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固城记

作者: 余一鸣

退休之后,刘金丁回到了固城县。固城县现在隶属于省城东宁下辖的一个区,刘金丁在固城县待的时间不短,扣去中间外出读大学四年,算起来有将近三十年,他改口“固城区”还不习惯。跟人聊天,时常有人纠正他,比如说是区长不是县长,是区教育局不是县教育局,他虚心接受,自嘲人老了跟不上时代,没能与时俱进。固城搭上了时代的快车,换了新颜。原来这里是东宁市交通最落后的郊县,但现在高速公路和轻轨直达县城,荒山野湖摇身一变成了旅游景点,号称东宁市的“后花园”。当年像刘金丁这批考大学离开这块土地的人,退休后纷纷回老家,将父母的老房子重修成为景区别墅,可自住或开民宿。刘金丁在固城县没有房子,他的父母是乡村中学的教师,一辈子辗转于固城县的乡中,最后的归宿是县城的老教师宿舍。当时能有一套公寓房,搬进去时也是欢天喜地,现在来看,破、旧、小,父母习惯了尚可,可小妹住惯了城里大房子,不肯与老人挤在一起。小妹不是刘金丁的妹妹,是他老婆。刘金丁就在县城新区买了一套精装修房,环境好,安静,适合刘金丁看书写字走路。固城县变成了固城区,房价变化却不大,不到省城的三分之一。刘金丁为何要回固城,除了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还有一个因素。刘金丁在本省是个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并且担任了省作协的副主席。固城区不大不小,但作家属于稀罕物。现在讲究精神文明,区政府开始重视文学艺术,为本籍出身的艺术家在本地设立工作室:一是画家,远在北京;一是作家,即刘金丁。工作室里办公室、阅览室、会议室等一应俱全,也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但是这俩人一在北京,一在东宁,难得进一次工作室。工作室有培育本地文艺新人的任务,刘金丁退休后,决定把工作室用起来,不负期望,为老家文学事业尽绵薄之力。

固城历史上有崇文传统,且不说本地文人人才辈出,南宋时有“吴门三贤”吴柔胜、吴渊、吴潜,明时有魏良臣、邢昉,清时有张自超、邢鹤,都曾以诗文名扬天下。当然,这些人距刘金丁毕竟遥远。刘金丁寻找的是当代写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固城县涌现出一批诗社,活跃着一批诗人。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崛起的诗群”诗歌大展,是载入文学史的大事,固城县的“日常主义”流派诗作,在版面上曾经占有显赫的一席之地。

刘金丁回老家后,首先想到的是寻找那批诗人。

刘金丁第一个联系上的是史光辉,当年“日常主义”诗社的社长。现在是一家装修设计公司的老板。史光辉是固城区的名人,当年顶着诗人的桂冠,现在是引领装修艺术风格的设计大师。别人的公司得抢活干,史光辉的公司是接工程得倒过来求着他。做过诗人的设计师就是与众不同,他设计的旅游小镇现在是固城区的名片,其中的几幢民宿风格迥异,成了网红打卡点。史光辉公司的总部,不在县城,也不在旅游区,而是隐藏在一所名为三湖中学的旧址内,刘金丁熟悉,当年他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就是到三湖中学当教师。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刚下过的雪还没融化,刘金丁将车停在原先的操场上,打开车门。建筑还是原来的那些建筑,只不过屋顶上覆盖着一层薄雪,光秃的树枝上也裹了雪装,添了莫名的寒意。刘金丁到这所中学报到时,它还是一所完中,后来上面要求初高中分离,它就成了一所初级中学。再后来,农村中小学合并,三湖中学就不复存在了。史光辉在几年前租下了学校,他将教室打造成车间,宿舍改为仓库,把大会堂改造成他的办公室。大会堂能坐下全校二千多名师生,主席台是个大舞台,“一·二九”大合唱时能摆得下一个班的学生。刘金丁推开门,发现那一排排的座椅都拆光了,靠近主席台的地方隔出了几间做成办公室,大片的空地上竖了两个篮球架。一位小伙子迎上来,说史总在办公室恭候。史总的办公室就在主席台上,舞台的台沿竖着弧形的玻璃墙,推开玻璃门,史光辉热情地迎上来握手,说,大驾光临。史光辉年轻时发际线就高,现在头顶上更加荒芜,两颗门牙也没了,剩余的牙齿在烟熏火燎下也看不出本色,他一张嘴,就好似黑洞。他的办公室空间很大,两只大壁炉放置在办公室的中间,铁制的炉箱并排排列,四根胳膊粗细的烟管直攀屋顶,沿一个直角冲出了墙壁。火炉内有木柴熊熊燃烧,火光让人温暖,室内的温度也确实暖和如春。这地方不像一个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倒像刘金丁在艺术村里见到的画家工作室。在沙发上坐下,史光辉说,知道你衣锦还乡了,但没想到你还会专程来乡下看我,受宠若惊啊。刘金丁说,你这老板一当,说话也学会假模假样了。你别忘记,这里本来是我的根据地,你当年来混吃混住,可没少骚扰我。史光辉伸手摸一摸光头,说,还真是。史光辉说,专程来我这里,是不是想装修你在固城买的新房子?我先向你申明,本公司从来不接公寓房的项目。刘金丁逗他玩,说,怎么,就不能为老朋友破个例?史光辉说,你要逼我,我也只能听命。刘金丁哈哈大笑,说,看来诗人走上了致富路,也懂人情世故了,这可不是原来的你。史光辉说,原来你是专程来跟我来捣乱的,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扯完闲话,刘金丁说,史大诗人现在还写诗吗?

史光辉说,一直在写。就是写得少了,不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

史光辉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诗歌人》,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诗歌杂志,这些杂志上都刊有史光辉的诗作,看样子他还在写诗,并且时有发表。史光辉至今没有放弃诗歌,这让刘金丁意外,这是真爱,就像诗人一辈子忠于一个爱人一样稀罕。

史光辉说他这些年发表的诗不多,已经不主动投稿了,这些发表的诗作全是编辑约稿。

这符合诗人史光辉的性格,刘金丁掏出手机,把几首诗歌拍摄收藏,刘金丁想从诗歌中重新认识史光辉。

我这里没有什么能待客的,吃个山芋吧。史光辉打开壁炉的铁皮盖,变戏法似的摸出几个烤得焦香的山芋。史光辉专心致志地对付它,嘴唇皮上糊了一个黑圈,看上去使那个黑洞更加夸张。刘金丁想起以前的岁月,他第一次喝咖啡、喝香槟酒,是在史光辉家。当时文艺青年追捧咖啡、香槟酒,就如当年小镇诗人们热衷读北岛、舒婷,现在该读谁?刘金丁也摸不着诗人们的头脑。

史光辉说:“我开公司,赚钱不是首要的。我把每个工程都看作是一个艺术品,所以我接项目都很挑剔。人老了,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刘金丁说:“看来你过的是神仙日子。诗社的另外几位还有联系吗?”

史光辉说,伯爵做官,退休后常在牌桌上见面;杜一鹃二十年前就去了美国;夜行人去北京做“北漂”快十年了,再无消息,白天见不着,夜里还是见不着。

史光辉将一块山芋皮扔到茶几的托盘里,那只手瘦如鸡爪,手背上青筋毕露,老话说,人老筋凸。刘金丁看一眼自己的手,肥嘟嘟的,手背上有一块新长出的黑斑,刘金丁总觉得那是块“老人斑”。或肥或瘦,老了是事实,是必然。

刘金丁读了史光辉发表的一首诗,题目叫《在废墟上唱歌》:“整整一年时间/倒塌的声音/堵塞了我的耳蜗/开斗墙里/泥土的瀑布/横梁上/木楔的吱扭/蟋蟀与灶虫的合体/谷仓的箜篌/被暴雨浇灭/篱下菊花败深秋/瓦砾中凸显着夭折的麦种/在破碎的陶罐里/我听到了祖宗曾经的击缶声。”

刘金丁以前总是读不懂史光辉的诗,当然,在某些场合他可以不懂装懂。但这首诗,他觉得他读懂了,史光辉的诗和他本人一起回归了现实。

一九七九年刘金丁考取了本省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大三那年,刘金丁在省作协的刊物《朝花》上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中文系的学生几乎人人是文学青年,他们憋着劲儿写诗、写小说,看谁能首先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他是最后一届学制缩短的高中毕业生,像他这年龄的同学全年级仅有五六个,被老师和大同学称为“小毛孩”。大家都认为刘金丁这小子运气好,那年代,一部小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有基层作者因为一个短篇小说获奖就成了专业作家。杂志上有小说作者的简介和通讯地址,刘金丁接二连三地收到读者来信,全是女读者,都说想做刘金丁的笔友。刘金丁志向远大,不屑一顾,他心中早有暗恋对象,是同班的一位女生。人家替他洗衣服洗被单,还送饭菜票,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刘金丁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发表了小说,刘金丁觉得有资格表白了,人家却笑红了脸,说,金丁,我一直把你当弟弟。很多年后,有一个姑娘也曾拒绝刘金丁,她说,我一直把你当哥哥。刘金丁觉得耳熟,耳熟之后就懂了。但读大三时的刘金丁不懂爱情语言,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他要努力写出有轰动效应的小说,让她刮目相看。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金丁写小说是为爱情而奋斗。可是在毕业之前,刘金丁再没能发表小说,毕业时他被分配回老家,而那位女生则分配到了省城。这帮毛孩子无一例外地进了中学当老师,为什么?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与掌握他们命运的辅导员处好关系。年轻是优势,也是需要锻炼的理由。刘金丁从固城车站下了车,从车顶上卸下了五六只纸箱,里面是他大学期间买的书籍。他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将纸箱码放在车厢里,他坐在纸箱上。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刘金丁高高在上,饱览沿途的家乡风光。他的命运就如这响声如雷的拖拉机,早上从原点出发,奔波一天后,晚上再回到原点。只不过他在外面逗留的不是一天,而是整整四年。刘金丁的父母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师,他们觉得,没有本事将儿子留在县城,至少也得把儿子弄回他们所在的中学,不仅离县城近,一家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刘金丁安慰父母说,在哪里都是在固城县,放心,你们的儿子不可能在三湖镇待一辈子。

三湖中学距县城三十公里,地处偏僻,被称为固城县的西伯利亚,交通不便,骑自行车来回得三个钟头,常留不住教师。这一次县教育局侧重弱校,一下子分配来三个本科生,两个专科生,校长自然喜出望外。学校盖了三间平房,用三合板一隔为二,变成了六间新教师宿舍,谈不上隔音,东边放个屁,西边能听见,也能闻到,那三合板没到屋顶,好在全是男生。从城市一下子到乡下角落,刘金丁免不了情绪低落。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不到老婆。乡下不是没女青年,俊俏的姑娘也有,但当时讲究找城镇户口的女子做老婆,儿女的户口随母亲走,找一个农村户口的,等于是前脚踏上田埂,后脚还陷在田泥中。三湖镇有七八位吃商品粮的“职业女性”,但大多铁了心要嫁到县城去,不可能下嫁教师。外语老师小赵,是主动要求来三湖的,他和女朋友是中学同学,女朋友在镇农行上班,下班后你来我往,卿卿我我,让另外四人好不眼馋。但小赵的幸福并不长久,县农行一个家伙看中了他女友,每天还没到下班时间,那小子骑一辆二八凤凰,就赶到镇农行等候。不久小赵的女友就变成了那小子的女友。这不是小赵一个人的耻辱,是三湖中学所有男教师的耻辱,这不是小赵一个人的战斗,是三湖所有男教师的战斗。有一次,那家伙准时到达镇农行,人刚进去,他们五人就将那辆二八凤凰扔进了湖水中。他们期待着那小子走回县城,准备在路上拦截,狠狠地揍他一顿。你一个县城上班的家伙,偏偏要到三湖镇来插一腿,岂不是在叫花子碗里扒冷饭,欺人太甚?!但等俩人勾肩搭背地出现,小赵老师却说,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放他们走吧。女友当然不是娘,即使拦得住娘也拦不住女友。煮熟的鸭子都飞了,五位男教师体会到形势的残酷。教育局有教师进城政策,就是有配偶在县城,夫妻分居。这政策对男教师而言就是个笑话,县城的姑娘谁肯下嫁乡下教师?要另谋出路,那四位的选择是考研。刘金丁没有加入,—直沉浸在他的文学梦中。

刘金丁有很多书要读。除了他买的文学书籍,他还想系统地读一遍哲学与历史,这在中学校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学里各科教师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向政教系和历史系毕业的老师购买了他们的大学教材,先读哲学史和通史,再读论著。刘金丁很投入,尤其是哲学,他几乎陷进去了,有阵子甚至想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但他很快清醒,不忘初心,他是为了写小说才读的哲学,不能随波逐流。刘金丁缺少危机感,原因之一是他父母是教师,他本来就是城镇户口,不上大学也能分配一份工作。另一个原因是他年龄小,结婚成家不是当务之急。乡村中学的条件差,时常停电,刘金丁有一盏煤油灯,灯座之上有一个玻璃罩,每天早晨他把罩子擦得锃亮,夜里又会缠上一圈圈烟尘。煤油灯也有好处,夜深了饥饿,可以在灯罩上放一只鸡蛋,一会儿就熟了,剥去壳后蛋白又白又嫩,恨不得一口吞下。刘金丁当然舍不得,得慢慢品尝,才有滋有味。刘金丁的痛苦不是担心找不到老婆,而是他写的小说一次又一次被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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