。

除此之外，他对人才培养的“论资排辈”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涉及到了“守将非选择之吏”，“农民坏于差役”，“其于理财，大抵无法”等内容。将这一段谈话和日后变法的内容对比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中年人的心里，改革的方案早已胸有成竹。

最后，王安石的新职务是参知政事，入职不到一个月，就领神宗之命谋划改革。也就在此时，王安石想起了之前的朋友吕惠卿，便向神宗强烈推荐。为了方便做事，朝廷特许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单从名字分析，该机构是脱胎于“三司”，可见“理财”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

新的机构一旦建立，天下人就都知道了，王安石将有大动作。即便新法还没有出笼，反对派们却早已经列队等候了。

几个月后，朝廷下诏，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均输法之所以被第一个提出来，估计是因为王安石感觉这个法规最合理，最能够被反对派们接受。结果还是捅了马蜂窝。

均输法的核心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以说，这是宏观调控的萌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政策，没实行几天，根本看不出好坏，便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攻击。

九月，顶着重重压力，王安石抛出一颗重磅炸弹——青苗法。

这个法也不是无源之水，古时候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具体的思想是先把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换成钱，在青黄不接时，把钱贷给农民，类似于农村小额贷款。当然这个钱也不是白给，丰收后农民要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还给政府。广义来讲，青苗法其实就是个借贷政策。这样一个民间小额借贷的改革举措，成了争议最大的部分。

青苗法推行以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在他们眼里，整个事情是这样的：吕惠卿挥动如椽大笔编制法令，王安石对他言听计从；而王安石的意见，神宗从来不反对。

以上的关系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状况是：神宗是变法的“第一推动力”，他志气很高，一直想带兵打到遥远的北方去，一扫前朝的耻辱，只是苦于囊中羞涩，他敦促王安石赶紧变法，为的是把国库塞满，实现梦想。而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忠实门人，令行禁止，活跃在第一线。

现在我们稍微公允地来探讨一下争议最大的青苗法。

在新法出台之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只能向富人借贷，这就是民间高利贷。所以青苗法的初衷有两个：一是让日渐空虚的国库充盈起来；二是让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王安石在担任鄞县令的时候亲自实践过青苗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但是这个方法推展到全国去，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以下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强制抑勒。部分基层官员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保住乌纱帽，就大搞“数字政绩”，强行令人借贷，利民政策变成了扰民。

其次是实施问题。朝廷好不容易出台了一个政策，让官吏有机会接触大把金钱，而封建官吏的贪婪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一来二去，所谓的利息翻了好几倍。

最后是因为新法是在巨大的争议中颁布的，所以不排除一些反对派故意在实施中做一些手脚，将所有的罪名都安在新法上。毕竟，“利益派”的官僚们都是大地主，王安石此举无疑是断了他们财路。

三

综观王安石的所有法令，并没有在官员选拔和磨勘上有太多着墨。笔者猜测，他吸取了范仲淹变法的失败教训，不拿同僚开刀，尽量不得罪读书人，希望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改变帝国的利益分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