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三人

一

那年夏天，我无所事事，经常游荡在蒲苇河边。那段日子里，我认识了富有银。他家在对岸的梨湾，与我不同的是，他经常赶着鸭子来到河边。他泳技好，在河水里钻来钻去，和鸭子捉迷藏。有一次，他把鸭子赶到下游的蒲苇河里。河里的蒲苇格外茂盛，水拐了几道弯，苇莺儿喳喳叫着，白色的水鸟在水面上盘旋。鸭子走失了一只，富有银在蒲苇河里寻找，天近黄昏才在一片蒲苇丛里找到，原来那只鸭子被荆棘挂住了翅膀。富有银抱着鸭子出来，身上多出几道划痕，岸边的十几只鸭子仰着脖子，朝那只鸭子嘎嘎叫。

我们就这样开启了河边的聊天。我一次次渡船到对岸，一次次看见富有银和他的鸭子。那个夏天，让我觉得不再孤单。

有一天，我没有看到富有银和他的鸭子，就去了他们的村庄梨湾。我在梨湾后街找到了富有银家，见院门敞开着，十几只鸭子被圈在栅栏里。鸭子看见我便叫，像记得我一样，和我打招呼。我见到了富有银的继父，一个老实巴交的人，瘦削脸，短头发，胡子浓密，说话有些结巴。他看着我，问，你，你找谁？我说，我找富有银。老人告诉我，富有银去邻村的面粉厂了，一会儿就回来。

富有银家在梨湾的北头，透过院墙，我看见千米之外的河堤，水鸟从河堤上隐约飞过。他们家院子里长着一棵梨树，梨花落尽，叶子青翠，青皮的小梨悬挂在树枝间隙。接着我见到了富有银的母亲，一个清瘦利落的女人。她的话我勉强能够听懂。过了十几分钟，富有银回来了，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袋白面和半袋麦麸。我帮他卸下东西，富有银从袋子里捧出几抔麦麸，在一个塑料盆里拌了拌，又往鸭圈里撒，鸭子们欢快地啄食，嘎嘎直叫。

富有银的房间有些凌乱，房间里有一个简易的书架，让我意外。书架上除了一部分初中、高中的语文、历史课本，还有几本文学书，我竟然看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茶花女》和巴金的《家》。富有银床头的桌子没有了漆色，桌面上放着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他匆匆收拾起来，把书和笔记本搁进一个抽屉里。

出去散步时，我发现富有银家房后竟然有一大片野地，开阔而空旷，长满了野草。野地上飞舞着蝴蝶、蜻蜓、麻雀和黑领椋鸟，几只羊在自由地啃草。走到一片更稠密的野草处，富有银拉着我坐下。草毛茸茸的，能把人遮住。富有银说他常在这儿躺着，遥望天上的云、星星、月亮和夜空的飞鸟，夜里会有更多的蝙蝠。有一天夜里他睡着了，一只狗在他的脸上嗅，才把他唤醒。

我们走到河边，富有银突然问我，你写过诗吗？

我没说话，摇摇头。富有银很诚恳地说他写过诗，他写诗是因为想念那个记忆模糊的故乡。富有银告诉我，他是随母亲迁过来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嫁到了梨湾。他望着眼前的蒲苇河，背诗给我听：河流从上游来，从上游来，可曾飘来故乡的影子……那些抽芽的小草，干枯的小草，嗓音喑哑的鸟鸣，似乎都是故乡的影子……

他眼里噙着泪水。

好诗！我不禁赞叹。

你写过诗吗？他又问我，带着疑惑或者质问，像是笃定我是写过的。富有银和我目光相对，仿佛看到了我有些伤感的内心。他说，我能感觉到你是写过诗的，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想了想回答他，我写过，我的第一首诗是写给母亲的。那是前年，母亲不在了，我写下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母亲的坟树》。我背了几行诗给他听：朝河对岸看，仿佛能看见母亲的坟树。我说我写的第二首诗叫《哀鸣》，是写给村里一个拉二胡的老人的。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连续几天在他的坟头拉他的二胡。

我和富有银就这样开始了交往。

富有银说他喜欢养鸭，喜欢和鸭子一起下水，在河里漂流，生活在水上，凫过所有的河流，有一天会凫到老家——自己的故乡，或者变成一只鸭子，一直生活在水草丰茂的水边。

我听着他充满幻想的理想。

这时候，一只船沿着河床悠悠荡荡而来，我们不说话，看着漂流的船。船上的人戴着发黄的草帽，帽檐下的脸膛黧黑，鼻梁高高的。小船顺水漂着，鱼鹰不断往水里潜，再从前边钻出来。船上的人朝我们挥挥手，朝前方划去。

二

富有银带我去红马村见高振宇。高振宇比我们年龄大很多，还是单身。富有银说，他一直在写一部戏，那种戏台上唱的戏。说着还比画了几下。

到了高振宇家的小土楼门口，富有银喊起老高。随着几声喊，一个大高个、腰稍弯的男人出现在院子里。他脸红扑扑的，面带笑容地迎过来，把栅栏院门移开。院子不大，很静，有两棵高高的桐树，一朵朵桐花落在地上，像一只只小喇叭。忽然楼顶上飞过几只白色的鸽子，响起短暂的鸽哨声。一层有三间房，外边有两间客厅兼做高振宇母亲的住处——他母亲的床就靠在一角的墙边，床边拉起了一块布帘。高振宇住在里面的小隔间，有些狭小。进门是一张床，床边搁了一张三斗桌，我们只能坐在他的床边说话。我发现靠床的那头放着一个柜子，墙壁上挂了几件东西，包括高振宇的草帽和冬天的棉帽，另一面的墙上张贴着那几年流行的年画，两张画中间挂着一把笛子。我初进屋时，以为笛子是画上的静物，待适应了房间的光线，才看清是一把真正的笛子。高振宇能吹出好多笛子曲。那天没好意思让他吹，但之后，我们听过好多次，包括我们三个人在河堤上以及他去找我都带着他的笛子。

高振宇床边的桌子上搁着几本书，大都是些老书，有《三国演义》《老残游记》《黄河东流去》《苦菜花》。桌子上正摊开的是一本戏剧杂志，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当红的戏剧演员，瓜子脸，长辫子，脸红扑扑的。

相互介绍后，高振宇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沓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他翻着稿纸，给我们讲他写的那部《没有出嫁的儿媳》：一个女孩没能成为男人真正的妻子，却在男人牺牲后，悉心照料他的父母，履行着一个儿媳的义务。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军人。

高振宇动情地给我们念唱词，脸上不时浮现几片红晕。那个女孩的形象在他深切的叙述里高大起来。

我问了一句，有地方排戏吗？我问得认真且天真，没注意富有银对我的阻拦。我想知道一个答案，一切东西都要有落脚的地方，有一个归宿。就是一朵花也要有开放的方向，比如向日葵是朝着太阳开，晚饭花是朝着夕阳开的。

还没有。高振宇把手中的剧本放回桌案，厚厚的一沓剧本发出沉闷的响声。高振宇说，还在改，等改好了，去找几家剧团试试。

那几年老高什么也没干，就只埋头写他的剧本，我一直想不通，他怎么偏偏动了写剧本的执念。

我和富有银离开时，高振宇把我们送过桥头。直到再也看不见高振宇，富有银才问，你看见那把笛子了吗？我点点头。

富有银说，我认识高振宇就是从那把笛子开始的。那是一天傍晚，夕阳照在河面上，夕阳的橘红渐渐被河水淹没，几只鸭子趁我不留神顺水而下，我顺着河边追鸭子。我们说着话，已经走到一处河湾。河湾开阔，比两边的河面宽出几米，像一个圆弧，水在宽阔的河湾里盘旋，显得很雄浑。河边有几棵大树，大树中间有一片土岗，土岗上长满旺盛的野草，间杂着野花。富有银说，我当时在河湾上边拦截鸭子，太阳落下来了，在我赶着鸭子准备离开时，土岗上传出了笛子声。最先的几声有些沙哑，几声过后便悠扬起来。我看见一个人，坐在土岗上，投入地吹着笛子。这个人就是老高，我就这样认识了高振宇。几天后，我又专程来河湾，没见到人，又过了两天，我快走进土岗时，听见了笛声。

我问，老高为什么要天天在这里吹笛子？

富有银说，这里曾经是练嗓子的地方。我有些懵懂，富有银东一句西一句，让我摸不清头绪，我让他好好讲讲。我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郑重其事地坐下来。富有银说，戏班子里有一个女人在这里练过嗓子——老高和那个女人都曾经在他们村的小剧团里，老高不仅吹笛子，还拉板胡和二胡，人又高大英俊，那个女人暗地里和他热乎起来。女人在戏里唱青衣，唱过秦香莲和王宝钏，可她和老高的事家里人非常反对。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就这样耽搁了。最后，那个女人是从这里坐船跟一个外乡人私奔的，一直往下游，嫁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忽然想听老高的笛声，还有他的二胡。

我们站在河湾处，水在夕阳里流淌，树枝轻拂，麻雀和水鸟不时穿过树杈和河床，我想象着那些在河湾练嗓的女人，她们窈窕的身姿和嘹亮的嗓音。蒲苇河早已经没有那种载人的船了，货船也越来越少，河流上正在修桥。我在想，老高和那个女人还会见面吗？老高的剧本最后能上演吗？

三

这年秋后，我从农村出去打工，落脚的地方是城市的建筑工地。我在工地上写过一首短诗：蜂拥而出的庄稼人，去过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民工；去过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工地。

我离开村庄前去见富有银。深秋的河水有些清冷，船上的缆绳开始发凉，树叶一片片朝河面、朝河滩上散落，草梢上覆盖了厚厚的落叶。富有银没在家，十几只鸭子孤寂地待在栅栏里，嘎嘎叫着，像是畏惧陌生人，又像是和熟人打招呼。富有银的母亲和继父告诉我，他出去了，去北城县参加一个养殖培训班。我有些失落，走到他们家后边的草地上，见几只羊在草地上撒欢，蜻蜓藏了起来，草和野花都在逐渐枯萎，那片空地更加寂寞和荒凉。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瓦塘南街。那时候，铁路线上还有很多四等小站，我上车的地方叫塔岗站，我坐了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叔叔所在的济州。

那是一个工地，有几座正在扩建的厂房，我成了民工中的一员。我在济州的工地上运砖、爬脚手架、刮墙缝、截钢筋。我的叔叔是厂里的工程师，他是我们家庭的“叛逆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北方的一个院校，学的是热力专业。但我是一个民工，一个高考失败的回乡青年，我身上并没有其他优势，他帮不上我。我在工地上悟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世上能拯救你的唯有你自己。

让我欣慰的是，厂区里有个报刊亭，还有一家小书店，我可以在雨天不能上工的日子，去小书店里翻书。我在书店看到了苏童、张承志、余华、残雪的书，还看到一本叫《红月亮》的书。我去报刊亭，买到了一堆杂志，那是文学杂志开始泛滥的时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在杂志上同样读到了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

在工地上看书几乎是一种奢侈，上工的日子我每天累得精疲力竭，身体发沉，躺下就不想动。况且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工棚里，嘈杂且混合着各种气味，灯泡的亮度不可能让你看清字，只能让你勉强找到自己的床铺和衣裳。但我还是挤时间看了一些书，在那些偶尔的雨天里，或有特殊情况暂停施工的日子，我拿着书找到暂时停工的楼房，或坐在一片静寂的小树林里，就这样看完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张承志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拇指铐》……

我找到了厂里的体育场，大多数夜晚那里空荡荡的。我在空旷里蓦然想起老高的笛子，想起蒲苇河上的老船，那个坐船离去的女人，想起放鸭子的富有银。在空旷的体育场里，我有时候想得很多，有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偶尔我也会看到夜间的球赛和集体练歌。那样的日子过得很快，夜晚大都是在疲惫中度过的。

那年冬至后，接连下了几场雪，工地上的活被叫停了，工友们纷纷收拾行李，准备踏上回家的路。工头宣布工地上要留下几个人时，我坐在收拾好的行李上突然站起来，举了手。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奇怪，之前我还想着早一点回到瓦塘南街，可工头宣布留下的人可以加一倍工资时，我条件反射般地举起了手——加倍的工钱是有诱惑力的。

我最终留了下来。

留下来不用天天出工，只要看好场子，打理一下停下来的工地。那年的大年三十，我在叔叔家吃了年夜饭，吃了北方春节必不可少的饺子。下雪了，我冒雪走在空旷的厂区。我没有直接回工棚，而是去了更显空旷的体育场。我站在看台上，看着除夕夜寂寥的灯光和远处天际上的烟花。

过了年，我回家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我知道我的决定不好理解，叔叔问，年都是在厂里过的，为什么过完年却不干了？我没有解释，没有对叔叔说我不想自己的时光日复一日在工地上度过，我想重新寻找生活的方向，即使不能复读，再走进考场，也要去参加函授或者电大学习。

我回到了蒲苇河边，回到了瓦塘南街，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