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父亲

一

大衣扣子绷得有点紧，父亲用力地一个一个地解，我觉得太慢，帮他解。他解上面一个，我解下面一个。用力。都说父亲有点胖，一到冬天，更胖。走路的时候，像个球，在路上慢慢地滚。扣子撑得很紧，不知道他怎么扣上的？每个塑料扣我都解得很费力。终于解开，脱左边，他侧身，用力拉扯，扯得他有点倾斜。怕他倒下来，等他站正了再拉。再倒。终于扯出一边的袖子。再扯另一边。一样用力，一样拉扯。“要倒了！要倒了！”父亲“嘿嘿”地笑，差点倒了，终于没倒。父亲说：“我是不倒翁！”我想起那个六年级时父亲送我的不倒翁，一直笑，一直转，一直不倒。“什么都打不倒他！”父亲告诉我的时候，我正为一个女孩子烦恼，要倒的样子。“是的，谁都打不倒他！男的不行，女的也不行。”父亲说：“我也是不倒翁！什么都打不倒。”

里面是一件黑色绑身，绑身在别处叫“马褂”，滑雪布面，防水，盘扣，也被撑着，扯着。比大衣的塑料扣好解，食指拇指用力一扭，解开。一个接一个，打开。土黄色高领毛衣也有些撑，网眼半张。把下襟撩起，上翻，父亲已经不能自己一下子打开交叉的双臂，一次性把毛衣从头顶剥出去。我帮着拉右边的袖子，再拉左边的，两个袖子拉完，他才慢慢从中间把头也拉出去。

再里面一件丝棉袄。深蓝色棉毛布，和四十年前我小时候穿的一样，一样柔软的手感。母亲也是这样子帮我拉出一个袖子，再一个袖子，我低着头，用力把自己的头剥出来。剥完后，发现父亲里面还有一件黑色的绑身，打开，剥下。又一件棕色的毛衣。

怕父亲冷，我把热风机开大一些。里面还有一件加绒内衣。最后一件是灰色的棉毛衫。先留着。脱裤子，黑色的灯芯绒裤，里面一条羊毛裤，绑着棕色护膝。解下护膝，脱羊毛裤，连着把棉毛裤一起脱了。站不稳，要倒，坐在塑料凳子上。脱短裤，有两条。里面一条粘着屎迹，沾着卫生纸屑。

住旁边的小妈说起过，父亲有时拉肚子，来不及去厕所，蹲在院子中央拉。着急时，也会漏些在短裤上。年老的父亲觉得换条短裤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或者说，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把外裤、护膝、羊毛裤、棉毛裤、短裤一层一层剥下来，还要再一层一层穿回去，费许多时间和力气，就取一层卫生纸垫在内裤里面，省点事。

洗澡就更麻烦。要把上身下身衣裤一层一层打开已经不容易，还要擦洗，换衣裤，洗衣裤。以前，父亲不肯洗澡，我总觉得是父亲太懒了。腊月二十这一天，我第一次给父亲洗澡，一层一层帮他把自己打开，背上脑门上出了厚厚一层汗。

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懒”。

二

儿时，我看父亲是不怕冷的。夏天用深井水冲澡。冬日，亦光着身子在廊檐下擦洗。

老屋，到处是缝，到处是风，墙上，门上，窗上，鱼鳞瓦上。冬天，屋里和屋外一样冷。屋外零下，屋里也零下。父亲说，在廊檐下擦洗好，一边擦洗，一边晒太阳，暖和！那时的父亲，只穿三件衣服，棉毛衫、开司米、中山装，下面单裤，不穿棉毛裤。我看见父亲“唰唰”地脱，脱得飞快，只留一条棉布裤衩，“嘶嘶哈哈”地哼着，上上下下擦。有人从道地前走过，喊一声：“阿林，冷不冷？”父亲大声回应：“不冷！”更加快速地上上下下擦，“嘶哈”声都听不到了。

在父亲上上下下擦洗的时候，可以看见父亲胸前、背上、肩头几块肉，不断地隆起又落下，起起伏伏。姐说那叫“肌肉”。我一直以为是“鸡肉”，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那时，我只对吃的东西感兴趣。听到新鲜的词语，先问一声能不能吃？再问一句好不好吃？不能吃不好吃的，不感兴趣。

父亲生于1949年，己丑，肖牛。用母亲的说法，父亲是一头牛投的胎。有力气。干起活来像一头牛，拉犁、种地、挑粪桶、背稻子、抬石头、筑大堤，什么活都干，干的都是力气活。睡着也像一头牛，死沉死沉，一睡下就叫不醒，半个身子要掉出床外了也不醒，母亲喊上我和姐，一起用力才能把他推回去。

父亲抬石头，和别人的父亲一起，两个人，四五百斤一块石头，抬上就走。木头挑板往下沉，肩也往下沉，榉木杠子把父亲肩上的肌肉挤开，朝两边突起，紧紧地包裹住一根杠子，用汗液，用红色。每回抬完石头，擦洗，父亲的肩头是血红色的。后来，变成暗红色。变成黑色。红得多了，会发紫。紫得多了，会发黑。不曾看见过的人不会知道，这黑色原是从鲜红色慢慢沉淀下来的。那块鼓起的肌肉，膨胀着，好似里面藏着一种力量，随时会爆炸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抚摸过，很硬，石头一样。拉犁的时候，纤绳那么紧，勒不进肩头这一块肉。乡里开交流会，我就坐在这一块肉上，用手抱着父亲的头，目光越过一片黑压压的头皮，看马戏表演，看人用头顶杠子，看人用肚皮开石头。那是看马戏最好的高度。

我也向往“鸡肉”。不能吃，用来看，也很好。到了爱漂亮的年纪，我拉单杠，做俯卧撑，忍着痛用拳头“嘿嘿”地击打老屋的木门。“看！我也有肌肉！”把小臂屈起，上臂的肱二头肌就会隆起，像埋伏着一只“小老鼠”。姐说：“中看不中用！”父亲把一担麦子压在我肩上，我立马山崩地裂地坍塌，再直不起来。

我的肩扛不起一担麦子，虽然父亲已经把麦子捆得很小，但两小捆麦子就把我压塌了。肌肉再好看也没用。“绣花枕头烂稻草！”母亲说：“扛不动麦子，吃不了力气饭，就把书读好。”于是，就用力读书。麦子、石头，由父亲扛着。犁、车，由父亲拉着。

母亲说：“你爸是牛，有的是力气！”有力气的父亲，用力把该花力气的活都替我扛着。于是，我就长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很难说，此为幸还是不幸。有时，母亲也会对父亲的力气生气：“有力气毛用！不来钱！”“钱生家造二层楼了！世春家造三层楼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住楼屋？”面对母亲的喝骂，父亲喝一口酒，“嘿嘿”地笑。

住了楼屋，上了年纪，母亲有时还会喝骂：“再喝！喝不死！”父亲“嘿嘿”笑着，把碗里的土烧酒一口喝完，扒母亲递过来的饭。

母亲喝：“去。洗干净了再来！不洗干净不要来睡！”父亲“嘿嘿”地笑着，去洗刷自己。上了年纪的父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发鲜，喜欢在廊下的阳光下洗涮。有了洗手间，有了浴缸，有了沐浴，但没有了洗涮的兴趣。不过，母亲一喝骂，父亲还是很听话，立刻去把自己清洗干净。

母亲走后，父亲一个人住在沙地，一个人住一幢楼屋，无人喝骂，他也没了洗刷自己的动力。有时一个礼拜，有时一个月不洗一次。

我一周去老家看他一回，送些吃的、用的，送点钱。来去匆匆，说他身上有味。他说：“难免的，老人味！你老了也一样。”想想也是。我也会老。想象我老的时候，也会像父亲一样浑身散发着老人味，忽然心有戚戚。

人到老了，总会有些不一样，不止肉身的苍老。父亲说，人身上就那么一点火，慢慢微弱下去了。不像小伙子，身上有很多的火。人老了，就要把这微火囥起来，慢慢地烧。

三

一层一层打开无人喝骂的父亲，用力剥下最后那件棉毛衫，父亲终于整个地呈现在我面前。我打开喷淋，用热水为父亲冲洗。剥完了衣服的父亲，除了依然有些凸出的肚子，他的手臂有些细，那些肱二、肱三头肌，已经缩入时间深处，只剩一层皮，打着皱，松弛地包裹着一根无法缩身的骨头。肩上那一块石头一样坚硬的肉也坍塌下去了，摸一摸，是软的。只是，依然黑，依然是一层一层鲜红色沉淀下来的黑，和他年轻时一样黑。

看上去，他并不胖。胖的，只是那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冬衣。有时我会想：他为何要穿那么多层衣服？父亲说：他要把他最后那一点微火囥好！

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墙，怕我用水把他冲倒。我打沐浴露，用浴球搓他的背，搓他的屁股、大腿。下面他说他自己来。他仍旧沉淀着黑色的脸有些羞涩。他大概也和我一样，记起了他裸着身子，在老屋滴水檐下飞快地擦洗自己的日子。

他擦得很慢。小心翼翼，像擦拭一个易碎的瓷器。父亲真的是有点老了。我原不曾想到过，那个曾经风一样的父亲也是会老去的。而且，好似一下子就老了。我嫌他慢，抢过浴球，快速地从上往下，从左到右，边搓边冲。他更加小心地用双手扶着墙，躬着身，生怕倒下去。在时间面前，父亲不是不倒翁，我也不是。

进入腊月，一年就进入倒计时了。

腊月二十，年味很浓了。

在沙地，年前要掸尘。“腊月廿四，掸尘扫房。”过年，是一种仪式。掸尘，把一个家打扫干净，是给这个仪式添一丝庄而重之的气氛。

《梦粱录》载：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

掸尘，也是一种祈福。

我把父亲打扫干净，又换了新内衣，把旧衣放进洗衣机。想起过去，年前，父亲和母亲也是这样为我清洗，换新衣服，过新年。和清理一幢房子，掸尘一样，这是一种仪式。只是忽然，就把这些年都过完了。

我想象我老了以后，别人为我洗澡的样子。

洗澡，打扫肉身，和打扫屋子一样，也算是一种祈福。为父亲祈福，亦为自己祈福。我想让父亲少穿几件。一件内衣，一件毛衣，一件大衣，够了。我说：穿廿件和穿十件，保暖效果是一样的。但父亲不答应，加绒内衣，毛衣，绑身，丝棉袄，毛衣，绑身，大衣，一件都不能少。父亲肖牛，虽然老了，但还是一头牛，只是变成了一头老牛。他说，要把身上那一点微火囥好。

穿衣服，一层一层，有点慢。时光回流，像倒带的镜头。

洗了澡，干净不少，老人味淡了不少。外面一件，终于答应，换了新衣。

我看见一个崭新的父亲坐在那里，似乎瘦了一些，亦薄了一层。突然，鼻子有些发酸。像照见镜子里的自己。

（半文，本名钱金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散文》《山花》《散文百家》等。部分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转载。）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