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架床

张汉林，江苏盐城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雨花》《青春》《延安文学》等。

1

胳膊穿过背带，背上双肩包，关上大门，走出屋子。屋外是初冬阴沉的天空。西北风趴在掉光叶子的大叶杨树梢上，吹起尖锐的哨音。我离开院子，转身匆匆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向屋后走去。

爷爷的老屋坐落在我家的背后，一座低矮灰暗的三间旧式平房，青砖灰瓦结构的建筑，蜷缩在我家那三层楼房下阴冷而坚硬的暗影里。动身离家前，得跟爷爷招呼一声。爷爷老屋前头冷冷清清，空空荡荡。那两扇上半截带钢纱的不锈钢防盗门，由里向外打开，嘎吱嘎吱地摇来摆去。我用指尖推开虚掩的两扇木门，大门上原本鲜亮的春联已经褪色。走进空寂的屋子，站在屋子当中，环顾四周，我很难过。

跪在爷爷的灵位前，从靠墙一摞厚厚的黄裱纸里抽出一张，点上了火，丢进纸灰寂冷的化纸缸。黄裱纸冒烟后弯曲，烧着的一端翘起。然后把手里的黄裱纸一张接一张喂火，黄裱纸立刻烧焦，变黑变灰，烟雾弥漫，纸灰飞旋。火焰逐渐微弱，熄灭。漂浮的烟味、焦煳味，使我鼻子发酸发紧。面对凝重的铝合金相框里永远平静微笑而不再言语的爷爷，我双手扶地，磕了头，站起身，朝大门走去。

可就在抬脚迈出门槛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个声音。从爷爷东房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停住，侧耳细听，大声咳了一声，房里的响声戛然而止，像被一刀切断。我扭动插在爷爷房门锁孔上的钥匙，房门怯怯地开了，墙角昏暗处站着一个人，转眼看到是我，像是怔了一下，有点吃惊地站在那里。他的一只手里紧握一把木柄的锤子。

2

我跟辅导员请了四天假，说我爷爷去世了要回去送我爷爷。送走了爷爷，还得去上学。我想爷爷。我是爷爷唯一的孙子。爷爷对我最亲。爷爷最喜欢我。爷爷生了两个儿子，我大伯和我父亲，大伯生的是一个女儿。因此，我成了我们王家的独苗，成了爷爷的独苗。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爷爷带我出去玩，把我举过头顶，骑在他的肩膀上，我伸出两只手臂抱住他的额头，他抓住我的脚腕。我还记得，那时我还穿开裆裤，爷爷一只手托住我的后背，另一只手抄住我的裤裆，用他慈爱的胡茬蹭我，一遍遍轻柔地蹭我的脸蛋，蹭我的鸡鸡，蹭得我又疼又痒，我咧开嘴咯咯地笑个不停。爷爷边蹭边说，王家有后了，爷爷有希望了。爷爷笑了。我同样清楚地记得，站在一旁的奶奶也笑了，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皮球上裂开的一条缝。在我们那儿，爷爷奶奶百老归世，孙子要削发给爷爷奶奶“挽钉”，站在送葬的队伍前头打灯笼。

我端坐在爷爷的大腿上，揪住他被香烟熏黄的山羊胡须，缠着要他讲打仗的故事。爷爷年轻的时候吃过糠，扛过枪，跨过江。爷爷是1946年参的军，那年十七岁。爷爷参军后第一仗打的是苏北涟水。打涟水很惨，双方打红了眼，尸体像地里的麦捆般堆在一起，古黄河里的血水喂肥了王八。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朝鲜战场，脚上全是水泡、冻疮，全都是。吞一口焦屑，抓一把雪塞进嘴里，渴了喝自己的尿。爷爷一条腿在朝鲜负过伤，走路不太灵便。左边大腿外侧至今留有一块伤疤。爷爷卷起他的裤子，一直高高卷到大腿根，指给我看那块伤疤，疤痕有点发白。我伸手摸摸，又粗又硬，像楝树的节疤。当初一块弹片擦过他大腿时，他几乎没有察觉。我问疼不疼，爷爷默默放下裤子，拽齐裤脚，把裤脚抹平，慢慢抹了两把胡须。他笑笑。他说他不疼。

爷爷躲过了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最后一劫。爷爷死于脑梗，就是老年痴呆。我记得我考上省城一个二本大学的那年暑假，爷爷毫无来由地跌了一个仰面朝天的跟头而后昏迷不醒，结果被查出是轻微脑梗。父亲送爷爷到镇上医院治疗，却不见好转。医生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爷爷上年纪了，开了一大堆药，让父亲把爷爷带回家。

后来，爷爷一年比一年严重。去世那年他的脑子坏了，完全坏了。讲不出一句话，一个字也讲不出，认不得人，谁也认不得。问他什么他也记不得，不知今昔何年。家里来了他觉得熟悉的人，他双手撑在自己拐杖弯曲的手柄上，盯着那个熟悉的人看，就那么盯着，一直在看。目光闪烁着与人交流的渴望，嘴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眼泪汪汪，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爷爷有个不好的饮食习惯，总爱吃甜东西，爱吃油炸食品。有时感觉嘴里淡，就从装饼干的铁皮盒子里捏出一块糖，剥开糖果包装纸，拿舌头舔干净，再把糖块含在嘴里。他常常掰一大碗馓子，搲一调羹带尖的绵白糖，用开水泡过，挑起送进嘴里，又甜又香。并不是说馓子有多好吃，有多营养。不是的。而是泡馓子和泡方便面一样，方便，连汤带水，舒舒服服，暖暖和和，潦草算一顿饭，省事。爷爷嘴里的牙一颗没掉，一颗没疼过，坚固，洁白，咯嘣脆的炒花生都咬得动。

人英雄的是年轻，是健康。人老再加上病痛缠身，就不想活了。这是常挂在爷爷嘴边的两句话。奶奶活着的时候，爷爷常跟奶奶开玩笑说要把他照料好，公家每年发给他的定补加上残疾金，抵得上奶奶养几头大肥猪。奶奶确实把爷爷照料得妥妥帖帖。从我记事起就这样，一直这样。一天三顿准时开饭，有荤有素，干是干，汤是汤。奶奶盛好饭菜端到爷爷的饭桌前，一双筷子整整齐齐地摆好。爷爷打开带纱门的碗柜，取出酒瓶，里头剩半瓶大麦烧，蹾在饭碗旁。拿开扣在酒瓶口上代替瓶塞的白瓷酒盅，斜斜地斟满，一直满到酒盅的边缘。第三盅酒刚下肚，站在一旁的奶奶，伸手接过爷爷手里喝得剩下一点酒的酒盅，扣住瓶口，然后把酒瓶放回原处。

爷爷酒足饭饱，胡子一抹，碗筷一推，挪开凳子，和衣躺在床上眯上一会儿，奶奶就给他拉开被子盖上。奶奶常对爷爷说，这样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老两口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好的日子，有依有靠，知冷知热，将来老了一块走，这是最好的事情，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奶奶说如果不一块走，她也要抢在爷爷前头走，她倒下爷爷能照料她，万一爷爷先倒下，她既背不动爷爷，又抱不动爷爷。奶奶还说，如果她走在爷爷前头，剩下爷爷一人他可就苦了，一切都得听儿女的了，余下的日子那不叫过，叫熬，慢慢熬。奶奶心里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奶奶的话。

后来奶奶果然走在了爷爷前头。奶奶走的那年七十四岁，丢下比她大十岁的爷爷。奶奶得了胃癌。走前最后那几天，给她注射杜冷丁也制止不住她从屋子深处发出猫爪挠心般大呼小叫的疼痛，她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最后疼死在家里的床上。

奶奶走了，爷爷的好日子也扑棱棱地飞走了，奶奶把悲伤和孤独留给了爷爷。爷爷如新婚丧妇，孤零零地坐在饭桌一头，默默看着奶奶坐过的位子，双眼盈满泪水，脸埋在两只粗大的手里，稠嘟嘟地哭。爷爷失去了奶奶，这对爷爷是个打击。爷爷变了，变得沉默寡言，精神状况也大不如从前。爷爷的苦日子是从奶奶走后开始的。一天三顿饭自己做，衣服自己洗。一人很少喝酒，或喝很少的酒。爷爷活了一大把年纪，活得太久了，在我们村里属长寿老人。他是他们那一辈中的幸存者。比他年纪大的差不多没有了，比他小的也都一个接一个走了，没躺在灵车里走，也登上了经过家门口的汽车跟自己的子女进了城。

人们总看到爷爷手里拄一根枣红的枣木拐杖，笨重地拖着脚步，在白花花的太阳下，沿着晃眼的水泥路面，笃笃地敲，慢慢地走，一直走着，走来走去，走走停停。他喜欢走，他喜欢这样。爷爷由村东走到村西，由庄南走到庄北，整片村庄里，几乎看不到一个老人，一个老人也看不到，想找个年纪相仿的拉拉呱都没有。爷爷站在路边，四处张望。年轻人几乎认不得爷爷，年纪稍大的看到迎面站着的爷爷，放慢脚步，盯住爷爷看，多看几眼他那飘逸的花白胡须。即使认得爷爷也不和他说话，顶多朝他点点头，算是招呼，爷爷歪着头，盯住那个人看了半天，那个人咧开嘴，对爷爷笑笑，爷爷连抹几把胡须，满意地笑了。在他们眼里，爷爷就是一件灰头土脸又老又旧的古董。爷爷站定，看着公路两侧大片流转的农田里，闪着白色亮光的塑料大棚，一直搭到遥远的天边，用拐杖敲打着路面往家里走。又一个一去不返的太阳投下了爷爷瘦瘦高高的身影。

爷爷得了脑梗，自知病将不起，趁头脑还十分清楚时，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寒假里的一天，爷爷叫我把父亲叫到他的房间里。爷爷半躺在床上，背后垫着他的枕头。当着我的面，爷爷把手探进他的贴身口袋，深深探进去，摸摸索索掏着东西。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磨得毛糙的牛皮信封，抽去一道道勒在信封上的橡皮筋，从折了几折的信封里取出一张银行卡——爷爷保管了大半辈子的银行卡。捏住光亮的银行卡，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可能想长久地感觉银行卡的暖意。然后很有仪式感地用双手将银行卡送到父亲的手里。爷爷又继续掏了掏衬衣口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直到把口袋抽出来，像舌头一样翻在外头，确定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了，爷爷轻叹了口气。爷爷告诉父亲他的积蓄都在这张银行卡上，卡上存有镇村每年打给爷爷的定补、伤残金、老党员补贴、尊老金，还有大伯、父亲每年给他的养老费，很节省地规规整整存起来的。

爷爷知道，银行卡他以后用不了，再多的钱也用不了，这是事实。看病，拿药，给自己买吃的、用的，过人情，都得靠父亲为他跑腿。爷爷把带着体温沾着汗味的银行卡交了出去，也把自己现今及之后的日子交了出去。那银行卡就像芦絮离开了芦苇，再也飞不回来了。爷爷明白，以后他一切得看人脸色，一切得听人摆布。他把被子拉到下巴那儿，缩回胳膊塞进被窝，然后把自己裹紧。父亲接过爷爷的那张银行卡，几乎连看都没有看，直接揣进自己的口袋，像丢进一口井，一口既黑且深的井，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觉得我看到爷爷溜回的目光里含着泪花。

3

爷爷像奶奶说的那样开始了煎熬，文火一般地慢慢煎熬。舅爷爷（奶奶唯一的弟弟，一个身高脸黑的乡村老人）后来告诉我，爷爷的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渐渐神志不清。爷爷躺倒的时候，舅爷爷来看望过爷爷，那时爷爷已失去知觉。那时舅爷爷来一次，骂一次——骂父亲是畜生，不像话，太不像话，骂父亲不该让爷爷睡铁架床。铁架床啊！舅爷爷一字一顿地说，加强了“铁架床”这三个字的语调，显得激动和愤懑。在舅爷爷告诉我之前，我对爷爷睡铁架床的事一无所知。这是一个错。这是父亲的一个错。我觉得。

爷爷原来睡的那张床，是爷爷和奶奶当初结婚的雕花板床，有侧围、门围，顶盖四周楣板上雕刻精致的花鸟浮雕、透雕。这张床在我记忆中爷爷和奶奶睡了一辈子，爷爷说这是土改分的村里一个大地主的浮财。这张木板床看起来比爷爷古老，古老了许多。一个留胡子梳着马尾的古董商，看中了这张清末民初带踏板的古床，要高价收购，被爷爷一口回绝。我想起来了，现在爷爷睡的那张铁架床，原来成年累月地搁在我家底楼一间闻起来带一股霉味和陈旧气息的房间里，铁管床架，角铁床框，铁丝床绷。上面堆满杂物，黑黑地落满古老的灰尘。铁架表面涂的天蓝色油漆早已褪色，漆皮翘起，脱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管。可怜的爷爷整天冰冷地睡在这张坚硬的铁架床上，肯定有当年躺在朝鲜山头那种冰冷而坚硬的感觉。可是这时他已没有感觉了，即使有感觉也说不出来了。

舅爷爷说他最后一次来看望爷爷，是在爷爷走的那个冬天。那时爷爷已瘫倒在床，身体沉得像石头，既挪不动，更翻不了身，大小便失禁。爷爷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说不出，一动不动地整日整夜仰躺在那张铁架床上，平静地持守它的坚硬和冰冷。直挺挺的，样子像是死了。可舅爷爷知道爷爷还没有死，但和死似乎没什么两样。

靠近爷爷床前的一张方桌上，随意放着一只蓝色塑料尿壶，尿壶底下压着一把不锈钢调羹，敞开的尿壶口紧挨一只装满绵白糖的玻璃罐。一只空碗里剩着几粒白米饭。床头一侧抽水马桶的盖子歪在一边，马桶里都是黑乎乎的漂浮物。受了强烈气味的召唤，三五只绿头苍蝇，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绕来绕去。飞在头里的一只苍蝇，嗡地准确落在饭碗里的一粒米饭上，不停拨弄它的两只脚。

爷爷躺倒前在村里乱跑，不分白天黑夜地跑，父母屋里屋外忙的时候看不住他。一天夜里，拱开云层的月亮一丝不挂地在树梢和屋顶上，显得又白又圆，爷爷推开门，出了屋子。爷爷走进了一条半人深的庄河，月亮碎了，干净的河里没有一片浮萍，没有一根水草。幸亏被我家隔壁邻居及时发现，浑身湿漉漉的爷爷被父亲一路水淋淋地背回家。那天晚上，爷爷可能把亮亮的河面当成了白天的水泥公路。从那以后，爷爷被关在他的屋里，再也没有跨出老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