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志才艺术人生访谈录

闫志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进修，先后师从著名声乐教授薛明先生和著名声乐教育家王福增先生，擅长演唱西北地区民歌，演唱风格为真假声相结合。自1989年起任延安歌舞剧团副团长，两度荣获延安市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称号。1991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等接见并合影留念。现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是陕西省高职评审专家组成员、陕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以及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

笔者本科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学生，在学生时期就对闫志才老师的演唱水平与教学能力颇为欣赏，虽与闫老师相识，但一直未曾有过深入的交流。2023年1月，我经过硕士研究生导师乔建中教授的引见，第一次与闫志才老师有了深入的交流，并对他进行采访。闫志才老师年近七十，在这个本该老态龙钟的年龄，他却看着十分精神，不仅声音洪亮，体态也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和风度，极具艺术家风范。

时间：2023年1月10日

地点：西安市雁塔区西安音乐学院1号教学楼314室

采访者：吴婷

被采访者：闫志才（以下吴婷简称“吴”，闫志才简称“闫”）

一、从艺之路

吴：闫老师，首先请您谈一谈您的成长经历。

闫：我是1954年7月20日出生，这是我的农历生日，过去我们那儿都是过农历生日，我出生在陕北安塞县（今延安市安塞区）招安镇杨疙堵村，但实际我在村里没怎么生活，为啥呢？因为我的父亲是警察，从我懂事开始，我就在劳改农场生活，那个时候叫砖窑湾，那是一个镇子，在50年代那里就是监狱，我父亲在劳改农场当场长。1961年前后是国家困难的时候，好多干部都让回农村了，家属都不让在城里待了，我们全家就都回到我们老家杨疙堵村，但是我和我父亲一直在一起，我父亲走哪儿都带着我，因为我家四个女孩，就我一个男孩，我父亲在延安管犯人，我就在延安，我父亲回安塞县公安局工作，我就在安塞县上学。

吴：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闫：我真正的学艺，现在回想起来就是8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家在安塞县高桥镇，有个村叫宋庄，1962年我到我外婆家去，我有个比我大两岁的舅舅，叫我跟他一起去听书，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说书，当时谁家孩子、老人不舒服了，叫说书的来说上三天书，心情好了，病自然就好得快些。过去说书的艺人基本以盲艺人为主，有的眼睛就只能看到一点。我听的第一个说书家是谁呢？他叫张俊功，是个说书大师，相当有名，他是横山人，但他一直在安塞、志丹、甘泉这一带活动。我8岁那年，他在我舅舅家说了三天三夜的书，我就听了三天三夜，都听上瘾了。那个时候张俊功可能不到30岁，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他名气非常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个时候他说的书都是古书，我那时候最常听的是《薛仁贵征东》《大八艺小八艺》《翻身记》等，听得我都入迷了，看到别人哭了，我也跟着掉眼泪，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他唱得非常美，所以我小时候一下就爱上了唱歌。开始我是在学校跟老师学唱歌，紧接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就唱语录歌，后来唱样板戏，这期间也唱民歌，但唱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文艺是受批判的，觉得这是下三烂的东西，下九流，要唱就要唱革命的东西，不让唱酸曲。

我是怎么开始唱民歌的呢？那时候十年动荡时期，我们就停课了，我刚上初中，也就十二三岁，就回农村待了一年半，这一年半就是劳动，别人劳动挣十分工，我挣三分工，锄地、收割等，我把农村的活都干过一遍。放羊的时候我受益匪浅，我跟的这个老羊倌他会唱歌，我们早上把羊放出去以后，中午不回家，晚上要到六七点才回家，中午我们在山上随便烧点豆子、红薯、玉米、洋芋，或者吃点自己在家拿的干粮。老羊倌只要唱民歌，我就跟他一块唱，唱了非常多的民歌。再就是我有个叔叔也爱唱，在延安时给我教了一点，他唱的革命相关的民歌多，因为他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在担架队待过，抢救过伤员，也走过口外，所以赶牲灵的歌儿他也都会唱，赶着毛驴上盐池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去驮盐，回来也讲一些故事。在老羊倌和我叔叔的影响下，再加上我一直喜欢唱歌，所以初中和高中时期我就是学校文艺队队长，会说快板、三句半、对口词，还会唱京剧样板戏。

那会儿刚好遇上两个老师，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我们这儿教书，这两个老师都是外语学院毕业的老师，一个是西安的，一个是北京的。从北京回来的老师会英语、会拉京胡、会唱京剧，他给我教识谱，我那会儿是文艺队长，每天下午没事就叫我去听课。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演过《沙家浜》，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在学校孩子们大合唱时我是领唱，那会儿我就比较活跃。

吴：那会儿就是这两个老师给你教的？

闫：嗯，是的，我到这两个老师那儿都不用喊报告，我们关系处得很好。现在我这两个老师一个已经去世了，一个在河北邯郸。

吴：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闫：那是肯定的，这是把我带进门的人。一个叫倪志福，这个是西安人，他弟弟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倪志杰老师，这是他的亲二哥，毕业后到我们县上工作，后来回到国棉一厂中学当老师，现在人去世都5年了。他那会儿跟我说，你到西安要上音乐学院。

还有一个老师叫徐玉忠，这个老师还在二中代课，他在我们县上待了十多年，他是四川雅安人，他爱人是河北邯郸的，所以后面就回了邯郸，我们现在都一直有联系，经常聊微信，我老师今年都78岁了。就是他们两位老师把我领到音乐学院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吴：您是考到音乐学院的？

闫：是的，当时我18岁。当时县里特别缺老师，留我到哪个镇上去当中学老师，当时县教育局不放我，后来做了很多工作才放我走的。我跟这些老师都一直保持联系，我毕业分配到延安工作后，还常去看看老师。

吴：您在那个时候已经会识谱了，是吗？

闫：会识谱，只识简谱，但是没见过五线谱。简谱会懂一点，考到学校进来以后才开始系统学的五线谱。我是1972年5月份进校的，1975年就毕业了，当时跟薛明老师学，我是在声乐系，我们班就4个男生，两个男高音都是我们延安的。

吴：你们当时考学的时候是怎么样考的？

闫：我考的时候是陶立玲教授招的我，当年陶立玲老师和梁光老师来安塞招生，梁光老师是我们县的人，他后来当了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除了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个叫马绍宽的老师，是拉小提琴的，他们三个人到安塞来招生。1972年的2月份来招生的，后来我就接到通知被录取了。考试的时候就考你的节奏，老师打节奏就跟着打，打节奏我都可以跟上打，因为我会打腰鼓，那时候我节奏感好。除了打节奏以外，还要朗诵、对口词，然后就是唱歌。当时我唱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唱了一首样板戏，还唱了一首陕北民歌，我记得是《高楼万丈平地起》。当时我就唱了几句，老师们就听听看嗓子如何，再加上还要看你的政治背景，我父亲是警察，条件很好，政审就很好通过。当时招生的老师说要招年龄大的，我正在河边洗衣服，老师来喊我，告诉我有人招生，叫我唱几首歌，我没做什么准备就去参加了考试。当时也不懂得开嗓，直接就唱，因为在学校我就经常唱歌，所以也不怯场。陶老师让我跟着她发声，我记得脚踏风琴最高的键都到底了，我都能唱上去。

吴：你们当时去考试的人多吗？

闫：多，有五六个同学，但是其他人都唱得不太行。

吴：您当时接到通知说您考上以后，家里人都支持您吗？

闫：我家里人都不让上，通知书来了以后在县上卡了7天，等我拿到通知书以后，只剩下10天就要去音乐学院报到了，我都没去过西安。我跟我母亲说我要去西安上学后，她一边哭一边给我缝褥子，我爸倒没啥反应，就告诉我西安蚊子多，走的时候带上个蚊帐，所以我带着蚊帐来学校后，好多人都笑话我，说这家伙怎么从陕北来的，还带个蚊帐。

吴：最后就招了你一个？

闫：全院就招了三个，一个我，还有一个叫黑海峰的，黑海峰后来去世了，延安招了一个延安中学的。

吴：你们出学费吗？

闫：不出学费，都是国家管分配，看病也不掏钱，去医务室拿药签个名就行。

吴：县上最后还是同意你去上学？

闫：县上肯定同意放我去上学，不放我来不了西安。我跟教育局局长说我想去西安上学，上完学我再回来，我一定回来，他觉得去西安上学是好事，所以后面我就顺利来西安音乐学院上学了。

吴：当时您自己个人的想法是一定要去音乐学院上学？

闫：对，一定要去，一定要上学。

吴：您考上音乐学院以后，上课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闫：那个时候上课的方式和现在差不多，上课是一对一，我们当时没有课表，每个老师就教两个学生，哪怕天天给你上专业课都行。我老师是薛明老师，我上学那会儿他才40岁，没事他就在那儿练唱，我们俩就在那儿听，每天晚上过来练发声，想唱就唱。我们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学校没有临时工，我们就是临时工，打扫卫生、看楼、看琴房的都是我们这些学生，琴房一人一把钥匙，自己随时就去练习，楼道的地板都是我们学生自己打扫，全是学生自己干活。

吴：您当时学的是民族唱法吗？

闫：那个时候我是按民族唱法唱的，因为要下乡演出，所以我还学习戏曲，那阵子学校还有戏剧系，后来把戏剧系分出去了，当时给我排过眉户戏，还排过秦腔，我在学校演过《红灯记》，我是唱李玉和的。那个时候我们上学是“学工学农学军”，每年都要下乡去，所以一般就是大课堂和小课堂结合起来，我们经常下乡去给农民唱，说唱就唱，跑遍了陕西。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去过大荔县的雷北村待过半年，我2月份到学校报到后就到农村去了，在农村待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收麦子的时候才回来。

吴：那当时上课也是在农村吗？

闫：在农村上课，主要是河边吊嗓子，老师领着你吊嗓子，课堂就放在农村，老师没事儿就过来找我们，带我们练练声，拿个校音器敲一下，对标准音。

吴：那个时候上文化课吗？

闫：没有什么文化课，就是专业课。有些课也有，视唱练耳、钢琴课都学，那个时候没有教材，因为没有恢复高考，整个都不规范。比如说我们过去唱的歌本叫《战地新歌》，那时候一本歌本才两毛钱，里边好多歌都是革命歌曲。我们在里边挑着唱歌，不像现在有这么多选择。

吴：您是到了音乐学院才开始接触正规的声乐训练？

闫：是的，我进入到音乐学院学习后，才开始学习正确的发声方式，学校主要是规范我的演唱方法，在家唱歌那时候没有钢琴，但却培养出我清唱的能力，到现在为止一般人清唱唱不过我，我张嘴就能唱。

吴：您觉得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闫：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学校的三年，只要不下乡，我们声乐系的学生每天早上都坚持练功，我们有形体课，每天早上练40分钟形体，练完才吃早饭，天天早上如此。我刚来学校那会儿不会练把杆，劈叉也劈不下去，后来通过在形体课上不断练功，劈叉就劈下去了。学校还教表演，为我毕业后在文艺团体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延安从艺25年

吴：您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就业的机会除了延安歌舞剧团，还有别的吗？当时为什么会去歌舞剧团？

闫：我一毕业就分配到延安歌舞剧团。当时我没回安塞县，就把美院的一个毕业生分到我们县上工作，在我们县工作20多年，后来调到省群众艺术馆去了，这个人为安塞的剪纸、农民画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我就被分到那个时候很红火的延安歌舞剧团，延安歌舞剧团里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就有将近40个人。

当时我们毕业后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分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还有个同学是周至的，他说他就喜欢去艰苦的地方，比如榆林，当时他一表态就把他分配到榆林了。后来我这个同学从榆林回来后很成功，我们学校聘他做教授，他是做戏曲研究的，叫许德宝，他跟我同岁，是师范系的，主要做戏曲方面的研究。我们当时音乐系分了六个人，有两个唱歌的，还有几个是乐队的，美术分了一个人，师范系分了三个人，这一下就分了十个人到延安歌舞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