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

吕蓉，女，陕西靖边人。作品散见于《延河》《红豆》等。

引  子

爆炸发生的那一天，是2001年一个寻常的夏日。那一年我十七岁，放暑假，在家里看碟片，一部港片《顺流逆流》。谢霆锋在其中演了一个酒保阿政，因为一夜情搞大了对方的肚子，去做保镖赚抚养费。那一天又闷又热，风扇嗡嗡地摇着头，空气像是陡然增加了重量，风扇吹出的风都变得温吞粘滞，毫无爽快可言。

在我所生长的这个小城，夏日向来短暂而多雨，但这一年热得离奇，连日来没有一滴雨，每日清晨拉开窗帘，已经悬着一个白晃晃无动于衷的太阳，将柏油路面烤出一层层扭曲的热浪。农村的庄稼被晒得焦黄，土地龟裂。电视台里接受采访的老农，眼睛和嘴皮像大地一样干旱。人在此刻终于收起了狂妄，谦卑地，大汗淋漓地，等待着大自然将愠怒平息。

不是好兆头啊。在傍晚乘凉的人群里，有老人摇着扇子，自言自语。一旁下棋的众人嘘他，您老不要搞封建迷信，哪朝哪代没有天灾？说什么丧气话！但我相信也有人暗暗地等待着，就像那个年纪的我，受够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好事也好，坏事也罢，总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来打破这重复和乏味。

那部电影我没有看完，演到徐子淇对着结结巴巴说出“谢谢”的谢霆锋温柔一笑时，歌声响起，唱到“我的名字，飞进了雨中”，我聋了一瞬，DVD黑屏了——爆炸声让大地都颤抖了，整个小城的人几乎都听到了。起初以为是一声炸雷，但抬头看到的，依然是毒辣的日头和蓝得刺眼的天。世界短暂地喑哑，又被各种声音填满。如果他们收回目光，也许会看到，在小城中央十字路口的怡园饭店，正颓然地倒下去，高高在上的吊灯扑向地面，灰尘却腾起向天空逃去——像是在楼板和砖石之下死去的亡魂，最后的绝望一跃。

我父亲打电话回来，声音急促，他说，出事了，怡园饭店爆炸了，我得去看看，这几天可能回不来，你别乱跑啊。匆匆挂了电话，在这个小得可怜的小城，这无疑是一个大案，他作为警察自然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今也已被遗忘。怡园饭店原址上盖起了一个新的商场，死去的当事人早已化为泥土，活着的据说也已经远走他乡。只有在互联网的角落里，依稀还有简短的报道：“一名中年男子为了和情人能长期保持关系，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该男子认为必须除掉其丈夫及家人，于是实施爆炸。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多年后，当一切时过境迁，我依然能想起那个下午，或许那一声巨响，彻底将我的人生劈开了一条清晰的分野——就像我后来在博物馆，看到的书页般的地层剖面。如果将我的人生剖开来看，沉淀的过往层层叠叠，夹杂着往事的骨骼和足印，而最迥异的那一层色泽，就起始于那一天，只是当时的我，毫不知晓。

一

我已经十天没有林修栋的消息了。这不正常。我始终在想那一天，他从我家离开的样子。他站在门口，久久地看着我，然后轻轻地抱了我。我说，为什么总感觉你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林修栋笑，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弧度，他说神经病，女人就是多疑。他走到楼梯口，回头对我说，明天见。我说，明天见。

但我没有等来那个明天。

从那一天开始，他消失了。电话关机，微信也不回，我发出的一切消息如泥牛入海。

不是没想过报警。但是以什么立场呢？女友？我们似乎也没有这种名正言顺的关系，何况一个成年男人，他的失踪里被动的可能性太小。派出所的民警见惯了各种超越常识的剧情，我几乎能想来如果我站在派出所接警处，那两束从头到尾扫视的目光和意味深长的“哦——”那得让我尴尬而死，四十岁了，这种欠缺体面的事情，我做不出来了。

这一天我醒来，照旧先看手机。没有新消息。我一身黏湿的汗，连手指的汗毛处都有着细密的水珠，梦不记得了，梦退潮的痕迹，依然湿淋淋的。抬起手，皮肤因为湿润而显出微暗的纹理，薄棉绸的睡衣浸了汗，皱巴巴，软塌塌，像是比人还要累。我脱下睡衣去淋浴，像蜕下一层潮湿的软壳。

冲完澡，我站在镜子前，外面在下雨，房间里光线暗淡，镜子里突兀模糊的一点白，是我的躯壳。我的头发随我父亲，又黑又密，像是把这屋里所有的暗都聚在了头顶，乌云压顶，流泻而下，过了肩头在胸前戛然而止。我看着这身体，窄小的，谨慎的，我这个年纪的女人，身形算是保持得很好了，除了地心引力仍然赋予它一种下坠的疲态。

想到初次见到林修栋的那一天，也是一个雨天，我也是这样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我时常对自己感到陌生，时常不知道镜子里的那个人是谁。我是那一张身份证吗？那一串唯一的数字，那个叫“张平”的人，是我吗？我从小害怕自我介绍，开学第一天，站在讲台上，别人潇洒自如，引得一片善意的笑声，而我只有一句，“我叫张平，平安的平。”在念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刻意用力，好像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掩盖住我心里淡淡的不自在。

那一天我其实是不想去的，但拗不过我母亲的执意。我父亲走了以后，她倒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也许多年分居，她早就预演好了这一天。姚卫红女士，我的母亲，一辈子精神抖擞，喜气洋洋，声如洪钟，那份热情不由分说，让你不自觉被她感染，稀里糊涂就好像和她亲热了起来。我不行，我和我父亲一样，似乎在快乐降临之前，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送走了他，母亲的影楼照样开门，虽然这年头竞争激烈，但毕竟是老店了，口碑还行，加上她脑子活络，又添了几套时兴的布景和服饰，找了探店的网红，年轻的女孩们贴着夸张的睫毛和亮片，拍生日和圣诞照，生意还算红火。她早上戴着墨镜穿着迷彩服，去广场上跳水兵舞，最新的爱好是与几个姐妹一起报了一个什么禅修班。这天，几个头发烫得焦黄的脑袋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看到我，一叠声招呼：“平儿你也来噢！老师灵得很！”我刚要拒绝，母亲抢过了话头：“哎对，正好我有一张体验券！”

我最终还是没抗争过她咄咄逼人的热情，就像我一生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上，在与她的交锋中从来没有胜出过。何况这份热情因为有了帮手，更是固若金汤，难以突破。我在迟疑间，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群里。她们在群里打卡，分享自己的心得，说自己看到了“金色的能量”缓缓流淌。我心想，莫名其妙，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那一天下楼的时候，我看见门口的那只白色的流浪狗，顺手把一根火腿肠扔给它。说它是白色，倒不像是一种事实，更像是一种推断。这只狗在这一片流浪时间不短了，毛脏兮兮灰扑扑的，我看到几个小孩追着它打，上去把那几个小孩喝止了，狗就死心塌地地开始在楼门口等我。我总觉得这狗的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那悲哀似乎在哪里见过。想过收养它，又觉得麻烦，我知道对一个生命有了所有权的同时，也就要承担失去的痛苦，于是我选择每天给它带点吃的。

那地方在一个写字楼里，离我倒是不远。找了半天车位，才停好车，手机里已经有三个未接电话，微信里好几条语音消息，我母亲的催促越来越急，最后停留在“你这个人真是……”我点了暂停播放，替她补上“做什么事都没个规划”。如果是以前，还有一句“和你爸一个样”，我父亲走后，死亡赦免了他，这句话被省略了，靶心对准了我。

坐电梯上了楼，我轻手轻脚地推门进去，门口一个个子挺高的男人将我带到类似瑜伽教室的一间房，我点头致谢，男人合掌回礼离开。我母亲回头狠狠剜了我一眼，我没有理睬，径直在最后一排靠门的瑜伽垫坐下。台上一个穿唐装的老太太正在讲着什么“能量轮回”，台下分散盘腿而坐的也都是些上了年龄的妇人，我觉察出了自己的怪异和格格不入。

讲完课，老太太放起了音乐，带领众人开始打坐，声音极缓慢：“现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吐气，慢慢地，感受你的内心……”我觉得烦躁，心想，我的内心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我偷偷睁开眼，看着一众妇女都虔诚地闭着眼，伴随着老太太的口令，腹部鼓起，塌下，于是悄悄站起来拎起包，走出了门。

那个男人看到我，正要开口，我将手放在唇边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他把疑问吞了下去。我往外走去，在楼梯间站定，把窗户用力推开，雨小了，风夹杂着潮湿的水汽涌了进来，让我不禁打一个寒噤。我找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翻包却发现没带打火机，大概又不知被谁顺走了，这玩意儿比钱都容易丢。正打算把烟装回烟盒，身后传来一个男声：“要火吗？”是那个男人，我点点头，他把打火机递给我，随后又给自己也点了一根烟。

“第一次来？”男人吸了一口烟，问我。我点头。这时我才真正注意到他的脸。三十多岁的样子，很平常的一张脸，没有什么太出彩的也没有什么太出格的，唯一吸引人的是他的睫毛，长而浓密，在他低下眼的时候，在脸上垂下一小片毛茸茸的阴影。

“你应该不信这些吧？”男人笑了，“离婚了？”

我呛了一口烟，猛地抬头看他，他依然是笑着的，他说：“是不是觉得我看得很准？其实也没那么邪乎，一般来这的，谁生活里还没点问题？特别是女同志，一般都是感情问题，你这个年纪，应该最常见的就是离婚了。”

我把烟头按在了窗台上。“把你厉害的。”我说。我转身要走，他没阻拦，眉眼还是带着笑：“你怎么跟老太太交代？”“要你管！”我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我这么大的人了，平白无故，被老娘带到这装神弄鬼，有什么可交代的？真叫人恼火。我到了停车场，发动车子，看到手机上有一条好友申请：我是林修栋。

这便是我与林修栋的初识。

二

名字不错。我想，但跟着这种轻浮的人，糟蹋了。我对自己的名字并不满意。我问过我父亲自己名字的来历，他说本来也是抱着字典快翻烂了，不是觉得谐音不好，就是觉得寓意不佳，最后实在想得脑仁嗡嗡响，干脆就叫张平——自从干了公安，就觉得人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笔画也少，考试还能比别人早答一道题。听听，这名字来得多敷衍。初中的时候流行改名字，不少人改得像港台言情剧男女主角，我也想改，却也不知道哪个名字，在往后的几十年，都能让自己不后悔——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最终也没改。

我左滑删除了那条好友申请。离婚以后我身边倒是忽然多了许多异性，大多和我一样有过家庭，离婚理由我也只听一耳朵。起初我确实是觉得心里空得厉害想找人说说，也抱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情，想着也许只有同类会懂这其中的滋味，去和他们聊天，喝茶，压马路，接受着他们的“我好心疼你”之类的言语同情。这种同情一般持续到压完马路送我回家，他们在楼下磨蹭，试探地拉我的手，揽我的肩膀，我甩开这些手，像甩开一条吐着信子的蛇，冰凉滑腻。一般在这之后，对方便消失了，之后或许还会从旁人口中听到对我的某些评价。这些评价让我哑然失笑，这是我吗？我倒想有这么多的心机呢。我懒得争辩，也懒得再去与人聊天，喝茶，压马路。我困惑于那本红底白字的离婚证的力量，它似乎让我变成了一件无主的物件，可以让任何人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地来触碰一下。

我没有回家，去了茶馆。这间茶馆是我一直想开的，虽然我母亲极不看好——这么偏僻的一个小铺面，又在二层，鬼来你这喝茶？我离婚，辞掉前夫给我找的那份有社保不太忙的工作，离开影楼自己开茶馆，这些事情一气呵成。在母亲眼里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解释我这些行为，甚至还找高人算了算，带着一个符回来，让我烧了喝下去，看我面色不善，才改口说，那你放在枕头下面，也行。

我确实不是什么做生意的人才。这一点我不如她。当年我母亲总是走在潮流的前端。她最早在毛纺厂上班，那阵子我小姨夫还不是小姨夫，还是一个用现在的话说“清澈愚蠢”的大学生，正在追我小姨。母亲就让大学生给车间主任的女儿补英语，主任便把瑕疵最少的处理毛线留给她，价格约等于白给。她再把这些毛线活儿分给几个老太太，织当年最时兴的马海毛毛衣。她从外地买来图样，款式新颖，屡屡被抢购一空，这便是她的第一桶金。她的生意头脑好像是天生的，别人也很容易被她打动，连我这个茶馆，说实在的，也少不了她的朋友的照顾，在此的充值和存茶都是慕她名而来。逢年过节，她让我好好做几个礼盒，茶倒不必太好，盒子要精致——反正都是送来送去。靠着她的张罗，这茶馆倒也还能勉强经营下去。这一点，我是佩服她的。

雨天茶馆料想也不会有什么客人了。我坐在躺椅里发呆，桌椅是我到乡下收来的老物件，墙上的画是我父亲画的。他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国画，颇有天赋，几个月下来画得有模有样，画得最好的是小毛驴，憨态可掬，尤其是几笔勾勒出的那一双毛茸茸的眼。我看着那眼睛，心头微微一动，想到了另一双被长长的睫毛包围的眼睛。“林，修，栋”，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正用手指在腿上写着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