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相框里的人

那个陌生人在看我

木制旧相框在老家的墙上挂了三十多年，除了零星的照片撤换之外，几乎没人去动它。相框里的照片一旦被收纳到相框之中，便开始隐身于诸多事件的幕后，在更为琐碎的时光的掩护下，失踪于我们的视线。

旧相框以及相框里的老相片重回我的视线，是因为它们妨碍了新相框和新相片的到来。2018年冬天，因为要布置婚房，我提前回了趟老家，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用刚拍的结婚照撤换掉旧相框。旧相框上，多少年累积的尘埃已经习惯了按兵不动的蛰伏状态，我双手捧住相框的边缘，刚往上一提，附在表面的尘埃立刻就喧腾起来。稍重的尘埃，向着地面砸去，在砸向地面的过程中，它们还不忘分解，裂变，扩散，以膨胀的方式自由落体，如小型的夜幕降临。至于那些轻缓一点儿的尘埃，几乎轻到失去了重量，在没有风的空间里，它们自己就是风。只是，那是一种很缓慢的风，浮在空中，不是一粒一粒，而是以集体的面目延展飘散开，妄图塞满整个房间。

空气里陈年腐败的味道呛得人难受，我只好把旧相框端到院子里，打算清理一番。然而，就在我用抹布清理最下面那截边框的时候，手劲儿稍微大了一点儿，一声轻微的“咔嚓”声凭空窜了出来，随着响声，那截木框迅速跌落，摔在地面上。

随着木框的跌落，隐藏于两层纸板间的一张照片也随之跌落下来。

这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黑白照片，四五寸的样子，边角泛着时光的黄，给人一种略带重量的感觉。照片上一共三个人，我凝视良久，从左边那两个少年身上隐约触摸到一丝叔叔和父亲的神采。最右边则是个陌生的少女。父亲下身穿着喇叭裤，赤着上身，一件衬衫搭在他的肩上，最醒目的是他的一头长发——风将他的长发向后梳去，一副不羁的摇滚歌星的样子。更为年轻的叔叔则留着短发，上身穿着白衬衫，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下身穿深色的裤子，裤腿微短。他背靠着一块礁石，微低着头，目视前方，显得拘谨、青涩。他们的背后，几只展翅的海鸥定格在空中。

这张来历不明的照片，颠覆了我对他们哥俩的认知。任何一位认识我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张扬的、不羁的、肆无忌惮的，如乡村里一场惹是生非的风，从未让生活的平淡磨损掉自身的棱角；任何一位认识我父亲的人也都知道，他是沉默的、随和的、老实巴交的，仿佛生活随手丢过来一件东西，他就会接过这样东西，从未有所迟疑和不满。面对这张老照片，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际遇悄悄置换了两个人的性情，是什么样的时光暗暗扭转了两个人命运的走向。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照片上的那个少女。那是个十七八岁的清秀女子，大眼，短发，略带一点婴儿肥，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裙角在风的蛊惑下微微后移，让她身体的曲线隐约突显出来。照片已泛黄，她在照片里站了那么多年，但没有一点儿倦色，眸子里依然闪动着光华。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沧海桑田、隔着堆积得厚厚的时光，她就这么平静而柔和地看着我，直看得我心里发“毛”——不是那种让人感到恐惧的“毛”，而是一种被毛茸茸的美好的东西轻轻擦过额头、眼角、心尖的那种“毛”，有点儿轻，有点儿痒，还有点儿醉。

从照片的成色以及人物的面孔上猜测，这应该是我们家现存最古老、最久远的照片了。照片由白转黄，并逐渐在黄里渗入了灰，人物却依然固执地年轻着，像这世间并不多见的古老生物的标本，抵抗着沧桑——这是时光无情和多情的魔力。只是我不知道，借助这样一帧来历不明、疑点重重的照片，时光它究竟想要刻意隐藏什么、消磨什么、铭记什么、遗忘什么。

很多年前，我曾多次听叔叔讲过他与大海的故事——烟台的海、日照的海、大连的海、舟山的海……14岁辍学背井离乡谋生之后，23岁奉父母之命回家娶妻生子之前，十年时间里，叔叔辗转多地，几乎每一个地方都面迎或背靠大海，而他给我讲述的诸多往事，也大多与海有关。只不过时光久远，我已经忘记哪个故事发生在哪一片海域了。

他给我讲过一位老渔民是如何捕捞一条鲨鱼并将它拖到岸上的故事，其中具体的情节，远比后来我读过的《老人与海》要精彩。他给我讲过自己溺水的经历，在我们这儿，他的水性足够好，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与人打赌，于涨潮时扑入海中，远游数百米，再从数百米之外游回岸上。他说那夜的海浪如死神一般恐吓着他、驱赶着他、收割着他，他奋力向岸上游，被从身后席卷而来的海浪一次次扑倒，碾压。岸那么近，他却迟迟游不到，那时候，他是弱小的、无助的，甚至是绝望的。叔叔是个开朗的人，他从不避讳自己的隐私，我有幸听到了他与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的故事。那时候他在船上帮工，喜欢上了船家的女儿，但他不知道那位少女喜不喜欢他。他那样年轻，那样木讷，那样不解风情，有些话他还不敢说，有些事他还不敢问，心里有了人，也只敢把她藏在心里。叔叔说，那是他在异乡谋生的最后一站，第三年，他藏在心里的少女与一位海上人家的少年订了婚，叔叔死了心，也死了漂泊的念头，在祖父的催促下，下决心踏上了回乡的路。

然而，叔叔的故事里却没有我父亲，从来都没有。我父亲也从未对我们说过他去过海边或曾在海边生活，从来都没有。

还是回到那张奇怪的照片上吧。最初，我曾猜想，那个少女是我叔叔故事里提到的渔家女。他们的背后是鸥、是船、是海，从环境上说，这种猜测是妥帖的。但是细细观察，我发现了这个猜测的漏洞：叔叔的故事说得明白，他要比那位少女大上两三岁，然而照片上的少女显然要比叔叔更为成熟一些。而且，照片上的三个人表现出来的亲疏关系也不对——叔叔站在照片的最左边，他与周边的空白占据了整张照片一半的空间，而另一半，则填充着少女与父亲两个人的身躯，显得略微拥挤。更关键的是，少女的左手正被父亲的右手攥着，很显然，她与父亲的关系更为亲密。我突然有个大胆的猜测：难道叔叔的故事里患上相思病的是他的哥哥、我的父亲？如故事里所说——在渔船上谋生的父亲暗暗爱上了那位渔家少女，少女也悄悄爱上了他。白天，他与她一起干活；晚上，他独自躺在船上。风荡着海，海晃着船，船摇着他，他就这样看着海上硕大的月亮，想着心里的她，听着大海这只巨兽打着鼾声，夜夜失眠。后来他们在礁石的遮掩下牵了牵手，后来他们在夜幕的庇护下亲了亲嘴，后来他们在月亮的见证下说了一些缥缈而甜蜜的话……但这个猜测也有两个解释不通的地方：第一，如果这猜测是真的，父亲与少女两情相悦，显然不该是个悲剧，是什么改变了故事的走向？第二，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作为局外人的叔叔，依然还在诉说这个故事（尽管他隐瞒了一些真相），而作为故事里的男主角，父亲却绝口不提，好像世间本没有这档子事儿一般？

照片上的少女究竟是谁？我被这个问题搅动得食不甘味，但又不确定是否真的想得到答案。照片里的少女在看我——如果事情真如照片泄露给我以及我暗暗猜想的那样，那么，这个比我母亲更早地闯入父亲生活的少女又会怎么看我？明知道她只是一张照片，然而，我仍然没有与她对视的勇气。我相信，我父亲可能也不具备这样的勇气，甚至，越是时光久远，父亲越是不敢与她的双目相对。

之前我以为自己早把父亲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了，但这张相片还是如犯罪证据一般泄露了父亲不为人知的蛛丝马迹。父亲为何要把照片藏匿于纸板的夹层，是因为不重要吗？我不相信。藏匿是一种手段，他一定是想通过隐藏来完成或者达到什么。那么，父亲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或者说，我想知道，但又拒绝知道。

这张被父亲藏匿于纸板中的照片，现在又被我藏匿了起来——我把它藏在一本书里。那是一本很普通的书，然而，自从把照片夹到那本书里后，那书似乎就有了魔力。每次选书，我的目光都会有意无意地撞到它，撞到，就想把它抽出来，再把它腹部的那张照片抽出来。我慢慢察觉，表面上如一本拙劣之书的父亲，我其实尚未读懂，而没读懂的，便成了秘密。这秘密有的如暗流，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放肆地涌动，摧枯拉朽，不停不息；有的如古井，只有月光恰好洒下来的时候，才会打捞起藏匿于井底深处的光。真正的秘密是无法用言辞来描述的，保守秘密的父亲就是一张白纸上复杂的横竖提点、撇捺钩折，经过组合，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秘密避重就轻地伪装成更为清楚明白、也更为稳妥安全的汉字。

或许，对我们而言，父亲的某些秘密以及这些秘密中的父亲，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人可以贸然插足，即便是看起来他最为亲近的人。

母亲不能，姐姐不能，我也不能。

又有人提前离开了

旧相框早已被我丢弃，现在，原本挂放旧相框的位置上，正挂着我的结婚照。我鸠占鹊巢，把时光里的其他人挤到了别处。

那些从旧相框里拿出的照片，被我们分类处理——全家福、父母的结婚照、叔伯姑姨的个人照或者群体照，全都交给父亲和母亲；姐姐的童年照、风景照、毕业照，母亲也替她收拾好，等她下次回娘家时交给她；与我有关的照片也不少，我也一张一张地整理好，决定带回我现在居住的县城。

家族开枝散叶，照片就是枝叶们疯长的见证，属于哪个枝叶的照片，就由哪个枝叶带走，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在翻看那几张毕业照时，仍不免让我有些感慨。当年，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拍完毕业照之后，我们就四散而去，照片中极少数的人会成为我们此生珍重的好友，而更多的人从此不再联系。尽管如此，偶尔通过别人之口传递到我耳中关于他们的消息，还是会如小小的闪电一样击得我一个哆嗦。

黄加一是我在馆里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他身材不高，四肢消瘦，但脸上却肉嘟嘟的，显得很不协调。黄加一力气虽小，却能称雄整个班级。因为他父亲在村委会占据一席之地，上一代的权力结构，无形当中也渗透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小学阶段，黄加一是我绕不过去的梦魇：我恨他抢走了我所有的玻璃球；恨他把五只毛毛虫放进了我的文具盒里；恨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将我的语文课本偷偷撕下一页，折成了飞机……

我还恨他稀罕我稀罕的卢丽丽。上课的时候，卢丽丽是我的同桌；玩过家家的时候，卢丽丽是我的新娘。我喜欢她把捏成饼状的泥巴用碎玻璃切出一片，仰着头微笑着把它送到我嘴边的动作；喜欢我们两个趁着老师不注意，爬过院墙在庄稼地里追蜻蜓、赶蚂蚱的快乐；喜欢偶尔吹进院子里的一阵风，喜欢那阵风在吹过卢丽丽之后，紧接着又吹过了我……而黄加一的存在，让我喜欢的那些“喜欢”显得岌岌可危。

面对黄加一，我敢怒不敢言。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我将仇恨以及忐忑交给了文字。无数次，我用从讲台上偷来的粉笔在村里的墙壁上写下诅咒，那些咒语紧贴着墙面，显得醒目而有力。墙面之上，黄加一和他的十八代祖宗，以及他们世代繁衍的秘密，被我复习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一次在墙壁上对黄加一进行诅咒的时候，我被黄加一抓个正着。他将我扭送到老师的面前，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老师又在我屁股上补了两脚。

造化弄人，许多年之后，有一年春天，黄加一突然打电话过来，邀请我回村参加他的婚礼，新娘是卢丽丽。造化接着弄人，前年春天，黄加一跟着他的亲戚去省城打工，在摩天大厦的脚手架上，立足未稳的他就像那架他用我的课本折成的纸飞机，摇摇晃晃地从高处飘了下来。

当我以文字的方式再一次回顾他的时候，心里不仅仅是怜悯和悲痛。没来由的，我忽然想再恨他一次。我恨他让我们村的土地又结出了一个毒瘤似的疙瘩；我恨他让我的“妻子”卢丽丽成了寡妇；我恨他从我们当中抽身而去，连声告别都懒得说。

另一个提前离开的人是常乐。在我诸多的毕业照上，黄加一只出现过一次，而常乐则出现了三次。另外，在中学时代，我和常乐还一起照过几张合影，有规规矩矩站在校园的亭子前照的，有装模作样在摄影店的劣质幕布前照的，还有爬到树上赤着上身照的。可以说，常乐在我的学生生涯里，是个不可替代的标记。我们互为彼此的记事本，在刻骨铭心的记忆里为对方留下了最酷、最帅、最杀马特的影像，也留下了最丑、最衰、最王八蛋的瞬间。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是班里除了黄加一为首的那帮人之外的另一帮捣蛋鬼。我和常乐曾将苍耳子洒在女生的头顶。她们慌乱地用手去扯，结果越扯越乱，直至把头发装扮成鸟窝。那一次，我和常乐被罚站了两节课，屁股光荣地享受到老师的大鞋底。除此之外，我们还一起躲在暗处，用石子敲碎过校长办公室的玻璃；趁着无人，用小刀把黄冉冉和高娜藏在桌洞里的皮筋割为数截。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常乐喜欢上了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个个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但我们却为了金庸和古龙谁更厉害争论不休。后来不争论了，却陷入长期的冷战之中。那时候，代表金庸的我总想着与代表古龙的常乐打上一架。冷战继续升级，因为我们居然共同喜欢上了班里的黄珊珊。在我心中，黄珊珊就是“黄蓉”，精灵古怪；在常乐眼里，黄珊珊就是“铁心兰”，侠骨柔肠。然而就在我和常乐谁也不服谁时，黄珊珊却自报身份——她居然是“穆念慈”，因为她悄悄告诉自己的同桌张晓菲，她很喜欢乡长家的公子、我们班的李兴宇，而长得不赖、家世显赫、学习成绩还名列前茅的李兴宇一直被我们视为“杨康”。于是，我和常乐再次“化敌为友”，分别代表“郭靖”和“花无缺”找茬，教训了一下“杨康”。可悲的是，为了“杨康”这个小白脸，黄珊珊居然从此之后再也不理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