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大观园意象的演变

作者: 徐文杰

《红楼梦》大观园意象的演变0

摘 要:大观园作为贾府重要的内院以及红楼一梦整个故事的发生空间,在曹雪芹笔下具有丰富的意蕴,不仅是一个基础的自然和人文的环境,也承担着映照人物、情节和故事的特有的美学灵性,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大观园也表现着生活于此的女儿们的性情和命运。本文从建造、发展和荒芜三个角度着手探讨大观园的历时演变及文学意蕴。

关键词:《红楼梦》;大观园意象;演变

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文本中的叙事空间,空间总是作为载体承担着故事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作为长篇叙事小说《红楼梦》的重要叙事空间,大观园本身极具艺术美感和文学内涵;大观园及其内部院落作为少女们生活的空间,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象征作用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意象。

一、自由与牢笼

大观园首现于第十七回,时值元春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1],后又得皇帝允许省亲,于是便有贾府建造大观园,贾府也因为元春的缘故显得极其繁盛,但大观园的诞生也伴随着巨大的花费。

在完成省亲的责任后,大观园便在元春的安排下成了众多女儿活动的主要空间。元春想着“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去居住方妥”[2],至此大观园成为红楼一梦的主要发生空间,为女儿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场所。位于贾府内的大观园与外界的交流是微弱的,从而可以更好地将女儿们保护起来,“大观园不啻是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它不但使宝玉可以不去读他所深恶痛绝的书,不去或少去跟士大夫诸男人交接,而且也把诸姊妹同外面男人的浊臭隔离开来”[3]。

但这种自由是短暂的,并且是贾元春牺牲自己的自由换来的。大观园是属于女儿们的清净世界,它的产生源自元春身处“那不得见人的去处”[4]的皇宫。因为贾元春献祭自身牺牲自我,换得皇帝对于贾府的宠幸。同样是在贾元春的安排之下,贾府兴建大观园作为贾元春的省亲之地,之后空闲下来便将女儿们接入其中居住,从而给了贾府的女儿们一个短暂逃避凡世,但是又注定毁灭的“世外桃源”。所以从大观园的建立原因来看,就可以发现它本身就是建立在贾元春的痛苦牺牲之上。

并且大观园内的自由更多是有限制的自由,是一种被圈养的“相对自由”。第三十六回中,贾蔷给龄官买了一只玉顶金豆,却被龄官厌恶:“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5]鸟在此处成了龄官自我的象征,居住在大观园之内的女儿们就如同被束缚在笼子中的鸟,处于“笼中鸟”的生存状态,她们的命运全然不在自己手中而如无根浮萍一般漂泊不定。

大观园中的自由同样也是脆弱的,它的建造根植于贾元春自我牺牲之上,而随着元春的去世,贾府的地位一落千丈,终是再也维持不住国公府的脸面彻底走向了衰落,“贾元春作为皇权与父权双重压迫下的可怜女性,背负太多本不需她承担的家族重任。家族男性主导了家族内部的权力分配,却将义务甩给了女性。当一个家族的兴衰系于一位少女的得宠与否时,这大厦也将倾覆了”[6]。看似自由的大观园本质上仍旧逃避不了封建制度的管控和束缚,而以宗法制为代表的父系社会依旧笼罩在大观园上。更为讽刺的是,女儿们离开了这座牢笼,其境遇变得更加糟糕,元春深居宫闱而命逝,迎春误嫁中山狼备受摧残,晴雯被逐而痛苦病逝等,都控诉着大观园和贾府之外更大的黑暗牢笼,那个封建社会所织构出来的吃人的牢笼。

二、自然与封闭

大观园中的自由虽是有限制的自由,但在这种情况下,大观园中也是充满了种种如画的自然景色和女儿们的诗意生活。作为皇妃的省亲别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了一座大观园。大观园是明清私家园林的典范”[7]。其中山、水、石、树、花草等景物都经过精心设计,“曹雪芹在这座园林中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8],大观园的景象是仿照自然而建造的。

在藏污纳垢的贾府之中,青春活泼的女儿们成了最后的生命的美景。性格迥异的姑娘们在这个封闭的大观园之中,对应着各季的美景赏花、戏蝶、看雪、吟诗对句,尽显风流,她们为“自我封闭”而导致死气沉沉的贾府增添活力。大观园中的景色以及女儿们的生活雅兴也可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生命和青春的活力是不会被禁闭的。哪怕是素来稳重的薛宝钗也有着娇俏的一面,看到大如团扇的玉色蝴蝶,便取扇扑蝶,“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9],此情此景称得上是“诗中有画”。

但是建立在贾元春牺牲自我基础上的大观园本身就是畸形的存在,“园林反映的是对自然风光,对自然的山、水、石、植物、动物及依傍自然修起的亭台楼榭的向往,园林反映的又是一种闭锁的、与世隔绝的空间里把自然捏在自己手心里,把自然规范化、合意化、小巧化、人工化的独家享乐心理与占有心理”[10]。而这种闭锁的、占有的心理应验在园中女儿们身上,就如王蒙所说:“大观园里生活的公子小姐们的天地是很小的。他们不可能想象‘广阔天地炼红心’或‘经风雨、见世面’。他们与大自然实际是隔绝的,这实在是他们的悲哀。”[11]他们所谓的接触大自然也仅仅是井底之蛙所见的“天空”。

大观园之中的女儿们没有过多的机会见识外面的世界,整个红楼一梦的故事也都是以大观园作为主要的发展和叙述空间背景。在贾府之外,林黛玉在初次进入贾府时从下了船上岸便进入贾府马车之内,随后对于外界的观察也仅仅是“从纱窗中瞧了一瞧”[12],没有和外界的直接联系,更没有和任何男性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身为有身份的女孩们,她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家族的监督以及世俗的要求。而在大观园之内,贾芸领班带人种树时“那土山上都拦着围幕”[13],以此来将男与女的空间区分开来,这就意味着随着男性空间的侵入,属于女儿们的生活空间就会逐渐地减少,到最后被完全剥夺了生活的空间而走向毁灭。

当这种脆弱的人造自然随着外界的侵入而打破人为的封闭状态时,大观园毁灭首当其冲的诱因就表现了出来,即来自外界属于男性世界的侵入,带有情感力量的男性世界的污染。傻大姐在大观园内抓促织的时候捡到了一个香囊,这本是司棋和潘又安的定情之物,而后被邢夫人得知并引发了后续的“抄检大观园”,这就是一桩典型的因为外界男性世界侵入而导致的悲剧,而在此事件中贾探春有着清楚的认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14]

三、映照与荒芜

大观园并不是单纯的园林建筑,它还是曹雪芹精心构造的审美意象,其中每个院落都对应着它们主人的性格,并象征着它们主人的命运。“大观园的每一幢建筑往往都是根据具体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设计的。不同的院落因其主人的不同个性和气质而显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15]

大观园中的居所与其主人是互相映照的关系,女儿们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住所居住其中,而作为房舍的院落像是有了生命回应并影响着居住者。“大观园是闺阁女儿的生活场院,其中的院、馆犹如私人订制,彰显着主人的性格与情志。”[16]在众多女儿中林黛玉的性格最具特色,而她所居住的潇湘馆和她正是相互映照的关系。在初入大观园选择住所时,林黛玉“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17],喜静不喜动、喜散不喜聚的林黛玉自然而然住进了翠竹幽幽的潇湘馆;而大观园的院落也会反作用于自己的主人,时逢秋季身体不适,看着“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时候了,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18]的景色,林黛玉便写出了《秋窗风雨夕》,“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19]将风雨中点点水珠在稀疏的竹林和半开的窗户前发出声响之景以及内心的思念之情表达了出来。

随着时间流逝,破灭终是一步步到来,文学史上存在着的令人伤感的文学话题便是红颜易老。对大观园中的众多女儿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婚姻大事也会逐渐被贾府中的长辈们提上日程。贾元春嫁入皇宫,贾迎春嫁给了孙绍祖,贾探春远嫁海外等等,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婚姻成了女儿们的坟墓,就如同贾宝玉对于女儿和女人的不同评价:“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20]

在抄检大观园之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去世、出嫁、被驱逐,大观园也逐渐荒废。“先前众姊妹们都住在大观园中,后来贾妃薨后,也不修葺。到了宝玉娶亲,林黛玉一死,史湘云回去,宝琴在家住着,园中人少,况兼天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旧所。到了花朝月夕,依旧相约顽耍。如今探春一去,宝玉病后不出屋门,益发没有高兴的人了。所以园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园的人住着。”[21]随着接二连三的有人生病,导致“都说大观园中有了妖怪”,甚至还有“撞邪”等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以至于“崇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栖”[22]。在第一百零八回中,贾府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再也没有能力去打理大观园,此时的大观园处于一种荒废的状态,“宝玉进得园来,只见满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23],而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种种变化都在暗示着贾府的衰落。

四、结 语

蔚为大观的大观园,成了曹雪芹笔下给予女儿们于尘世中短暂躲避浊世的桃花源。作为依附在贾府之上的存在,大观园必定会走向毁灭,生活于其间的女儿们同样也会迎来悲惨的命运,大观园和女儿们是两位一体的映照关系,大观园的荒芜与毁灭象征着女儿们生命的消逝。《红楼梦》正如大观园一般,一部分是经历繁华走向破灭后的大彻大悟;另一部分则是为女儿们伤感的悲金悼玉,对于人生的感慨以及对于女儿们的怀念成了《红楼梦》重要的两个内涵。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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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向东.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析大观园理想的建立和破灭[J].红楼梦学刊,1995(2):9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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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亚茹,张楠.园·缘·源:《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文化象征[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4,24(2):54-59.

[7]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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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蒙.红楼启示录[M].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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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庄克华.诗化的小说:《红楼梦》艺术初探[J].红楼梦学刊,1984(2):61-80.

[16] 张云.《红楼梦》的多重主旨及其表达策略[J].中国文化研究,2020(3):9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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