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父亲

1

早上九点，宋义从噩梦中惊醒。他从床下捞起另一只枕头，横立在床头，整个身体也随之上移，就像一艘浮出水面的潜艇。与他视线正对着的，是电视上无声的画面，一个女人正在画面里说着什么，如同一条深海里的鱼，吐出一串串气泡。屏幕里的画面一点也不刺眼，由于无声，完全属于黑暗的一部分。

宋义在家也习惯打开电视，关掉声音，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盯着电视上那一个个滑过的画面。画面上的那些男女老幼，不同职业与地位的人群，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喜欢在想象中根据人物的神态、表情及肢体动作猜测他们的每一句话。就像一个充满趣味的游戏。有时在游戏的尽头，他不免感到一种更深的沮丧甚至绝望：他们能说些什么呢？或许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也是荒诞的。他往往枕着沮丧不知不觉睡去，又在半夜醒来。他起身回到卧室，把卧室里的电视打开，同样关掉声音……

电视画面定格到一个女人的背影，在黄昏，沙滩上，涌动的海水吞没了她的脚踝并打湿了亚麻长裙的下摆。她不为所动地站在那里，让海风随意拂动她焗过的栗色短发……镜头在一点点拉近，她偏过半张脸来。宋义的心一动，他想到了陆菲儿。

宋义是在一家咖啡厅与陆菲儿相遇。那天也是黄昏。经服务生的推荐，他点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让他沉醉的是陈慧娴的那首《千千阙歌》。这首歌他百听不厌，并被那种热烈的忧伤深深打动。当那首歌最后一个尾音从音响里流逝，他如梦方醒，抬起头来，正看见隔着两张桌子另一双如梦方醒的眼睛。

她的脸上挂着忧伤，其实那是比忧伤更深刻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对面的陆菲儿趋于无限透明。陆菲儿也注意到他，她凝视着他，微微一笑，就像洞察到他内心深处的秘密。

他和陆菲儿的关系发展得极为迅速。他就像被一种类似命运的东西扼住了喉咙，变得热情而又亢奋，坦诚而又风趣，并且激荡起强烈的倾诉欲。宋义说起了自己的童年。他曾经不止一次想向什么人说起那段经历。但事实是他从未如愿，总是缺乏一个合适触发点。他说起了童年记忆里那片无边无际的沙漠，五岁的自己在炙热无比的沙漠里飞奔着打蜥蜴。它被打中了，整个身体都弯成弓形，他又一柳条下去，它的嘴巴张成了圆圆的“O”形。他还说起那枚泛着虚幻而孤独光芒的太阳……

那是你的出生地吧，你是不是觉得你就像那柳条下的蜥蜴，无辜而又宿命，你后来所有的格格不入与孤独都来自那片沙漠……陆菲儿悠悠地说，长发遮去了她一半的脸，就像进入某种梦境。宋义注视着陆菲儿恍惚的眼睛，如临深渊。

在和陆菲儿认识满一个月后的那个夜晚，他和陆菲儿如两尾狂热的鱼游弋在一片陌生而温暖的水域。当他们平静下来，他内心的急切与焦灼却一点都没有散去。好像占据陆菲儿的身体，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对陆菲儿说点什么……

屏幕上的画面还在一个个滑过，宋义像被时间禁锢住了似的，丧失了对周围一切的感知。当手机的闹铃声响起时，他才从对陆菲儿的追忆中清醒过来。他拿起手机，正好十点。手机的闹铃声不是叫他起床的，再说，今天不用谈判。这是父亲起床的时间。父亲爱睡懒觉，不管什么情况，纵使天塌下来，他也要睡到早上十点。

一次，宋义醉酒后第二天起来，又感到对自己深深的厌弃，他想找人说点什么，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只能想到父亲。他便打给父亲。父亲不接，他固执地打。父亲终于接了，在那边大发雷霆，质问他为什么这么早给他打电话，不知道他要睡到早上十点吗。宋义也火了，我怎么知道你要早上十点才起床，他妈的，我什么时候这个点给你打过电话？父亲不甘示弱，鸡贼似的干笑了一声说，你现在不是打了吗，不过你给我打也没用，我现在脑子昏着呢，说也白说。父亲又把电话挂了。宋义不禁恼怒万分，奇怪的是，那种厌弃的情绪突然不见了，他再也不用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宋义调出手机的电话簿，翻动着，定格在“恶棍”两个字上。这是父亲在宋义手机里的称谓。过去，父亲在宋义手机电话簿里的称谓，没有这么惨，虽然不叫“父亲”，也不叫“爸爸”，但还保留着本名——宋江。这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谁都知道《水浒传》里有个宋江，仗义疏财，号称及时雨。宋义觉得父亲叫宋江，简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父亲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

几年前，宋义他哥给宋义要电话说父亲把二舅给骗了，整整五万块。宋义他哥是咬牙切齿给他说的。宋义听了，不免义愤填膺。二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并且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儿子，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要多悲惨就有多悲惨。父亲怎么忍心去骗他的钱？简直没有一点人性。但他能做的就是把父亲的本名在手机里置换成了“恶棍”。宋义置换后，第一时间就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是一副无赖的嘴脸，噢，恶棍，不错，就是有点俗了，有没有更新鲜点的名字？

2

在宋义的印象中，父亲就是一张嘴，并且凭着一张嘴把一家人从村里说到镇上，接着是县里，最终是市里。农村户口也变成了城市户口。父亲走到哪儿，朋友都特别多，几乎每晚都有人请。父亲从来都是吃别人的。宋义十岁的一天晚上，父亲又喝多了，被县城里的朋友送回家，一同送回来的还有一个猪头。当时，那也是稀罕货。外人走了，母亲说，你这样好意思吗，吃吃喝喝也就算了，还要别人的猪头。父亲仗着酒劲，拍着八仙桌上那只血糊糊的猪头趾高气扬地说，有什么不好意思，他们有话要说，并且也只对我说才管用，这有什么办法，你不能让他们活活憋死吧……

按理说，凭着父亲的嘴，宋义一家人也算是改变了最初的命运。但家里没有一个人会念着父亲的好。母亲如此，宋义兄弟几个更是如此。这当然和父亲的一大爱好有关：女人。父亲走到哪里都能搞到不错的女人，都能惹出一屁股臊来。宋义八岁那年，父亲把镇上百货商店的李营业员骚情上了。李营业员可是镇里的第一美人，谁都知道连镇长都想骚情她呢。可谁都没想到竟让父亲得手了。父亲是什么东西，不过调到镇上才一年，还是一个臭教书匠。如果是被镇长骚情了，李营业员的丈夫也就忍了，全当不知道，但竟然是父亲，简直忍无可忍，李营业员的丈夫心一横，拿了一把杀猪刀就来找父亲算账。当时父亲正在喝粥，把粥喝得稀里哗啦，响声一片。父亲看到一张凶神恶煞的脸与明晃晃的杀猪刀过来，放下碗，撒腿就跑。李营业员的丈夫便追。父亲瘦，跑得轻快。李营业员丈夫胖，追出几百米后，气喘吁吁。父亲跑到一个废弃的大磨盘处停了下来，等到李营业员丈夫赶上后，两人便开始围着磨盘转圈。父亲边转圈边说。李营业员丈夫转不动了，父亲还在说。一连三天，李营业员的丈夫都揣着杀猪刀来找父亲的麻烦。父亲看着那把杀猪刀已经不再害怕，气定神闲地说，来了？便开始和李营业员丈夫讲事实摆道理。一个星期后，李营业员的丈夫再来，手里没了杀猪刀，而是猪头肉。认识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最爱就是猪头肉。镇上的人本想着看一出闹剧与笑话，但时间证明，李营业员丈夫却和父亲成了朋友。

父亲的这一爱好，让父亲在世人眼里声名狼藉，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浪荡公子、花花公子诸如此类的称号。父亲不在乎，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表情，但让人奇怪的是，他的朋友还是遍天下。吃亏的只有母亲和宋义兄弟几个，背负着父亲的骂名，咀嚼着羞耻度日。一家人搬到市里的第二年，宋义兄弟几个再次遭受更大的耻辱，更让他们抬不起头。父亲和母亲离婚了，在20世纪80年代，离婚本身就是一件天大的事。别说一个村、一个县，纵使一个市里又有几个人能够离婚？

离婚是母亲提出来的。母亲是个自尊心相当强的女人，但她的这份自尊心被父亲弄得伤痕累累。纵使这样，母亲还想继续忍，还不想离。但父亲被人捉奸了。和父亲偷情的是市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并且社会传言她和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有一腿。捉奸的人，父亲不认识，如果和父亲认识的话，估计父亲就会逃过一劫。奇怪的是，副局长也不认识，一群陌生人捉了他们的奸。事发后，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事不光是捉奸这么简单，这后面有背景，还有阴谋，可能牵连到上层。也有人觉得风光的是父亲，不管怎么说，父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和市领导一下子平起平坐了。

但捉奸就是捉奸，等于把传言做成铁证，等于铁板钉钉。纵使别的男人拿着杀猪刀杀上门来，母亲终究还是有话要说，到底谁看见？风声大，雨点小，最后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嘛，还猪头肉侍候，最后的最后，传言不是变成好友加兄弟了吗？

捉奸就等于扯去了母亲最后一块遮羞布。人要脸，树要皮。没有脸面可怎么活。母亲没有退路，周围的人都鼓动她离。母亲终于也忍无可忍了，向父亲提出了离婚。就离。两个孩子都归了母亲。这不是父亲的意思，也不是母亲的意思，是两个孩子的意思。

父亲落得了一身轻松。还有更轻松的，父亲的工作也长出翅膀了，扑棱棱地飞走了。都被捉奸了，还怎么在教育系统干，还怎么为人师表。虽然父亲的朋友多，但在那个节骨眼上，谁都爱莫能助。

这多少让父亲有些沮丧，他其实还是非常热爱自己的教书事业的。父亲在教书上算是独树一帜。别的教师都是教学生，他不，他教老师，准确地说是培养小老师。父亲是中学教师，教语文，也一直都教语文。每次新生入学前，父亲都要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根据前五名的成绩，孕育出五位小教师的胚胎来。父亲往往从第五名开始，先让他讲第一篇课文。第五名同学一般都说不会讲。父亲说，不会讲所以让你讲，你就谈谈你对这篇课文的感受。那位同学被父亲逼着上了讲台，紧张加上害怕，讲得语无伦次。下面的同学都觉得新鲜、好玩、可笑，甚至还拍起了巴掌。父亲便换第四名上来讲。父亲给第四名打气说，语文其实没什么可讲的，我不需要你总结出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只需要讲出一个故事就好，只要沾点边都算。不用紧张，更不用害怕，就当是玩。第四名果然放松了许多，就讲开了故事。五名学生讲完后，父亲心里便大致有个谱，便定下来以后的课由谁主讲，其余的四名学生轮流副讲。当然，这一切都是活的，下面的学生有不服气也可以报名副讲，如果讲得好，还可以挑战主讲的位置。父亲只有一个要求，每篇课文都是一个故事，纵使弄不成故事的课文也得想办法说成一个故事。

父亲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并且学生们经过最初的胆小、羞怯，都纷纷站到讲台上进行惨烈的角逐。父亲的语文课也变成了故事的海洋。父亲一点也不愚蠢，更不任性，他知道教学大纲上要求的，是规定动作。每天的故事会之余，他会拿出十五分钟时间，当然，还是让主讲操持、分析那些语法及主谓宾。或许是由于主讲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下面的学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同频共振”，下面的学生们特别容易接受，也特别容易领悟。十五分钟当然是不够的，父亲让学生们在下面自学，并成立互助组，用来解决那些规定动作。父亲威胁学生们说，如果本班的成绩掉出了年级前三，他就会用一套死板生硬的教学方式来对待他们，就像别的教师。那可是酷刑哟，父亲又重复道。

因此，父亲的语文课，忙的是学生，一个个全神贯注、上下互动、斗志昂扬，一副青春沸腾的架势。父亲呢，坐在教室最后的一张椅子上，春夏呷着铁观音，秋冬呷着大红袍，不变的是嘴里叼着的“老刀”牌香烟，犹如一方闲士，吞云吐雾。下课了，父亲踱着慢悠悠的步伐回到办公室，坐下来，还是抽烟、喝茶。

父亲的游手好闲，引起了同一个办公室张教师的愤慨。他对教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认真写教案、背教案，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占得满满当当，哪怕一秒都不会放过，并且挤出来的全是干货，甚至还拖延下课的时间。学生们就像笼子里的一群填鸭，只管张嘴就是。更要命的是他还和父亲同岁，由于过分操劳，一脸菜色，顶也谢了一半，剩下的，也是白毛压过黑毛，并且还有严重的咽炎，肺也不好。而父亲呢，唇红齿白，汪着一脸的油色，玉树临风，倜傥得一塌糊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父亲平时和他处得也好，他也很喜欢父亲的幽默、风趣，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维护着所谓的公正，去找了校长。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教师要尽教师的本分，如果学生能够教学生，那要我们教师干啥，还不如回家种红薯。

父亲和校长的关系好。校长给张教师倒了一杯茶，打着哈哈说，俗话说得好，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宋老师的教学成绩哪年掉出过年级前三？张教师，要是我没记错，有一年你教学的成绩还在全年级垫底呢。张教师急了，说，那能怨我吗，那是全年级最差的班，并且我是中途接手的。校长说，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想鸡蛋里挑骨头都能找得到，最重要的是信任，当初让你接那个班，就是对你教学的认可与信任，精兵强将上火线嘛，至于结果，谁追究过你张教师，谁又怀疑过你的能力……

张教师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越想越气，一咬牙去找了校长的对头——书记。让张老师没想到的是，父亲和校长的对头书记也说得来。书记水都没有给张老师倒一口，黑着脸质问是不是父亲得罪了他张老师。张老师说，没有，相反，他觉得父亲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说话、做事不按常理出牌。书记火了，把桌子一拍说，张老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还真是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见不得别人的好，看见别人比自己强，就像嘴里掉进了蛆，现在什么都在讲团结，讲大局，我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你也好好想想……这可是品质问题呀。书记又重重地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