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走的人
作者: 李颖迪隐居吧
我关注这个群体已经有三年了:隐居者、避世者、躺平的人、逃走的人、躲起来的人,我试着找一个称谓概括他们,但每个词都不算准确。
左杰是我在“隐居吧”里遇见的其中一个人。最早是在2021年,我偶然关注到了“隐居吧”,百度的一个论坛。在隐居吧,最早的帖子发表在2005年,成员昵称为“隐士”,男性偏多,年龄主要在二十岁到五十岁。这是个相当活跃的网络社区,共有六十六万人关注,七百万条帖子,分享着各种形态的隐居生活:在山野上,在桥洞下,以及在路上。初看上去,隐士们的行动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符合我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古典想象,也贴合了流浪、避世这些更现代的精神图景。
当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做过几年报道,关注社会新闻,观察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有一阵子,我相当痴迷隐居吧里的帖子。有人在此推荐隐居的去处,也有人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隐居生活。当然,也不乏房产中介和骗子混迹其中。
有人为了寻找合适的海边隐居地,研究了中国的洋流规律,最后选择在山东省的乳山银滩买房隐居:
我隐居的地方是一个叫作乳山的小城市,大家口中的那个鬼城。……大城市,大连、青岛、威海,好的海滩地块开发度都高,像我这种城市废柴是没有机会的,就算有也是倾尽所有……最后我就选择了乳山。
这个人自己搭建了放杂物的仓房,仓房外装上太阳能电池板,做光伏发电系统,还打造了一座温室。
还有人觉得世界马上要开战,而像安徽淮南这样矿产枯竭、已经被大众遗忘的城市,将是未来最安全的地方。他以房子为中心探索附近废弃的矿区,寻找水源,取样带回,检测重金属含量。不仅如此,他在家中打造了一个储存仓库,放了六百个罐头、三十箱铁皮装压缩饼干、二十箱矿泉水、一桶油、二十五包盐、三瓶酱油、两瓶醋、八包大米。储物架上还放着各类抗生素和维生素。在卧室门后,他放了两把野猪矛、一把铁锹,床下还有一袋化肥,如果到了紧急的时刻,这些是他的武器:矛和铁锹用来防身和突围,化肥用来提纯硝做炸药。
贴吧里,很多内容连载几年了,配了图片。我坐在工位读这些故事,常常忍俊不禁。当时我在北京的金台夕照地铁站附近上班,CBD高楼林立,外立面闪着光。每到饭点,打扮精致、身着西服的人们鱼贯而出,挤满餐厅,吃一份绿叶子沙拉。街上是成排的共享单车,黄色的蓝色的,总是早晨整齐,到下午就倒成一片。不远处的新城国际小区象征着一种更为遥远的生活:双语国际幼儿园门口的长队,在草地上奔跑的外国小孩和边牧,卖碱水面包圈和肉桂苹果卷的面包店飘来香气。夜晚,无数个小小的格子间亮起灯,人行走在高楼的缝隙中,犹如置身海底,有时大雾弥漫,身旁则是飘浮着的光晕。
每次下班,我经过这所有的场景,随后来到金台夕照地铁站坐十号线——这是北京最拥挤的一条地铁线路,每天都有一百多万人被塞进狭窄的列车里。如果碰到晚高峰——通常是下午6点左右,天还没黑,我从门口开始排队,长长的队伍要折上好几回。进了地铁站,继续排队过安检,进入闸口再排队。运气好的话,等两趟就能挤上车了。站在屏蔽门前,我有时会想起一则旧闻:正是在晚高峰,一个女人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车,却意外卡在屏蔽门和车门之间,列车启动后,她被夹着带走,随后掉下站台。我因想象中的恐惧放慢脚步,却被一股无形的力——后面的人流推上来。最终,我平安地挤进了车厢,寻找到一个角落。乘客们低着头,看着手机。因为站得太近,有时不得不窥看到他人的手机屏幕,短视频、玄幻小说、小红书……
那段时间,我的通勤乐趣就是看隐居吧。起初我爱看那些隐居日记,地铁信号不好,加载慢,我想象着隐居者在淮南的储物架,乳山空无一人的海滩,山路上颠簸的小车,音响里的都柏林乐队。到远方去。上路吧。无论如何,这些人在建设自己的生活。我明白这个贴吧为什么有人爱看了,它提供的是故事,也是寄托。在眼前这个如地铁般快速、如晚高峰车厢般拥挤、人人都要费力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时代,谁不会被那种将自己抛向无人之地的幻想吸引呢——原野,山峰,河流,还有一间自己一个人独占的房子。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
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
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
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
我聊起了隐居吧。“这些人说走就走了。” 就像离群的羊,离开大路,走向了自己的小路。
我决定去见这些人,近距离观察他们。
我想知道,出走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期许中的自由。
很长一段时间,隐居吧似乎将“在终南山上”这样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奉为理想。在隐居吧的一些用户看来,隐居就是前往深山,有一个院子,几亩田地,远离城市的喧嚣,追寻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就像前往河背山的左杰所说,“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但是,当我在隐居吧中逛得越多,我觉察到,“隐居”二字的含义越来越复杂。2019年或更早,“隐居吧”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选择隐居,并非为某种宗教信仰或修行,动机只与现实密切相关: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城市,买一套便宜的房子,不工作,蛰居在家,以极低的成本生活,又能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比如水、电、网、暖气、物流。就像这样一种典型的声音——
“我就打算去鹤岗花三四万买套房,然后靠剩下的钱过了。”
鹤岗,这座城市首先引起了隐居吧里人们的关注。
2022年,中国城市的房子往往每平方米一万元上下——在北京,这个数字是四万(海淀、朝阳等区甚至每平方米九万),上海、深圳也差不多——在城市买房,往往意味着贷款,动辄几百万。年轻人买房等于交出人生的主动权:未来几十年运转于一场数字游戏般的任务,上班,赚钱,还房贷。但向往城市,就不得不挤上这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漫长轨道。
而在黑龙江鹤岗,房价低至每平方米三百五十元,一套四十六平方米的住房总价只需一万六千元。
很快就有人行动了起来。海员李海在“隐居吧”和“流浪吧”中发帖记载了他前往鹤岗买房的故事,随后引起大量媒体关注:
“我定下了一套七十七平的房,在六层顶楼,我立刻就签了合同,加上中介费、过户费,总共五万八搞定。我是做海员的,海上半年,休息半年,到哪儿都一样,最重要是有个安定地方。……这几个月我就在鹤岗躺尸。等到12月份,我就出去找船,再工作半年,以后就打算夏天回鹤岗住,年底冬天出去干活。”(《流浪到鹤岗,我五万块买了套房》,正午故事, 2019年11月4日)
隐居吧里的人发掘出更多相似的城市,内蒙古的伊图里河,辽宁的抚顺、阜新,山西长治,河南鹤壁,安徽淮南,云南个旧。这些城市多为重工业起家,曾重度依赖矿产,资源枯竭后,某些地段房价持续下跌,以至于三四万元买一套两室一厅成了事实。在贴吧里,最早一批去这些城市买房的人互称“老哥”。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海员、保安、流水线上的工人、建筑工、厨师、发电站的看门人、给仓库搬货的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鹤岗、鹤壁、淮南、个旧成了他们口中的“流浪老哥基地”。
关于鹤岗买房的报道已经是网上的热搜话题。我想不如避开热点,先去个冷门的地方看看。我最初的兴趣地是河南鹤壁。在隐居吧,人们这样讨论鹤壁:有人说,鹤壁山城区的房子也只要三万多,还不像鹤岗那么寒冷。也有人说,鹤壁在京广线上,高铁去北京两个半小时,去郑州四十多分钟,去珠三角长三角都有车,在所有隐居地中,交通方便,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在鹤壁隐居,你上午口袋没钱,下午就可以去首都送外卖了。”
有人建了一个去鹤壁买房的微信群,一百多人,都是隐居吧的常客。有人昵称就是“攒钱去鹤壁买房”。已经入住鹤壁的人在这里分享生活:怎么骑哈啰单车,怎么坐免费的公交,有饭店老板娘自己做的送饭小程序,鹤壁冬天经常断网,最好办个随身Wi-Fi;暖气也必须提前办好,如果中途外出打工,最好提前停暖。经常有人将街上张贴的卖房广告拍下来发在群里。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热门话题仍是赚钱。
有人会劝新来者去江苏而非河南的工厂,最好去“大厂”。否则,“小厂”的长白班都是一天十四小时起步。
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郑州一家食品厂逃跑的经历。“我是第一次进厂。”他说得很详细,中介说每天只干九小时,活儿不重,他盘算起码能干三个月。他被分到前端面房,用机器把面切成六七斤的面坯,再推到醒发库。早上7点30分进车间,10点停机吃饭,10点40分再开机,做到下午4点,最后花半个小时清洁机器。第二天,下午下班,他决定不干了。
他在群里打出很长一段话:
“再干就废了。不是身体废了,而是思想。我觉得进入车间后,你只是颗螺丝,机器转,你也转,一刻不停。你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休息,就是麻木地、无感情地跟着机器走。你稍停下就赶不上速度,主任班长立马过来监督呵斥,你只能不断地加快速度。下班后,吃了饭,走在灯红酒绿、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你也只是匆匆而过,你不会去商场闲转,不会去衣服店问价,不会进网吧打游戏,唯一的目标是那张床。唯一的消遣就是打开手机,刷一小时,然后入睡,再起床,洗洗,吃饭,进车间。”
有人劝他去工地。也有人对他的讲述不感兴趣。他的事情可能在大家眼里不算什么特别。
“换个话题吧。”有人说。
人们谈论着进入工厂和离开工厂,谈论着烟花厂、食品厂、服装厂、塑料厂、电子厂、娃娃厂,谈论着比亚迪、宁德时代、富士康。打螺丝,包装纸盒,钉牛仔裤的扣子,看管车床,做“小黄人”玩具,合上iPhone 13的手机后盖。
王浩就在鹤壁买房群里,他也是隐居吧的一员。王浩三十四岁,一米七的个子,戴黑框眼镜,小眼睛,驼背,说话小声,给人一种退缩感,但谈到富士康,他有很多话要说。
这座超级工厂承担了苹果手机七成的生产任务,而它的四十四座中国园区,又以郑州园区为主力。2020年,郑州富士康全年出口总额三百一十六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王浩的工作地是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简称港区。港区占地五百六十万平方米,相当于七百个足球场大。来到此地的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堪称浩瀚的人潮,最多同时有二十万人在这里上下班。庞大和渺小,这是富士康给王浩最直接的感受。
通常是在早上6点,王浩就从宿舍出发,站在富士康门口排队了。港区外,道路两侧的人步履匆匆,大部分都穿着白T恤,看着似乎都一样。他就走在这样的人流里。
厂房是栋白色的四层建筑,天花板上有一道道条形的白炽灯,入口是一面庞大的灰色格子储物箱。他换上衣服,进入流水线,岗位职责是给数控机床放料。他把这道工序讲得很详细:流程不难,那个机器是盒装样子的,里面有转盘和十来把圆锥形的铣刀,机器是数码操控的,他一般会搬来两斤重的金属块,让机器铣料。一块料用完再续一块。管子不断流出乳白色的切削液。味道很冲,戴着口罩也能闻到。最后用气枪冲洗雾化后的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