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研究的人类学范式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兴起了一股宝卷研究的热潮，“宝卷学”方兴未艾。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永平教授自2006年的博士阶段就已关注宝卷这一文类，并于2017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对宝卷有深厚而独到的研究。《禳灾与救劫——宝卷叙述的人类学研究》正是李永平教授重大项目的成果之一，代表着作者对宝卷的最新思考。该著另辟蹊径，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救劫切入，视宝卷为涵盖文学、宗教、历史、民俗、音乐等多种属性的“文化文本”，研究宝卷在民众生活中的现实作用和价值。

一、探寻宝卷叙述背后的动力机制

作者把关注焦点放在宝卷叙述背后的动力机制上。宝卷是与明清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极富烟火气的文化文本。民间做会宣卷（念卷）有系统而完整的流程，宣卷前需设坛洒净，迎请诸神，营造“神圣空间”，听众在宣卷过程中要应声和佛，宣卷结束前还要送神。受佛教“做功德”观念的影响，传抄宝卷被视为积德，家中藏卷则有镇宅驱邪的效果。这意味着宝卷叙述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大传统作为动力源泉，驱动民众一代接一代不断宣唱宝卷。

人类学家认为，人的不当行为会造成罪孽，污染生存环境，导致秩序混乱，而天地、社会的失序会招来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对生存危机，人不得不用清查冤案、转嫁替罪羊等方式涤荡罪孽，使天理昭然，恢复洁净，从而获得上天的宽恕。该行为模式源自上古人类“天人感应”的思维传统，人的过失会触犯天神，引发天谴。

宝卷的叙述对恢复秩序、禳解天谴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宝卷编纂者有意神化宝卷的来源，视宝卷为“神授天书”，将宝卷的产生归为神的旨意。宝卷的“劝善”说教也在向民众灌输顺应天命的思想，保持天人合一以免除灾祸。“神授天书”树立了宝卷的权威性，也迎合了民众对超自然“神力”的渴求。另一方面，宣卷活动也有禳灾祈福的意义。古人禳灾仪式的文化机制正是人类学的净化仪式，这一机制广泛存在于宗教仪式、杂剧表演、宝卷叙述等活动中。作者指出，宝卷有“超度”叙述和“审判”叙述。超度叙述类的宝卷，其深层结构中的“度脱禳灾”仪式和“过渡礼仪”都含有一个阈限阶段，象征涤除污染、禳解灾异。仪式通过禁忌和隔离将人象征性地置入“另一世界”，再回归正常世界，度过“阈限阶段”，完成身份的转变或污染的净化。《目连宝卷》《血湖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等大量宝卷都是用在荐亡超度、安宅满月等民俗活动中，帮助民众顺利渡过难关。宝卷还借用经卷的形式，吸收、改编佛道两教的经忏仪轨，形成诸如《顺星类宝卷》《十王宝卷》《庚申宝卷》等仪式卷。作者认为“通过做会仪式所阐发的思想，具有文学原初的禳灾角色和社会担当”。后期的宝卷虽然逐渐从宗教宝卷过渡到故事宝卷，进入俗文学市场后褪去了宗教仪轨的痕迹，但此阶段也有通过扶乩生产的宝卷，这使宝卷的生产和功能又回到其原始的机制，即领悟神意。

二、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刘易斯·兰博（Lewis R. Rambo）指出，“人类学学者是最不可能被限制在单一视野里面的”。诚如其所言，人类学（此处特指文化人类学）学者以人类的社会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特点一是视野宏阔，研究范围涉及不同空间和时间。空间上可横跨世界各大区域，时间上贯通人类文明史的原点与未来，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叶舒宪先生提出“万年中国说”，大历史学派的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更是将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往前推至130亿年。特点二是整体性的、多维立体的研究观念，研究某一对象时往往涉及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材料。特点三是强调实证、田野工作和跨文化比较。人类学的学术路径决定了其以问题为中心、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从多个角度切入，汇通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研究问题，避免现代教育模式和学科设置的人为划分所导致的知识碎片化、区隔化。

突破现代学科限制的跨学科研究是《禳灾与救劫》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作者将宝卷定义为“文化文本”，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文化文本”这一概念强调将文化作为文本来解读，同时导向一种立足于大传统的文化“再语境化”。将宝卷作为“文化文本”意味着宝卷不再是单一的文学文本或宗教文本，而是综合性的多元文本。从宝卷的定义开始，作者就已体现其跨学科的宗旨。宝卷大致产生于元，盛行于明清，但作者对宝卷的考察并未固定在元明清三代，而是首先将视点移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处，探寻宝卷的文化大传统。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作者广泛运用文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其目光也并不停留在中国本土，而是遵循比较神话学的路径，将古希腊、古埃及、古希伯来等文明都纳入比较的视野，共同阐释宝卷禳灾祈福的文化大传统。如阐释宝卷的赎罪禳灾信仰，作者列举了古代犹太人的“赎罪日”、古希腊的“替罪羊的转移”、欧洲迫害犹太人的“鞭打运动”等。又如听众对宝卷的“和佛”行为，“和佛”指听众在念卷人念完一段韵文或诗文后，缀尾而念“阿弥陀佛”“唵嘛咪叭呢吽”等，作者指出这一行为可追溯至先秦的“相和”“唱和”大传统，也是《文心雕龙》中所谓的“声文”。听众在宝卷唱和中产生“群体激荡与裹挟效应”，焐热氛围，借助群体的力量渡过劫难，这就从心理学的层面阐明了宝卷叙述的禳灾作用。

三、对宝卷认识的创新

宝卷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片”（江浙沪吴方言区）、“一线”（甘肃河西走廊）、若干点的格局。作者曾对河西、常熟等地区的宝卷进行田野调查，并搜集了大量海外收藏的宝卷，其中不乏珍贵的孤本，掌握了丰富的一手文献。作者通过深入的文献研究和广泛的田野调查，认为宝卷以禳灾、祈福为主要功能，这一观点是“宝卷学”的一个重要创新。

学界过往研究宝卷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基本是在文学和宗教学两个领域，因此宝卷被视为主要满足民众娱乐、审美目的的文学文本，或是完成传教任务的宗教文本。作者指出，仅仅从文本角度观察宝卷，认为宝卷是佛教变文或俗讲等文化小传统的余脉，这个认识不完全可靠。宝卷尽管融合了话本、诸宫调、戏曲等文学形式，还包含具有文学性的民间故事，但大部分宝卷的叙述核心在社会功能，而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宝卷通过叙述达成信仰生活中的请神、降神、超度亡灵的目的。宝卷的功能与民众的生存忧患意识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此只把宝卷看作娱乐或审美的文本并不全面。另外，宝卷的禳灾祈福功能与宗教关系密切，宝卷做会活动受到各种宗教仪轨的深刻影响，佛教、道教和民间教派也利用宝卷的大众性进行传教，但并非所有宝卷的目的都是传教，宗教宝卷仅占宝卷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也不能将宝卷单纯地归为宗教文本。

除了宝卷功能，作者还对宝卷的分类和宝卷所含“文类”提出了新的看法。大部分宝卷分类是依据文学研究的标准，将宝卷分为文学类和非文学类。如郑振铎就将宝卷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佛教宝卷又分为劝世经文和佛教故事，非佛教宝卷分为神道故事、民间故事和杂卷。车锡伦也将宝卷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两大类，民间宝卷又分为神道故事卷、妇女修行故事卷、民间传说故事卷、俗文学传统故事卷和时事故事卷。《禳灾与救劫》跳出了纯文学研究的传统思维，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宝卷的特征，提升了宗教、仪式元素在宝卷中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新的宝卷分类方法：一是佛道经义仪式卷；二是佛教救赎卷；三是劝善禳灾卷；四是以祈福消灾为目的的民间信仰宝卷；五是以劝善消灾为目的的民间故事宝卷。

此外，为避免落入文体概念的窠臼，贯彻“大文学”观念，作者将宝卷的文学风格、表述类型（包括宣卷的挂图和宝卷中的绘图）统称为“文类”，从宝卷中提取出的禳灾文类有：颂、赞；销释、解结；愿文、发愿文；忏；疏；诰。颂、赞原属古代祭祀颂圣的文类，在宝卷中演化为赞颂诸佛菩萨、玉皇大帝、孔圣、三茅真君等佛道儒人物或民间神祇。销释的意思是解脱、消灾，解结是指解开前世今生的怨结，两者均有解开之意，用在宝卷中以祈求解脱厄难。愿文、发愿文最早是佛教仪式的礼仪文书，如数量繁多的敦煌愿文，宝卷的发愿文置于结尾，多为“十报恩”“十二报恩”“十二愿”。忏即灭罪向善、消灾免祸的忏悔之法，宝卷中常见的有《血湖忏》《星真法忏》等。疏与诰是相对应的两种文类，都用于沟通人神，实现“天人合一”，如常熟宝卷的《度亡设荐文疏》，取自道教仪轨的《南斗诰》《北斗诰》等。这些特殊文类，共同组成了宝卷叙述的禳灾结构，其意义更多是在“护佑社群之繁荣的仪式性力量”。

当前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后理论”时代，呈现出鲜明的泛文化、跨学科性，早已突破了过去的纯文学研究格局。多学科交叉，乃至更为激进的“破学科”呼吁，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转化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导向。然而当前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受制于旧有的学科观念，仍困难重重。宝卷作为“文化文本”，反映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秩序，背后潜藏着世代相承的文化大传统，理应以多维、跨学科的目光去研判。

该书以全局性的眼光，把宝卷研究带到了新的高度。宝卷在传唱、传承中整合着中国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宝卷学”学科建设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学术工作，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宝卷学”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新征程。

（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