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访德记事

金弢， 197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1981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德语硕士；1985年3月入职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1988年被评为正翻译级职称；曾历次组团陪同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80年代末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中文译著有：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等；德文译著有：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东西长篇小说《后悔录》等。

本来我跟路遥是无缘一同出访西德的。1987年的访德，中国作家协会在前一年的组团过程中，在挑选陕西作家时，第一人选是贾平凹，因他患了肝病，健康欠佳，遂拿路遥顶替了他。如许，我才有了下列一篇文学回忆录。感谢路遥！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一、先说路遥的开心事——慕尼黑邂逅欧甲联赛

1987年春，我们五人组成访德作家团，王愿坚任团长，成员有路遥、扎西达瓦、袁和平和我。因为整个旅程，我们有一辆中型面包车随行，所以车上的收音机给我们时时提供最新信息。这是我们旅程中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好意思再额外提要求，所以路遥希望坐一趟德国高铁的愿望没能实现。然而事情总是有失有得，因为我们一直在车上，所以收音机不停播放的新闻我们不会错过。就在我们那天下午赶去慕尼黑的路上，收音机传出观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一下子把在车上昏昏欲睡的路遥激醒，问我是否在赛球。我解释是欧洲甲级联赛，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中心举行。

路遥称，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他本想在访问期间再说，没想到因出意外，把这件事给耽搁了。现在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他是肯定不会放过的。此前，团里谁也不知道路遥还是个死磕的足球迷呢！

安排看一场球赛，从日程讲没有丝毫问题，但就是不知能否弄到门票。据我的经验，德国球赛的门票会提前很久预售。让人喜出望外的是，陪同我们的德国小姐欧燕说，弄到门票绝对不成问题，到慕尼黑的当天晚上她可以给德国外交部值班室打电话，由值班人员帮我们团订票。欧燕还解释，每场球都会有嘉宾保留票，有外交部出面订票是十拿十稳的，届时我们在入口处取票即可。结果，我们不光得到了票，还坐上了贵宾席。我们享受的是嘉宾保留票，路遥也上了一等观众席。想来，能拉上关系真是美妙，让全体团员心里暖洋洋的。

第二天我们观看的是德国拜仁慕尼黑对法国里昂队，路遥也有机会目睹了德国名将贝肯鲍尔、鲁梅尼格等世界级球员的风采。路遥当然向着德国队。我不是球迷，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对各种比赛规格及俱乐部称谓，路遥是了如指掌。他看得热血沸腾。进了赛场，他变得迥若两人，他加入了这场狂欢，大喊大叫。尤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路遥被偷300美元的心理阴影，终于让这场足球赛激发的投入与亢奋彻底消除了。

一边看球，路遥一边向我打听看这么一场球要花多少门票钱。我说甲级联赛正常情况下起码要30马克以上，至于我们的贵宾席那就更加难得。

路遥想到了他的陕北老家，称，这可要超过他一个月的工资，算的还是官方价，议价交易还要乘上一个三。路遥说，这让一个陕北老乡可以活上半年了。平时聊天，路遥会时不时地想到家乡的黄土高原，德国任何东西的价值他都会拿黄土高原窑洞里的老乡生活做比较。

二、再说路遥的冒险事——私闯东柏林

那次出访，有过一段我团私访东柏林的插曲。进入东柏林等于到了东德。说私访东德，是因为那是非官方访问，没有我大使馆的批准，也不在出访计划之中，完全是一次擅自行动。当年出国稀罕，如果能一次性访问两个国家，心理上会觉得占了便宜，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也无妨。

我团有那辆面包车随行，这样我们想去哪里都非常方便。我们参观了脚踏三国交界的小镇，往前一步就踏进了荷兰、比利时。理论上，在德国吃早餐，餐后咖啡可以去荷兰喝。路遥、扎西达瓦、袁和平都颇兴奋，没想到这趟出国一下子到了三个国家，加上接下来要去私访东德，又多一个国家。这是心理上的满足感。我们从西德散步去荷兰喝咖啡，这种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极为珍贵，回国更是谈资，是绝无仅有的见闻。

然而路遥怎能料到，我团访问第四个国家——那是私闯东柏林，我使馆并不知情！但我们必须征求陪同人员的意见，她是我们日程的负责人。万一出了差错，责任自然在她。

民主德国，官方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但在正式场合我们不能说“东德”，必须用全称，否则是外事失误，有可能引起对方不满。在东德人的心目中，民主德国是德意志主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象征整个德国国土，“联邦德国”只是德国的一部分，简称“西德”。如若我们说“东德”，会被东德人理解成“蔑称”；我们同样不能说“东柏林”。一次有作家提到“东柏林”，东德翻译马上纠正：“不对，应该说‘首都柏林’。”因为它是德国名正言顺的国家首都，而“西柏林”仅是柏林的西面部分；并且同样不能叫“柏林墙”，应该称“柏林国界”。而事实上，当年“柏林墙”的一墙之隔，隔出了东德、西德两个国家，隔出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直接对垒。东德人非常在意这些称谓，他们需要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加之“二战”后，西柏林政治地位的归属，是否算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一时尚未确定。再如提到“柏林机场”，那指的一定是东柏林的“首都机场”，而位于西柏林的机场只能说成“西柏林机场”。

当时的情况，但凡访西德的团组，自然有西方签证；而进东德，只要公务护照，中国人无须签证，是时双方实行外交互免。如遇访东德团，想要跑一趟西柏林，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有极大的外事风险。

从东柏林可以自由出关，因西柏林那面，边境彻底开放，不设哨卡，无人管理。且之后回东柏林，可利用“外交互免”无障碍入境。而且从西柏林回东柏林，只要有中国护照就行，还不必强行用西德马克购买东德马克。

所谓风险，首先是访东德团没有西柏林的签证，实属非法入境，如遇西柏林警察较真，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其二，万一出现私下离队，那就会发生“叛逃”，在西柏林可提出政治避难。如此，未经许可擅自行动，责任首先归咎于团长或外事把关的。1988年4月，天津的延安老作家、电影《白毛女》编剧杨润身率团访东德时，团员强烈要求过境去参观西柏林，建议私下行动，我就不敢，因外事责任在我。为免责，我须征得使馆同意。

我跟大使说明外汇不成问题，我有公款。但对我的提请，大使称，没必要向国内外交部请示，据以往团组经验，一定再次被拒。此非分要求传到作协，于我的工作，轻则造成负面影响，重则或大或小是一次外事失误。结果我的提议当场遭到大使否决。

回到团内，我把与大使的谈话情况向团里作了传达。有人提出，既然去一趟我们手续齐全，我们就偷偷走一趟，神不知鬼不觉。但我不同意，因为外事把关是我。未经许可私下行动，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在拿自己的前程当赌注，岂不是“知法犯法”？再者，护照上也会留下出入境记录。

而路遥团今日私访东柏林，一则我们有西方签证，没有离队风险；再者享受外交互免，操作合规。然而严格地说，也必须通过大使馆的同意，因这是节外生枝的行动。

那次经历不仅对于路遥、扎西达瓦、袁和平是第一次，于我也是。当从东柏林返回时，路遥马上说：“从西到东，通道简明顺畅，但从东德返回西柏林，像是进了迷宫。”路遥不知，那是为阻止东德人出逃故意设置的障碍。

去东柏林，陪同小姐必须一比一地购买40东马克，这样可以保证她在东德二十四小时的逗留。如逾期不离境，出关时根据记录要罚购，外加手续费；如若入境时可以预知逗留天数，如探亲访友，可以提前购买马克，这样就省去附加费。然而一旦提前离境，多买的马克无法退回。东德政府推行这一政策，首先为促消费，购买的东马克不花掉就是浪费。

我们在东柏林刚出关，东德黄牛立马迎上来兜售东马克。我要换10个西马克，这是可入公账的，对方给了100东马克。我言，听说是一比十二。黄牛说：那至少要换100西马克才行！欧燕提醒不要换太多。为把钱花完，全团喝了咖啡，吃了好多蛋糕。因事先知晓行程紧促，王团长称腿脚不便，遂留在饭店休息。

我们当时没有相机，所以路遥在东柏林没有留下照片。当时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家电，照相机算大件，而大件指标短期出国人员每人只有一个，一般是首选买彩电。团里仅有的几张照片，是到访汉堡时，遇上一位崇尚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他陪同我们参观时所拍。

下午的时间非常短促，我们马不停蹄地顺着菩提树下大街一直走到柏林墙，墙前有一百多米的真空地带，在射程范围内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国人一定听说过几十年后“枪口抬高半公分”的审判。所以从东柏林看，柏林墙洁白整齐。为防止有汽车强行突破，开阔地中间地雷丛生。而靠西柏林那一边，柏林墙彻底开放，无人看管，游人可以走至墙根，不仅垃圾遍地，还尿骚呛人。

实际上，让我们参观东柏林也是西德官方的意愿。同一个城市，不同的两个部分可以作比较。每次对到访西柏林的中国作家团，西德外交部都会建议我们能顺道去看看东柏林，当然目的是为显示西柏林相比东柏林更加自由与繁荣。

我们离开东柏林时已近傍晚，街道昏暗，而出关回西柏林的手续极其复杂：填表、拍照、签字、按手印，一整套程序必须完成。出了关到了西柏林，眼前霎时变得五彩明亮，那是西柏林满街的霓虹灯。

三、须说路遥的悲哀——出师不利，痛失300美元

路遥性格内向，心很重，还带有三分倔强，这也体现在他创造上的执着。他心里有点什么事总是抹不开，烟又使劲地抽。他四十二年的短暂人生，抽烟和性格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法兰克福下飞机后，我们到德国的第一站是科隆。

是年3月2日，初春的季节，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大地吐绿。参观完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极好。我们五人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到了西方。大家欢声笑语、一路春风地走来，漫步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闲聊着接下去四个星期的访问设想。

刹那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前面出现两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貌似吉普赛样的女人，各自手抱一个六七个月的婴儿。她们飞快靠近我们，突然双双朝右转向，冲路遥紧贴上去。两人同时齐齐举起手中婴儿，顶到了路遥的下巴，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嘴里含混着乞求，让人下意识想到这是两个百分之百的女乞丐。这种强要饭的作态，别说初次跨出国门的作家，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前所未见。

又一转眼，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双手托抱着孩子，瞬间消失了。还不到三分钟，路遥惊呼：“我的钱丢了！我的钱被偷了！”只见他草绿色猎装右上方表袋口的扣子已被解开，口袋盖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塞进了口袋。我疾步朝两女人逃遁的方向追去，无果，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00美元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在上世纪80年代，回国能买上一台彩色电视机。作家们出国前通过私下交易用12元人民币换取1美元，而官价只要3.5元人民币。因为当时国家对外汇的出境管理非常严格，一个出国人员只允许兑换30美元。每次出访，每人每天只补贴1美元作零花钱。短期出国回来，允许大家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台日本原装彩电。但仅靠合法兑换的30美元和每天省下的1美元是远远不够的，普通的20英寸彩电要在400美元以上。美元不够，势必要想办法购买议价美元。

那时，携带外汇出国，必须得有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出境证。没有出境证，一旦被查，不但外汇没收，人还将被记过，给行政处分，算是犯了严重的外事纪律。有些老作家事后直言不讳地讲，怎样买了议价美元，采用各式各样的秘密高招偷带出境，可谓绞尽脑汁。私带出境的外汇，等到回国时，白纸黑字填进海关申报单。有人在出国前没能及时买到美元，进关时，自作聪明将数额多写。但海关一旦要求出示现钞而不能时，作为惩罚，此出国人员的申报单就会被作废，其也因此失去了在“出国人员服务部”用外汇购物的权利。购物时，申报单上有多少外汇额就算多少，数额用完为止。然而这么至关重要的外汇路遥却给丢了！

300美元，按当时1比12的议价，要3600元人民币。身为国家专职作家，每月工资才七八十元，还不到100元，普通工人二级工月薪才39元，这意味着路遥一下子丢了三年多的工资。况且这300美元是已经出了关、回国申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钱，实际具有更高价值。当年稿费支付标准，一千字只有7元钱，300美元，路遥要爬多少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