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对鲁迅《伤逝》的再思考

摘 要：《伤逝》是鲁迅众多女性题材中唯一一篇描写爱情的小说，讲述了涓生和子君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但最终走向失败的爱情故事。鲁迅把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投射在子君的形象中，向我们传递了对女性艰难处境的担忧与关切。在女性主义视野中解读鲁迅的《伤逝》不仅具有文本意义，还在于它对新时代女性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具有指导性意义。本文以子君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体声音的失语、女性在封建礼教下的奴性、女性婚姻中的独立性问题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分析，探讨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鲁迅；《伤逝》

自由主义者或独立派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强调用理性反驳传统，用自由反驳权威，用肯定人的价值来反驳约束人性的行为，即“人的觉醒”。鲁迅先生的《伤逝》是最早以小说形式关注妇女问题的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企图打破封建势力的旧思想，追求自由恋爱，最终以失败结尾，造成一“伤”一“逝”的悲剧结局，由此揭示了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困境，写出了五四思想影响下女性的觉醒与迷茫。鲁迅采用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从涓生的个人视角出发，刻意忽略女性视角，揭示出女性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一、女性主体声音的失语

小说《伤逝》的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表明整篇文章都是从男主角涓生的角度对这场恋爱悲剧进行回忆，既不是从客观叙述者的立场出发，也不是从爱情受害者的角度出发，而是以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涓生的角度去剖析和审视这段感情，这造成了子君的失语。因此，读者很有可能会被叙述者的话语所裹挟，故事发展的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戴锦华教授曾说：“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那里有妻子、有后妃、有妇人、有婢妾，而没有女性。”[1]中国的“子君们”长期失去话语权，女性这个群体作为人的需求一直被忽视。

涓生在这段感情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主宰着爱情的始末，当他想要与子君同居时，子君便不顾一切与原生家庭决裂，变卖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作为新家庭的启动资金，至此她把所有的依靠都放在了涓生身上，渐渐没有了自我。涓生爱她时，她就像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新叶”和“藤花”一样惹人怜惜，当涓生厌弃她时，她就像小狗“阿随”一样多余，而子君的命运也像小狗的命运一般被完全掌控在涓生的手里，随时可能被丢弃。《伤逝》原文中这样描述：“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2]这里的“坏孩子”指涓生自私冷漠的阴暗面，“蜻蜓”指被涓生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子君。这个冬天子君经历了从被爱到被抛弃的过程，她就像这只蜻蜓一样被涓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完全剥夺了子君的话语权。

涓生对子君有爱吗？起初是有的，但相处时间久了之后就厌倦了、不爱了。在暧昧阶段，涓生对子君望眼欲穿，他在等待子君的空隙时间中试图用看书来打发时间，但他却什么也看不进去，只是听觉十分灵敏，仿佛能听到大门外的一切脚步声。当子君还没来时，他不由自主地担心起子君的安全，他是喜欢子君的，但涓生又很理性地知道，子君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寂静”和“空虚”在文中多次出现，我们很难不怀疑涓生只是把子君当作打发时间的工具，因为子君的出现使得涓生空虚寂寞的生活变得有趣热闹了起来。涓生更喜欢的是子君对他的崇拜，只有在子君面前他才能找到尊严和骄傲感，他在会馆里与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他认为子君是稚嫩的，仍然受旧思想的束缚，他试图把子君从封建思想中解救出来，帮助她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当子君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时，他在子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二、女性在封建礼教下的奴性

法国作家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生来的，而是后来变成的。”[3]鲁迅曾指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但是没有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严格来说，女人的母性、妻性和女儿性在男子霸权社会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异化。恩格斯说过：“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4]男权中心文化和封建思想礼教使女性群体在潜意识中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统治，女人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她们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为家庭而活着，以男性为依附的对象，在经济和精神上完全以丈夫为天，没有自我意识。

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早已如血液一般被母亲们代代相传，传统的伦理道德禁锢着女性的思想，束缚着她们的精神，这就使得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性格的女性都拥有了宿命似的悲剧。子君受困于旧的时代背景，追求自由恋爱的子君必然会受到封建家长的抵制和周围人的白眼。子君在成长过程中完全依附于他人，认识涓生前，她依附于原生家庭，与涓生同居后，她在物质和精神上完全依附于涓生。她给买回来的小狗取名叫“阿随”，因为她认为“随”是第一位的，小狗应该跟随她，而她应该跟随涓生。子君心中的妻子就是依赖丈夫而生存的家庭主妇，她勤劳、温顺、没有自我，也不要求自我，她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在了从属位置，默认了这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规定，并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子君把照顾涓生当作自己的职业，同居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新家庭的零杂琐事中，照顾涓生的衣食起居，饲养油鸡，喂养阿随。她已经忘记了去追求更好的自己，也忽略了自己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她都成了涓生的附属品。如果没有涓生、没有家庭，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久而久之，涓生厌烦了这样枯燥乏味的生活，他希望子君能不断地接受新思想，但每次她只是点点头，却没有在行动上做出任何改变。涓生的积极向前和子君的安于现状形成了强烈对比，他们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子君安于现状的奴性思想与涓生追求自由的新思想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在被涓生厌倦并抛弃之后，她没有任何反抗，而是接受了这一安排，认为这就是命。《伤逝》的爱情悲剧是子君始终逃离不掉原有的禁锢，她从旧家庭逃离，又在新家庭中沉没，兜兜转转又回归于原来的角色。

三、女性婚姻中的独立性问题

鲁迅将《伤逝》中子君“争而不得”的原因归结为女性觉醒后的独立性问题，子君受新思想的启蒙，反抗旧社会、旧思想，追求女性解放和恋爱自由，试图打破夫为妻纲的不合理法则，却又不可避免地掉入“妇为夫大”的生活。通过子君和涓生的恋爱悲剧，鲁迅戳破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神话，并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不改变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鲁迅对于思想启蒙所能达到的效果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在没有掌握经济权的情况下，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5]因此，在鲁迅看来，在不改变经济权的前提下，要求女性大胆出走、追求自然恋爱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女性固然会因为男性启蒙者一时的鼓动而“觉醒”，但也有可能因为男性启蒙者的厌倦而无路可走，就如《伤逝》中的子君，在遭到涓生的抛弃之后，便回到了过去的生存状态，最终抑郁而死。

子君在感情中一直奉行“恋爱至上”的原则，认为婚姻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因此，她没有因为涓生的贫穷而嫌弃他，反而为了虚无缥缈的爱情大胆反抗家人的阻拦，宁愿与原生家庭决裂也要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发出那句典型的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同居后的子君因为“盲目的爱”，而将人生要义全部忽略了，她早已什么书都不看，终日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庭，对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全不关心。她早已忘记了爱情是需要携手一起前进的，而不是仅仅抓住涓生的衣角，等待涓生的审判。当涓生厌倦了，说不爱了，子君也就失去了所有，她的生活已经在无爱的世界里毁灭了。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家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有独立思想的生命个体，只满足于当下的短暂安稳，而缺乏用更多的实际行动去创造更幸福的生活。最终涓生失业，失去了经济来源和依靠而导致爱情的悲剧，人活在世上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爱才有所附丽。其根本原因是：“个体人格的独立，绝不只是一种精神状态，还必须有物质条件作为支撑。因为人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然后精神活动才能有所附着。”[6]

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在其他方面获得自由。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妄谈自由恋爱是不切实际的。无依无靠的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经济问题是根本问题，自由虽然不是钱能买到的，但是却可以为钱而牺牲，觉醒而出走之后的娜拉们仍然有可能会为了钱而舍弃自由。女性只拥有独立的觉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独立的能力。爱情是浪漫的，但也同样是物质的。涓生和子君同居前，经济问题还不太明显，但同居后尤其是涓生失业后，这个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失去经济来源之后，子君就变成了累赘，根本原因是这个家庭失去了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条件，没有了物质条件，爱情也就没有了附丽。而自始至终，子君都没有去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只是紧紧拽着涓生的衣角过活，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哪里还能开出独立的花呢？所以，女性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就必须实现经济独立。

四、结 语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伤逝》，通过分析文本去挖掘被遮蔽起来的东西，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可以归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话语霸权的存在造成了子君的失语；第二是子君恋爱至上的爱情观念，她把涓生当成自己的一切，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第三是子君经济上的不独立造成了她人格上的不独立，从而成为弱势群体。

（贵州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4.

[2] 鲁迅．伤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4.

[3]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100.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54.

[5]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8.

[6] 李留澜．契约时代：中国社会关系现代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