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字探案人”：让冷门绝学代有传承

汉字，承载着数千年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唯一从产生到现在未曾发生过质变而一脉相承至今的表意文字。

由于字形演变、书写变异与编纂失误等原因，历代以来积累了大量疑难字。它们不仅成为人们阅读古书、传承文化的“拦路虎”，还影响着汉字的数字化、信息化，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造成阻碍。

在河北大学文学院，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沉浸在汗牛充栋的书本典籍之中，专门研究那些“身份不明”的疑难字。

“坐冷板凳、下苦功夫、啃硬骨头、谋大功用。”今年69岁的团队带头人杨宝忠殚精竭虑，一直用这样的学风要求自己、激励团队成员。

甘坐“冷板凳”：读尽资料室先秦两汉古书

从学生、教师，到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自1978年3月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以来，杨宝忠与这所学校的缘分延续至今。

初入大学时，各种校园活动丰富多元，但最吸引杨宝忠的，是中文系资料室里大量的书籍。

“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书，我非常兴奋，利用课余时间把资料室所有关于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藏书都翻了一遍。”杨宝忠说，他在转读古代文献后，兴趣也随之转向古代汉语研究，并尝试考释古书中的一些疑难字。

1982年本科毕业后，杨宝忠留校任教。之后的6年里，他一个人住在教研室，除了工作之外，到资料室借书、看书填充了他大部分生活。

“为了读书，很多时候整晚不睡觉，每天只吃两顿饭，这样早饭时间可以用来补觉。”6年时间，杨宝忠读完了资料室所有先秦两汉古书，为之后的文字学研究打下了深厚功底。

这段苦读也让他成为同事口中的“活字典”，对很多字的源流衍变如数家珍。

“1990年《汉语大字典》第一版（8卷本）刚出齐的时候，我自费200元买了一套，当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由于教学科研需要，杨宝忠经常翻看这套字典，圈出了不少注音释义不全或可能有误的汉字。

发现的问题越多，解决问题的热情也越高昂，疑难字考释逐渐成为杨宝忠的主要研究内容。

“千百年来，这些疑难字经无数饱学宿儒之目而不识，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河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双新说，考释出来的疑难字，日常生活中用得很少，很难引起广泛影响，这项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坐“冷板凳”。

为了考释一个汉字，研究者常常要读好多本书，还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书写习惯，才有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有一次，在看到辽代碑刻中“长木下而翠色移，贞璴出而云光破”这句话时，杨宝忠对其中的“璴”字产生了好奇。查阅《汉语大字典》，发现“璴”字既没有注音，也没有释义。杨宝忠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看完《全辽文》，最终考释出“璴”就是“础”字变来的，意思是石头，而“贞璴”就是坚硬的石头，这句话是对创建静安寺过程中采木料、采石料的叙述。

这些让大众皱眉头、甚至历代大型字书都没有解读清楚的疑难字，正是杨宝忠及其团队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内容。他们每天畅游在书山字海，就是为了破解一个个汉字之谜。

“有些字如果我们不去考释，它可能就一直放在字典里了。趁着我精力尚足，多考释一个是一个。”杨宝忠说，冷门学科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虽然看上去离现实距离比较远，但需要时也得拿得出来。

笃当“小学生”：疑难字考释永无止境

2007年，杨宝忠获得了10万元奖金，在当时足够买一辆不错的汽车。可杨宝忠自己又拿出10万元，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四库全书》。

“当时科研条件有限，图书馆还没有《四库全书》，我做研究必须要用第一手材料，所以咬咬牙就买了。”杨宝忠说。

此后，很多师生都知道了他，“听说文学院有个怪老头，花了二十来万元买了一套书。”

“疑难字考释这项工作太吸引人了。你想想，大型字典中的疑难字几百年、上千年没有被人们认出来，每个疑难字都像是一桩悬案，每考释出一个字就像破了一个多年不能破的悬案。”杨宝忠说。

后来，杨宝忠带领团队参与了“中华字库工程”。这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河北大学独立承担这个超大工程的子工程“明清图书用字的整理与考释”工作。

想起当时为了项目披星戴月的日子，杨宝忠十分欣慰，“这项工作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那时，杨宝忠团队里的50多名专家和学生长年“泡”在河北大学一间300平方米的工作室，埋首于桌上摞得高高的书本中，不问市井之乐。偌大的空间，只有翻书的哗哗声和鼠标的哒哒声。

无论工作日还是假期，杨宝忠几乎每天都是头一个来开门。他说：“‘中华字库工程’完成以后将解决电脑里字量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我国数字化、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瓶颈问题。”

据杨宝忠介绍，目前电脑能打出来的字是2万多个，用上专业的超大字符集软件也只能打出来7万多个。而在中华字库研发出来之后，计算机中的字量将达到50万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大潮之下，不论是常用字还是生僻字，只有被纳入计算机字库当中，才算找到了“家”。

只是，这条寻“家”之路并不容易。

在大型字书里，有些字音义不全，或标为“音未详”“义未详”“音义未详”；有些字虽然音义俱全，很可能也存在注音、释义、字际关系等诸多错误。因此，疑难字的考释，是“中华字库工程”中难度很大的领域。

在“中华字库工程”的计算机操作平台上，每一个从上一个环节递交过来的文字，都设有一个专属号码，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杨宝忠团队要做的，就是让它们能信息完整地“居住”在字库这个虚构的网格式大厦里。

有人称杨宝忠是“识字最多的人”，他却说：“识字永无止境，我这个小学生是永远不会毕业的。”

志成“大先生”：让冷门绝学代有传承

“教学是第一要务，一定要把课上好。”这是杨宝忠常说的一句话。

从教多年，杨宝忠认真为本科生讲好每一节课，致力于本科教学改革探索，提出了古代汉语教学应坚持做到“四沟通”理论，即文选与原著相沟通，古汉语教学与学术动态相沟通，古今汉语相沟通，教学与科研相沟通。

如今，杨宝忠培养的多名研究生已成长为青年骨干人才，在学界崭露头角。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其专业团队的一批青年教师已成长为学院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

年轻教师成长迅速，团队里人才越来越多，杨宝忠有了新的心愿：编写一部代表新时代学术水平的大型字书。

杨宝忠介绍，现有字典里存在不少音义不全、音义错误的字。这会影响古书阅读，误导读者，进而影响文字学、词汇学的研究，以及汉字的数字化信息化发展。因此，要完成大型字书编写这项工作，最紧缺的是人才，需要动员全国的学术力量。

“疑难字考释属于冷门绝学，学术门槛高、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杨宝忠说，“这就决定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群体小，人才的重要性非常突出。”

杨宝忠介绍，我国有一些学者长期从事汉字考释与研究工作，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或研究所，具备编撰大型字书的水平。但是，各团队的主要带头人年龄均已超过60岁甚至70岁，50岁以下的中青年非常少。

“应该趁他们精力尚足，尽快推动相关工作开展，不然这些专家一辈子的学术积累就可能没有用武之地，而那些在字书中贮存了千百年的疑难字，能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杨宝忠说。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