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

作者: 施佩清

很怪,桥建在那里。

怎么看都很奇怪。

仅仅是为了连接南北两个乡,一条三十米不到的河道,要用到这样高大骇人的钢材结构,怎么看,都很奇怪。

李里即使站在距离那里很远的地方也能一眼就看到桥架上的弧形拱背,那样远远的,亮着救生衣一样的橙色,漂浮在远处的天空中。

“怎么建了那样一座桥”以及“什么时候建了那么一座桥”……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在心里开口好几次,不知向谁询问。问题抛到母亲这里,她只说:“不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猜这座桥是为了城市扩大而建,在南边那个即将开始发展的城市里,来了打印店、写真店、电影院,还要建楼盘、建中学、建小学……李里上过的小学,即将要搬到那里去了,不用像小时候一样,穿过老街,路过柳树、枣树,经过澡堂,沿着高高的河岸往前走上好远好远……

这个问题,原本问父亲更合适,他年轻时候是卖货郎。从前他的口头禅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在李里家的饭桌上,饭菜冒起的白烟中,外面世界在父亲的描述之中如同海市蜃楼,被李里大筷夹起,狼吞虎咽到肚子里去。父亲低头划亮火柴,在烟雾升腾的后面,李里看见父亲眯着的眼睛,他说起那条河的由来,父亲说,它叫“胥河”。知道是哪个“胥”吗?父亲的食指点在桌上,想了想,落不下第一笔,最后说就是“伍子胥”的“胥”。

然而现在李里再问起来,他是什么也不知道了,父亲就是在这样的遗忘中,越来越显出老态来。

头顶上的葡萄架子是父亲四十来岁时架的,是父亲带回来的外来物,据说是外面的品种,比本地的葡萄更大更甜。葡萄种在院子的南角,置了足有一张床大的地方,不是就地挖的土,而是从外边铲了回来自己架高的。那时候父亲正当年,和李里如今差不多的年纪。春天里,父亲穿着白色背心,用扁担挑了两个旧簸箩,一前一后,从田边运土,一筐一筐倒下,在院里的角落堆成尖尖的小山,用铲子打平后,又夯土砌砖。李里拿着铲子,提着一桶水跟在父亲后头,看到他一扭一扭甩着黝黑粗壮的大臂,屁股均匀晃动,那滑稽的样子——李里在后面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不知他在笑什么,在前面骂了几句,也笑起来。

几年后李里多大了?应该还在上小学。小学的末尾,他坐在夏天的院子里,头顶上是绿油油的葡萄叶子,青葡萄胆颤心惊地在阳光下悄悄剔透,阳光穿过叶与叶的罅隙照到庭院的地下。走过时如同置身水底,斑驳的光影如游鱼流动,树影如藻荇交横,温柔起伏。他们仰头,看见明亮的叶子上不时有麻雀飞过的身影,它们走动,小小的爪在竹架上轻轻地试探,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响。何时鸟头突然在叶间攒动一下,眨眼间鸟喙已回,那盏葡萄的一只灯泡就熄灭了——一颗刚刚亮起的害羞的葡萄。

于是父亲用废弃的茅草扎了稻草人,让它戴上那只破绽开来的旧草帽,穿上一件破布衫,蓝色的粗布料子,也是父亲淘汰的装束。这只稻草人成日背对阳光,双手与身体呈一个十字,沉默地抵挡鸟儿的侵袭。

葡萄越来越大,父亲每日归来,放下扁担与簸箩后,就脱了汗衫,来院里放井水洗脸,喝一海碗凉开水,止了汗,等到尿意上来,解了裤子“唰唰唰”地去墙边灌溉葡萄树。

盛夏里他们全家看葡萄成串,上过波多尔液后不久,它们生长得越来越着急,不久就紫里泛青,一串串葡萄拥挤着,越来越沉地吊在了头顶上。葡萄树体的枝干不过一拳粗细,竟也支得起满园的果实。李里紧张又欣喜地仰望,眯着眼睛挑选。父亲赤膊了上身,架着简易的木梯,叼着烟站在上面,像是一个富有的国王清点臣子的进贡。父亲不时歪头与李里确认,选择比较,然后才将那把又黑又沉的大剪子伸过去,李里随着上面人的动作挪移,伸高菜篮……“咔叭”一下,父亲利落地剪下一串沉沉的葡萄,弯腰把它们小心地放进篮里。等到菜篮提不起来,李里就以双手支撑举高,凑满一篮子,放到井水里去浸……

如今父亲就坐在这满院的竹架下,在葡萄撤场后的空落落的庭院里,晒着太阳。

它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枯萎的,李里找不到与此有关的记忆,也许是几年前,也许是十几年前,自从父亲身体不好就没人侍弄它了。李里也过了期待葡萄成熟的年龄。母亲不是养花养草的人,原先葡萄生长的土壤换上了一簇绿油油的小葱,头顶的葡萄藤早已晒干掉光,一阵风过,“咔咔咔……”排排竹架就颤巍巍地在风中冷地哆嗦一下。

父亲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忧心忡忡,又一次说起他的梦来。

那是一个陈年的梦了。

在父亲的描述里是个大雪天气,他用小时候给李里讲民间神迹一样的语气,带来冰天雪地中的回声。父亲光着脚往前走着,穿着他那件早已丢失的黑色棉袄,是他冬天卖货时候用来克风的那件。四野里一个人都没有。在早晨四五点钟的光亮里,父亲往前方走着,梦里的声音指引他向东,向东,他就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着,每一夜,每一场梦,父亲在雪地中远行……寻找那座小庙。

冬日阳光温暖,然而终究是冬日的阳光,温吞吞的暖意浮荡在李里的眼皮上……李里感到困倦,有一搭没一搭的,他问父亲,母亲是什么想法?

“随他去。”她的嗓音仿佛在风雪中远远吹来,在他们耳边擦过。

父亲已经决定了,他说,这次叫李里回来也是因为这件事。父亲是固执的,他的固执里带着长途跋涉之后的艰辛疲惫,卷挟着冬日的云雾低低地从远处的田野掠过。

父亲说,我肯定要去那里的。

再考虑考虑吧,李里说,或者再打听打听,是不是有什么说法?

父亲拒绝说更多了,如果儿子不能陪同,那么他就一个人上路。

李里想了想,半天才说,无论如何,得有个目的地吧。

到了就认得了。父亲说完,久久地沉默了。

……

李里侧头看父亲时,他已经睡着了,可能夜晚少眠,不足的部分就要由下午来补齐。他的头发如同猫的胡须,根根惊醒,雪白稀疏,头皮也开始泛白发粉,像婴儿皮肤一样的颜色。父亲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老得没了力气,没了精神,只剩下固执,与日俱增的固执。

李里是第一次走得这么近看这座桥。下面栏杆是蓝色,上面的高架是橙色。它这样的新鲜时髦,带着十七八岁的年轻颜色站在这里,对比两边河岸破落的旧房子,像个完全的外来者。是哪个粗心的城市孩子遗漏在此的一块积木也说不定,旧河道提心吊胆地戴着这个巨大的不属于自己的帽子,别别扭扭地站在了这里。

李里点了支烟。

晚上十点多钟,乡里家家户户早已闭门不出了。路灯只亮了几盏,又被行道树的影子挡下不少,照不亮半条街,远远看去,一阵亮,一阵暗,纱帐一样的昏黄后面是无限的黑暗……只有桥上是全亮的,可能是新建的缘故,桥墩向上打着灯,穿过了漫漫的黑夜,笔直地向上扩散,与高架边缘向下探照的灯光穿插,一来一回的黄色光芒中,擦出些缱绻的意味,连浮荡的灰尘都清晰可见。然而河面是黑的,更远处,黑水像铁一样凝住了。只能看见桥墩上钢的骨架被光凛冽擦过,纵横交错,疏疏朗朗,看得人发冷。

原先那座石桥又短又粗笨,但也知道在底下一边各辟出一个桥洞来,方便叫花子在洞里安家。夏天洞口拉上了旧粉花的帘子,一到晚上,里面就透出烛火的亮光,等到冬天,蓝色的被褥取代原先的薄布,抵挡风口,堵得严严实实,只看到影子。每当李里上学下学,总要看看桥洞的装饰,帘子换过几次,却从没看见过里面的样子……

杨梨就是在那座石桥上走过来的。她是一个漂亮如狐狸般的女孩,有狐狸一样的眼睛,狐狸一样的娇媚,狐狸一样的神秘……然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小学时候了,李里想如果再见到,他可能都认不出她了。

当晚杨梨如狐狸一般钻入他的梦境,醒来后除了旧时学校的窗户轮廓与黑板阴影模糊的浮现,李里什么也不记得了。他只感觉到暖暖的,梦境里,他们似乎是相爱的。

家里的老座钟“铛—铛—铛—铛—”地划亮黑暗,四点的钟声奄奄沉没下去后,母亲中断的呼噜声又跃跃欲试地拉响了。母亲说自己是个从不做梦的人,李里从小到大,确实也从未听她说过做了什么梦。对母亲而言梦境这种东西不存在,睡眠就是上下眼皮闭合,夜夜鼾声,页页空白,醒了就醒了,干脆明亮。而父亲的梦是忙碌的,父亲的梦境中有无穷无尽的呓语,李里留心听了会儿,窃窃如耳旁风,像是某种失传已久的方言,父亲就是用这种方言和梦中人长长地交谈着,打听询问着他要去的目的地。

李里在半睡半醒之中,辗转反侧,他已经很久不和父母同睡一室了。与圆子分床后,李里总是一个人睡,他惯常失眠,一到深夜,就像赤身裸体睡在时间的防空洞中,婴儿一样蜷缩着身体,时间的风吹彻在头顶,他总觉得冷。如今回到少年时自己的这张小床上,罕有的,在覆盖着时间的香灰之下,他找到一点余温。李里一动不动地储藏着这难得的温暖,他想这或许是关于杨梨的梦境带来的。

许久不见了,将近四十,她应该早已结婚生子。李里依据不多的一点记忆拼凑出一个成年的杨梨,他在父母起床之前的一个小时里竭力虚构出一个与她有关的假想。她为他出轨了,他在某间窗帘紧闭的房间之中覆在她的身体上,他试图与她对视,可是这么多年,他早已忘了她的长相了,他从来也没敢认真看过她的眼睛。她会伸出一只手蒙住他的视线吧。李里把手盖在眉毛与鼻尖,眼皮在温暖的黑暗中颤动着,他放轻了呼吸,将这想象进行了许多次,许多次……但无论如何,他的身体像是一座死火山,一点反应没有。

当钟声在疲倦之中敲响五下时,清晨降临了,没一会儿,他听见母亲在黑暗中打了一个好大的哈欠,拖着睡眠的尾巴,她摩挲着从暖烘烘的被窝里坐起来,窸窸窣窣地穿衣服,一件一件。父亲不久也醒了,他一醒就要够床底下的痰盂,李里等待了好一会儿,才听见父亲的喉间轻微地颤动一阵,像是小小的一声埋怨,“呸——”他吐了一口痰。

父亲的声音浸透了早晨蓝色的静默,雾霭沉沉,今天是个雨天。

“因为是雨天,所以晚上走路走得很吃苦,挑着担子跑了半天,发现在原地打转。”父亲与李里坐在堂前,两人看着纱窗外的雨,风来一阵,雨就细细密密地被吹落一阵。

雨天没法出行,一出去就是泥泞,飞虫一样的小雨落在人脸上,湿湿的睫毛,模糊的视线……如果要走,也等一个晴天再走,大概是哪里知道吗?

往南京?芜湖?郎溪?宜兴?还是往哪里?总要有个地方吧?

都不是,在东边,看到了就知道怎么走了。

父亲抱着暖水袋,看着屋外阴雨的天空,他的目光好像已经丈量了雪地,赤脚走在干净冰凉的白色大地上,四野空无一人。

母亲去打麻将了,李里一时沉默,家里静悄悄的,有猫在屋顶爬过,瓦声轻动。卧房里老旧的钟声敲响在父亲的脚下,“铛——”是半点的钟声,意犹未尽的暂歇,在这震荡里他看见父亲一步一步,在雪地中越走越远。

母亲直到四点才回来。她打了一把巨大的花格子伞,喜笑颜开,这是在南边赢了钱的表示。她胖胖的身体在积水的院子里跑过,脚尖一颠一颠快跑了几步后,母亲气喘吁吁地走到廊下,甩一甩伞面,让它花朵一样开在地上,拍拍身上的雨珠,走进来,母亲说:“我听人讲了一座寺。”

她听人讲了一座寺。

建在桥的南边……

她是在棋牌室听说的。她把父亲的梦与颓然归于迷信,她们打麻将的人那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母亲举了几个他们知道的人名。之后比起远行,李里觉得这是更方便可行的,他们问父亲的意见。他这一辈子跑遍各乡,听说了太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已流进他的血液成为骨肉,他永远是宁可信其有的。

清晨五点钟,李里开车打桥上过。

在这座巨大的桥架下,钢管平行斜出,根根竖立,纷纷乱乱,向挡风玻璃倾轧下来。

父亲坐在后排,循着以前的习惯,他的肩上挑着两簸箩满满的记忆,它们太重了,沉沉地压得他开不了口。母亲同样在后面,她要欢快得多,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她向李里提前透露她要许的愿望,一二三四,条分缕析,最重要的是希望李里的妻子——圆子,早点生孩子,上天保佑,一个大胖小子,那她就什么也不用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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