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生视域下传统村落互嵌式发展研究

摘 要：本文对石桥村这一互嵌共居的传统村落范本进行实地调研，以“文化共生”的学术视域为研究进路，追溯石桥村迁移、民族结构变动的历史，寻找形成民族互嵌格局的共生要素。丹寨县石桥村在全面交往的场域中，从技艺传承、节庆民俗、族际通婚、饮食习惯等方面呈现出的互嵌共居、共生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互嵌图景，为我国传统村落互嵌式发展的研究、实践提供了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

关键词：文化共生；民族互嵌；互嵌式传统村落；石桥村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进程，都是在各族人民互嵌居住的环境中完成的。基于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各民族居住状况，中华儿女在历史发展下已从互嵌性居住的客观环境，形成了共生共享文化的精神世界。在2014年5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互嵌式社会结构被上升为全国范围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我国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变迁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共生过程，在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文化共生成为各共生单元之间互动与交流的基础与本质。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居住与共生文化的发展模式。

一、互嵌格局形成的共生要素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密切交往，互通往来，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互嵌式格局，这不仅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更促进了民族间情感上的交往融合，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这也为文化、科技、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一）历史迁移

贵州是我国历史上几大族系迁途的交会点。民族迁移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多在经济、政治、军事的作用下发生，有战争因素，也有当权者为疆域的扩张而制定的政策因素，这种大规模的迁移，使得贵州地区民族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重构。在溯源石桥村造纸技艺、查阅地名志以及走访村民的过程中，便可窥见其历史变迁的轨迹。关于石桥造纸技艺的传入，一说是起源于唐中期，有军屯、商屯、民屯在此一带；二说是明初期由闽浙赣一带的手工匠人迁入；三说是逃难避祸的匠人融入当地。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能从历史上几次迁移的脉络中寻找到石桥祖辈来此的蛛丝马迹。另外，石桥纸街被当地苗族称为“洋丢”，这是苗语的发音，意为汉族聚集的地方。地名的背后蕴藏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变迁，寥寥几字，道尽沧海桑田、疆域变迁。村民们对祖先迁途的共有记忆也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佐证。

（二）空间基础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居住格局是构建民族互嵌格局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共同的空间场域内，各民族通过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文化活动等方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石桥村位于丹寨县南皋乡西部，西抵清江苗寨，东临偿卡村。主干道穿村而过，南皋河绕寨而流。历史上的几次人口迁移，构成石桥村多民族杂居的地理格局。虽经历几次汉族人口的迁入，当前石桥村的人口构成仍以苗族为主体，多个民族共同居住。汉族多居住于沿街驿道，村中建筑多为传统的苗寨建式，苗族多住吊脚楼，汉族住木瓦楼。石桥村以纸街为经济中心，民居平行分散。居民日常交往密切，这种分布情况为“共生”提供了环境基础。在愈加频繁、深入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中，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积淀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力量。

（三）国家在场

聚焦于生存空间的迁移、文化建构的同时，还不可忽视“国家在场”。族际间在经济、文化、日常交往上的深度交融，离不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各项民族政策的推行，消除了族际间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使族际间从认知结构、生计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逐步重构，渐渐消融了族际间的差异性。中央对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顺应当地民族的原生习俗、文化、信仰，缓和了民族矛盾，扩大了国家统一的基础。如重视对大姓及民族上层人士的任用、改变奴隶制度、发展经济、推行教育、设置保留原有部落组织等，进一步促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增强了向心力，对加强族际共生共荣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高丙中所说：“个人、社会和国家与其说是分立的，不如说是共生的：个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2]

二、互嵌式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的整体呈现

石桥村共有三个自然村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交错杂居着苗、汉、水、东乡、瑶、侗等民族，文化的交互、碰撞，在族际交往间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荣的互嵌式格局，不同的个体在共有的生存空间交融发展。这种格局一方面尊重包容了族际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互嵌共生的系统中表明了交融互嵌是民族长期交往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嵌不仅体现出物质文化在族际交往间的交融，更表现出在现实图景中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交融的互适性。

（一）传统技艺

在石桥村，皮纸制作技艺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生计方式被传承下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它还逐渐形成一种烙有族群符号的实态，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区隔“他者”与“自我”的功能，承载了族际间交往的文化记忆。在石桥村，皮纸制作技艺以一种小范围的地域性的传承方式发展保留了下来，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关系，使各族人民有了更深层次的交往互动。在造纸业的带动下，族际间的交往更加密切、频繁，构成了相互的利益关联，促进了族际间的语言互通、日常生活的互助、文化间的相互借鉴，为民族间经济生活的互惠、共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石桥村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中，皮纸制作技艺始终维系着内显的文化关系，沟通着族际间的生存逻辑和情感联结，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演进，时至今日为传统村落民族互嵌式发展提供了文化共生的逻辑框架。

（二）节庆、民俗

节庆、民俗是每个民族表达自身文化特色和传统习俗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石桥村，主要的节日有望会节、七月半、吃新节、春节、元宵节、三八妇女节、清明节等。一些原本是某一民族的节日，如今成了村内居民共度的节日，比如汉族的春节，结合了苗族和汉族的年俗，各家各户从腊月起就开始杀年猪、熏腊肉、杀鸡祭祖、守岁、吃年夜饭、开财门、玩龙灯等。节日、民俗突破了族际间的局限性，各民族在接受节日的过程中，不断将族际间的差异性消融，重构为跨越民族边界、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新文化形式。这种族际间的共生关系体现了族际间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不断加深，族际间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断贴近。在共生系统中，各民族形成了更稳定的互嵌、共生关系。

（三）族际通婚

族际间的通婚情况，在一定限度上反映了村落民族互嵌关系的融合程度。“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族际通婚。”[3]族际间的通婚，所涉及的不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缔结，更隐含着各自族群的文化特征、社会背景、价值观念。在石桥村，苗汉通婚的情况屡见不鲜，汉男找苗女、苗男找汉女的情况皆有存在。在通婚家庭中，血缘姻亲将各族家庭成员紧密联结起来，民族心理隔阂进一步消除。当族际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时，也表明族际通婚在情感、心理、物质、民族认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得到了更多包容和认可。族际通婚对共生文化的整合力量不容小觑，不仅实现了生物意义上的血统融合，更加深了民族文化的双向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基础。

（四）饮食习惯

饮食文化是居民在不同地域、经济、民族、时代、功能、方式等多个维度中经由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极具民族性格，烙印着民族符号。“饮食文化反映出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民族又会利用不同的饮食习惯来区别彼此，同时表达了‘我者’和‘他者’的不同，并以此来加深自己的族群认同。”[4]石桥村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区，该地区阴雨天多，相对湿度大，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下，苗族先民逐渐形成了喜食酸食辣的饮食习惯。山区的交通不便，经济较为落后，因而村民会将年猪用腌制、熏烤的方式进行长期保存。这里饮酒的习俗由来已久，基本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日常、节庆、祭祀、待客都会饮酒。在石桥村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迁移等因素，让饮食文化在碰撞中不断交融，无论从食材偏好还是烹饪方式，都已打破绝对壁垒，饮食文化区域地域性特征和族际间的饮食习惯基本相同。

三、石桥村对于我国传统村落互嵌式发展的几点启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民族互嵌式发展是我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在文化共生场域延展出的实践形态。石桥村展现了汉、苗两族全面交往互动的生动图景。汉、苗两族几百年间和谐共居，从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五个维度形成当前民族互嵌的交往格局，从理论到实践，在文化共生视域下，充分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制度优势、加强政策引导、搭建和谐共生的空间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国新时期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和传统村落的民族互嵌式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若干思考。

（一）共同的历史回忆是文化交融的见证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影像，是前人的经验积累和知识、智慧的延续，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昌盛衰败的见证。在民族交往的历史维度，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中，用神话传说、民间风俗、山歌舞蹈、技艺、节庆、仪式、历史事件等元素构建出共同的历史记忆空间。这对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拉近民族心理距离，增强族群凝聚力起到重要作用。石桥村历史悠久，经过不断的解构、重构，两族人民拥有具体、鲜活、完整的共同历史记忆，在历史迁移、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共有的民族心理特征，饮食习惯、生活习性也逐步趋同，传承下来的技艺更是强化、塑造了地域性的中华文化符号。

（二）共生场域是族际交往的空间基础

共同的生存场域是族际间交往的空间基础，这里的共生场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场域，随着各学科对场域空间范畴的探索，包含着社会、心理、经济、文化等属性的社会形态更是族际交往互动的基本前提。在共同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下，各族人民在不断的交流互动中形成了相似的生活习惯、居住模式、思想观念、生计方式、文化传统等。不同的空间场域决定着族际交往互动的深度、广度。石桥村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苗汉两族物理空间互嵌共居、建筑形态趋于一致、学习空间与娱乐空间共享的居住格局。共同的生产生活空间也凸显了族际交往互动的必然性，也为族际交往提供更多可能，在文化杂糅、共享共建的政策推动下，石桥村形成了情感互依、经济共享、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社会空间场域。

（三）全方位交往交流是民族互嵌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汉族、苗族长期互嵌共居于石桥村场域，两族从技艺传承、节日民俗、日常交往、亲缘关系、经济互动、民族认同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民族全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两族都呈现出互通、包容的交往结果，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找到了和谐发展的平衡点，逐渐包容族际间的差异，尊重文化的多元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工作方向和主线。在石桥村这个多民族传统村落，通过民族全面的交往互动，打破族际边界，减少族际矛盾。皮纸制作技艺这一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优秀文化，成为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承载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推动了两族群众文化共生、共存发展，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了国家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族际间共性不断增多，差异不断减少。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5]深入广泛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营造民族团结互助良好氛围、构建和谐民族互嵌格局、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宁夏大学）

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康养旅游气象资源挖掘及服务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编号：2021BEG 02023）。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39.

[2]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

[3]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47-448.

[4] 韦玮，陈志明．食物的节律与认同：基于贵州荔波布依族的饮食人类学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3）：30-36.

[5]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20-09-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