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远人

三十七年除日封闭试纸

书上说，1948年的冬天大雪，他打开门一头扎进了黑漆漆的雪夜里——

面对文艺界的批评声来势汹汹，文弱的他无力抵抗。于是，他写道：“三十七年除日封闭试纸。”

第二年春天，他用剃刀划破脖子上的血管和两腕的脉管，又喝了煤油——他选择自杀，但没死成。

当时，北平还没和平解放，北大部分进步学生，以大字报的形式传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并且在教学楼挂出大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没错，他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者。

沈龙朱回忆说：“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此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

那时候，所有人都不认同他的思想，但他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后来就疯了；而他的自杀，是为了在各种不公正的批判中维护最后的尊严。

自杀未遂，他被送到精神病院。

虽然精神病的治疗被纳入现代科学的领域，但“灵魂”是抽象的存在。物理的药物治愈不了“灵魂”的伤口，而文学是人与人心灵沟通的途径。于是，他的后半生写了大量的日记、书信……那些于他，是自我的疗救。

“耶稣受难”与“悲悯的爱”

当时，他因为坚持反战而被视为反对“人民革命战争”的“第三势力”，受到的批判无疑是猛烈的，本来这种批判完全是政治上的，却因为他是个作家而涉及他的文学。所以，他最后的搁笔是必然。

导师批评我人云亦云，“沈从文没搁笔过，一直都在写，只不过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他后半生中大量的日记和书信，是‘潜在写作’”。

导师说，当时大批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写了许多在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自觉的创作，像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完全延续了以前《缘缘堂随笔》的风格。另一类是不自觉的写作，像日记、书信和读书笔记。而他的书信是两者的结合，那些日记、书信中有大量意识流般的语言和内涵丰富的隐喻意象。导师说，这是《湘行散记》的好。

1949年7月6日，在致刘子衡的信中，他写道：

学“忘我”的确是一件大事，忘我的学，亦可知相当困难。忘成就易，忘痛苦难。看看相片上万千人为国家社会而牺牲，我看出我自己渺小到不足道。

在这里，“痛苦”是指他过往沉痛的生命体验。随军的生活让他见惯了杀戮，但他并没有在这种环境中毁去，他说“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它们是他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也是他文学世界的基石。如果忘掉这些痛苦，如同否定了他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追求。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忘记痛苦”，否定过去，是必须做出的牺牲。这导致了他精神的迷乱。

在精神病院住院恢复后，他下定决心“转业”——他离开了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地方，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博物馆，他过往的生命体验慢慢渗透到新的生活中，生出了新的枝丫，但质地没变——“爱”与“责任”。他把对强权的否定和对现实恶的憎恨转化成对无辜受害的良善人民的爱，这是他独特的情感体验。在1950年4月，致朋友布德的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的转化：

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说奇怪，也奇怪，这个最重要影响，可能还是三十年前的。有一次在芷江县怀化镇，一个小小村子里，在一个桥头上，看到一队兵士押了两挑担子，有一担是个十二岁小孩子挑的，原来是他自己父母的头颅，被那些游兵团队押送到军营里去！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

无疑，将现实压抑的情感和痛苦转化成的“爱”是沉重的。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爱与受难纠结缠绕在一起。1949年11月1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怎么会这样？极离奇。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代过程中，竟把脑子毁去？”他不明白这种“爱”的行为，为什么难容于世。于是，他接着写道：

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鲁迅的《复仇（其二）》。鲁迅将“复仇”作为标题，通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意欲向那些麻木的看客复仇，让他们无戏可看，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一种战斗精神。然而，他不同，他见到的苦难或许并不比鲁迅少，但却没有走上“精神界战士”之路，他心中充满了“柔软”，充满了“悲悯的爱”。这与“耶稣受难”的宗教意义相一致。

说到底，他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加诸于身的不幸，反报之以爱，在精神慢慢恢复之后，争分夺秒地工作，为新中国建设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他此时的“爱”是精神修为的完整表现。

船又来了，蓬蓬蓬蓬的由远而近

我说过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精神陷入迷乱，后来虽然得到了恢复，但并非灵魂上的“恢复”。在困顿时，他翻着以前的作品，并将零碎的感受写在文末。在《柏子》的文末，就有这样一段话：

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习作选集》系改动过字句。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城市所见除骗子，什么都没有。

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双脚不能离地一样，他也不能离开乡土。安泰俄斯只要站在大地之上，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即使被打倒也能立刻重新站起来。而他因身心受了伤，在恐惧中挣扎，抚平他伤痛最有效的药剂就是让他“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

在离京去四川当天，他给张兆和寄了封信，他预感“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事实的确如此，这次四川之行不仅仅是一次空间上的远足，更是心灵的旅行——各种细微的人生感触代替了迷乱的情绪并填满了他的内心，这使他的灵魂慢慢“恢复”。

参加土改后，他对新生国家的“大爱”扫除了个体“小我”的感伤情绪。如果说，此前他“个人渺小”之叹多少包含了些慰藉自身遭遇的无奈哀戚之情，那么如今“个人渺小”之感则是在现实面前由衷的喜悦。他愿意为伟大的国家奉献渺小个人的一切。11月27日在汉口车站，他致信张兆和：“上了车，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作人民的勤务员，以后要多做事，凡事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都得作去。小小感伤都逐渐去掉了，只觉得个人小而国家太可爱。”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如今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毫无伪饰地表露了对新生国家的强烈认同。“我希望体力能回复（恢复），来好好为这个新的时代工作几年。”这种忘我的“大爱”，支配着他的后半生，让他在各种打击中达观从容地生活下去。

也是参加土改后，他创作心逐渐“恢复”——

下午过枝江县，江岸景物房子极动人，我一看到这些，就总想到要哭哭，因为这些地方过去和我生命发生极多联系，我写的许多文章，背景都是这种光景中产生的。不意一下子，我的工作能力全失去了。只希望好好来为这个伟大国家伟大时代来再写几年，看到江岸边的种种，我的创造的心又活起来了。

这种“创作心”的恢复，是他灵魂“恢复”最主要的标志。而那些书信则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展现了他内心最赤诚的一面，也让我们由此触摸到了那段鲜活的历史。

他拟定了写作计划——

“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作到十五节，比《湘西散记》好”，“我这次回来，希望能先写些短篇，如还可以写，就盼望也能去工厂学些日子”……

也正是因为创作心的“恢复”，他书信中的文学书写才能从“无意”走向“有意”。回顾1949年3月，他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可如今在去四川的华源轮上，他给张兆和的信中却说：“船又来了，蓬蓬蓬蓬的由远而近。”

这里的“船”，是个隐喻。

第一篇短篇小说《老同志》

他擅长写“人”，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之前，他笔下的水手、妓女、小商贩、屠夫、铁匠、刽子手、土匪之类的底层小人物，虽然卑微但是正派，生活虽贫苦艰辛但“真可以说是庄严得很”。然而，当下的文艺政策要求“忘我”，不仅要忘记自己，还要忘记自己笔下“认真”生活的个体生命；要紧跟政策，加入对大时代的讴歌当中；要写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写阶级友爱和阶级仇恨……他一时迷失了方向。

1950年3月2日，他进入拈花寺华北大学学习，4月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这里，他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亦如当初从湘西到北京，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他的精神不易取得平衡。在革大，学习与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听政治报告，讨论学习各种政治文件，写检讨，并参加各种理论测试。他不能理解这种纯理论学习的意义，更不能在短时间内就转变多年来秉持的创作原则。

1950年8月2日，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他说：“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可说是在学习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怕人说‘个人英雄主义’，经常还可去把许多其他宿舍毛房收拾收拾，一定对人多些实益，而于己也是一种教育。”

他看不惯革大开展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在他看来，走群众路线重点在“走”，在行动，“做而为道”而不是“坐而论道”。“学习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只一天间为打扫打扫毛房，想发动大家动动手，他们就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坐下来改造好了……’我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没有一个人同意。”

人总是愿意发现靠近他所理解和赞同的人与事。这时，大厨房中的几个炊事员走进了他的视线。他在日记中记述，“在此半年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觉得“从炊事员学习为人民服务，比条文报告似乎还素朴具体”。

后来离开革大，他仍然没有忘记这几个给他全新教育的炊事员，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时，他在信中嘱咐儿子给炊事员做个凳子。“你无事时，记住为革大那个老同志炊事员做个凳子。做好了，可以托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宿白先生带去，他太太是在校中作干部，知道老同志的。”

从革大毕业时，作协领导希望他归队。他便尝试以革大中他熟悉的炊事员为原型进行写作，但以失败告终。“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

直到四川土改之行，才使他重新燃起了创作的信心。1951年11月8日，在内江，他给张兆和写信激动地表示：

这几天总想起革大那个老同志，手似乎在解冻，有个半天空，也许就可以把他用三千字画出来了。我许了个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

没多久，《老同志》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