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普及数字地图有多难

人类先天生存在空间的几何学里。将社区和人设想成无数的点，然后观察它们的移动画出线与面，描摹和规划这些运动的方向，绘制不同的疆界与区域，这种呈现方式便是地图。地图将人们内心的几何学与外在世界衔接在一起。

地图也代表着有安排的秩序。人们可能会想要在秩序中获得便利，也可能畏惧秩序的管控。例如，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由于门牌系统始终不普及，近年来市政府努力推动为每栋房屋标记门牌号、推展明确的路名标识体系。但是，不少民众强烈抵制，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管控与拆迁，然而找地址的困难也仍烦扰着人们。

绘制地图的尝试，以及抵制制图者的凝视，是历史的角力。尼日尔河是西非萨赫勒地区最重要的河流。这条特别的河流发源自距离海岸200公里处，然后径自深入干燥的内陆绵延4000公里。1824年英国探险家克莱伯顿想调查尼日尔河源头，索科托哈里发国的苏丹贝罗忽悠他，说尼日尔河东流接入尼罗河，由埃及而不是尼日利亚出海，以求避免殖民势力的渗透。19世纪的欧洲人所绘制的非洲地图中，今天称为萨赫勒地区的狭长区域也还未被认识明白，反之有一条其实不存在的山脉自东到西横贯整个非洲大陆，探险家设想这条细长山脉可能是尼罗河及尼日尔河的发源地。

当欧洲人积极探勘的时候，非洲本地人早已用自己的方式熟悉本土环境，探险家们对本地向导的依赖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许多游记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探险家惊异于当地人能在沙地上清晰画出丛林深处的地图，但本地原住民并没有文字或印刷媒介，也就不会用现代地图的形式输出地理知识。

在非洲的原住民小型社会里，地理认识通常与宗教的宇宙观结合，透过口传神话故事、仪式舞蹈、纹身、岩画等方式呈现。在稍大的政治体例如喀麦隆地区的巴姆穆王国，受到传教士的外来刺激后，王室会使用壁画、编织或更加现代的方式制作地图。人类究竟如何思考与交流地理知识，是和社会形态及传播技术密不可分的。

在非洲的发展变迁中，从个人到政府对于地理信息的需求都在逐步增长。喀麦隆雅温得的门牌问题，在非洲许多国家也都在发生，一方面是缺乏门牌号与街道命名带来的不便，一方面是规范措施的推展不易，贫民棚户区对政府措施的疑惧是天然的。

就在现实中遭遇困难的同时，数字技术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2015年喀麦隆的年轻企业家巴马开发了一个App，模式类似社交平台软件;一般人在缺少门牌的情况下，需要熟悉附近地标才找得到地点;用户可以在平台上发问，其他的用户则可以帮助回答。2018年另一个英国初创企业，则是为现实的地理空间建立数字对应位址。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设置一个独特的数字住址。

这类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还有许多，例如在埃博拉疫情期间，有个“开放街道地图”网站就为缺少良好地图的刚果（金）提供了协助。欠缺有效的地点信息会对防控疫情造成巨大阻碍，“开放街道地图”则是重要的助力。

当然，数字方案的障碍在于互联网的不普及，非洲的数字空间与线下空间一样，都在现实中挣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