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六十周年抒怀·战友篇

初梅惜别清风客

初梅未绽，人间惜别清风客；

夜雪同寒，午梦遥思铁马时。

这副挽联，是我写给老领导老战友、原27军79师副政委、常州市天宁区原区委书记杨锦良同志的挽联。2024年1月2日14时29分，他病逝于常州中医院，享年84岁。噩耗传来，痛哉惜哉！满含热泪，我写下了这篇悼念文字。

1964年至1969年，我在陆军第27军79师警卫连服役。其间，当过公务员（警卫员和公务员的区别，前者是为首长服务，后者是为师部机关服务）。“文革”中，曾借调至师部支左办公室搞文字工作。杨锦良1959年入伍，记得1966年即调至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后擢任干部科科长、236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当兵不久，我就与老杨认识。乍一见，白面书生，五官端正，标准的国字脸，高高的个头，坚挺的步伐，少尉军衔在肩头闪亮，在师部机关有美男子之称。我以为他是城市兵，一交谈，方知他老家在武进南夏墅。由于我哥哥在南夏墅武进师范当过老师，因此对南夏墅印象不浅。他为人谦逊和气，见到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从不摆架子，更不动辄训人。看到我爱上了新闻报道，总是给予鼓励。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老编辑来部队上课，他想方设法通知我参加，让我不断充电。他说，光看不写，眼高手低；光写不看，眼低手也低。唯有多看多写，方能不断提高。

老杨从一个普通战士提拔至副师级干部，在仕途上每前进一步，他都付出极大的努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为人民军队建设夙夜辛劳，坚韧不拔。20世纪70年代初，老杨就当上了科团级干部。我军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后，他是全军最早一批当上科团级干部的义务兵，在同类战友中属凤毛麟角。之前的科团级干部，几乎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后来他的不少部下，都反超过他，擢升为少将、中将，还有上将。对此，他没有半点怨言、一句牢骚，而是虚心接受他们的领导，认真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闲聊时，他曾经对我说过，职务越高，责任越大。干部升迁，一靠才能，二靠机遇，不能以官职大小论英雄。吹牛皮，拍马屁，拉关系，那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干的事！

1984年，在全军百万大裁军时，他脱下军装，转业至常州，历任市建材局党委副书记、市化建工委副书记、天宁区委书记、物资局党委书记。因是战友，彼此交往渐多。我每在报刊发表文章，他都认真披阅，并来电鼓励。我出版的几本诗文集，他十分重视，并关注报上对我作品的评价。战友的每一个微小进步，他都给予肯定。

杨锦良转业后，先后在几个区局当过主要领导。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不拉帮结派，攀龙附凤。有一次战友们私下问他，可曾去过市长书记的办公室？他一脸茫然，答曰：“除了到市里开会，市长书记的办公室，我东南西北搞不清！”然而，战友们有什么困难，他都热情相助，从无当年师首长的架子。

这则故事给人记忆太深。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原27军79师警卫连指导员、1947年入伍的离休老干部刘汉文同志来常州探望战友。于常州军供站招待所，连队几位老战友自费宴请刘指导员，并邀请杨锦良和当年的警卫连长、后任副师长，转业后担任市民政局长的蒋国金二位作陪。杨锦良虽然转业前曾是79师首长，但对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尊敬有加。席间，蒋国金出门一趟，发现副市长张某人就在对面的一间包厢赴宴。老杨任天宁区书记之时，张某人仼天宁区区长，两人是搭档。当时，分管建设的副市长张某人正大红大紫，众星拱月。于是老蒋提醒老杨：张领导就在对面，是否过去敬杯酒？老杨莞尔一笑：不去了！表情上露出对这位张大人的不敬。后来，张某人因贪腐问题被查处，服刑多年出狱后，一贫如洗，众叛亲离，非常狼狈。然而，老杨一向同情弱者，从不歧视犯过错误或失足之人。时值过年之际，早已退休的老杨，专门设宴款待了张某人。无人理睬的张某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当年的老搭档，担任过师首长的老杨，并没有唾弃他，瞧不起他转业前仅是个小排长。张某人热泪盈眶。他后来因病早逝，但老杨的高风亮节，一直铭记心间。

市物资局党委书记，是老杨从政的最后一站，之后退居二线长达5年之久。其间，他从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他的女儿早已下岗，儿媳没有正式工作，都在私营企业打工。按理，老杨先后在四个区局和工委当过负责人，他完全可以通过熟人或部下，为女儿、儿媳谋一个较好的饭碗。但他不开后门，不谋私利，一尘不染，称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后事切勿惊动单位，不买豪华墓地，不办任何仪式，骨灰安葬在家乡的乡村安息宫，让他魂归故里，和先逝的父老乡亲朝夕相伴。

寻找谷副指导员

步入老年，最热门的活动之一，莫过于同学聚会，战友聚会，同事聚会。1964年至1969年，我曾在27军79师警卫连当过5年兵。当年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解放战争入伍的老兵，副连长和副指导员1955年入伍，是共和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第一批军人。难忘2002年4月，在老指导员刘汉文的牵头下，退役在苏锡常镇和扬州、连云港的战友在常州首次聚会。分别了33年的战友重逢，其场景十分感人，握手时， 人人手心里都捏出一汪汗水。从此，战友的联谊会一发而不可收，至2013年，以AA制的形式，先后搞了12次聚会。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兴、东台，人越聚越多，地点越聚越广。聚会共旅游一色，联谊与交流齐飞，不亦乐乎！然而，每次欢聚，战友们心头总有一丝遗憾，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都见面了，当年的副指导员谷占松怎么联系不上？怎么会踏遍铁鞋无觅处？记忆中的谷副指导员，中等个儿，圆脸大眼，伟岸正直，器宇轩昂，对工作他一丝不苟，对战士他亲如兄弟。操苏北灌南灌云一带口音，将“吃饭”说成“彻饭”，“占领”读成“见领”。谷占松哪里人氏，有人说是灌南人，有人说是灌云人。2011年春天的南通聚会，当年的机枪班长、后擢升炮团政委、转业后担任靖江市委副书记的刘银松出了个好点子：“不管灌南灌云，托人到两县军转办打听一下，也许会有下落。”退休后，我曾在常州高新区报帮忙好几年，结识了一位魏村籍的副刊作者殷红坚，退休前曾任灌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几次电联，请他在两县军转办查找。由于时隔久远，记忆模糊，郭谷不分，我报过去的名字竟是郭占松，这也许是《沙家浜》里的郭指导员给人印象太深。殷副部长亲临该县军转办找人，又请灌南县军转办的朋友联系灌云县同行，得到的回复均是“查无此人”。山重水复，好不容易接上的线又断了。搜肠刮肚，辗转难眠，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谷占松的蛛丝马迹。一个记忆突然闯入我的脑海：2002年4月，老指导员刘汉文来常，给我看过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了全连战友的通信地址。作为有心人，当时我将此复印了下来，并请朋友帮助打印。上面肯定有副指战员的地址。于是，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这份纸张发黄了的通讯录。“谷占松 灌云 四队 中四大队”赫然入目。好记性不及烂笔头啦！谷占松，不是郭占松，怪不得两县军转办在电脑上都查理不出。1976年前，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小队、大队、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面对这行简缩的文字，琢磨了半天。这个刘指导员真有点稀里糊涂，怎能将生产小队——四队放在中四大队前面，怎会没有公社名称？看了这个令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地址，我想到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诗人马士勇是灌云人，何不问问他。没想到马先生是个灌云的活地图，他说：“四队现在是个镇名，在灌云很有名气。就在我家河对面，小时候，我经常游过河去，到四队集体大田里去偷瓜。那时，偷瓜不算贼嘛！”

马诗人不愧为热心人。他给我献上一计：现在农村村委一级的电话，百度里都可以找到。于是我在百度里输入“灌云县 四队镇 中四村委”，神奇的网络马上跳出中四村委的风土人情的介绍及其村委电话。我惊喜不已，立即拨通了中四村委的电话。当我说明来意，村委干部马上告知谷占松儿媳的电话。也许是她听不懂我的常州普通话，也许是社会上诈骗电话太多，她马上挂断了手机。此刻，我只能再次向殷红坚先生求援，殷副部长马上获得了谷占松父子手机号码，并和他们通了电话，告知我的来历。幸福的一刻终于来临，我拨通了失联长达半个世纪的老首长的手机，尽管谷的乡音浓重，通话有些吃力，但副指导员真真切切地被我找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微信群将喜讯插上翅膀，全连的老战友沸腾了。当晚，谷副指导员的手机被打爆了。八十高龄的老首长一连几个晚上都久久难以入睡。

在老连长老指导员步入八旬高龄以后，1963年入伍的老班长吴玉林先后两次在泰兴口岸镇接待战友聚会，按照老领导的嘱托，他成了第二代战友联谊会的领导核心。在老吴的精心联络和安排下，战友们决定委派部分代表去连云港灌云县探望老首长。在战友联谊活动12次告一段落后，又一波战友联谊的新高潮被掀动了。

2017年9月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天高云淡，日丽花香。迎着满天霞光，战友们从四面八方向连云港进发，向灌云县进发，向四队镇进发。87岁高龄的老连长李栓不顾年事已高，执意前往，请儿子开小车从扬州风驰电掣上高速；长期在上海政法系统工作的老班长宋广裕，去虹桥机场搭乘飞机扶摇直上千里蓝天；老班长、后来出任80师保卫科长、转业后在泰州市口岸船舶工业公司干得有声有色的吴玉林，带着刚刚出炉的黄桥烧饼，天刚蒙蒙亮就借车从江边口岸出发，11点不到就赶到了目的地。安徽老战友、后任警卫连副连长的江贤宏，生怕路途遥远耽搁大家行程，7日晚提前一天就到了连城登壹宾馆。1959年入伍的警卫连元老郑松如，2002年4月第一次战友聚会，他从连云港乘坐10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常州，感动了所有的老战友。今天一早就来到朝阳东路上的登壹宾馆恭候大家。我和其他战友分别从常州、苏州、盐城乘坐大巴。苏州的三位老战友年龄均在75岁以上，上午8点在苏州南门乘坐头班车，一路上用微信给大家拍下所到之处的标志性建筑，报告到了何地。整整颠簸了7个小时，下午3点前最后一批到达连云港。

马不停蹄，下午3点，全体战友从连城登壹宾馆出发，分别乘坐老连长和吴玉林的小车，外租一辆面包车，向灌云县四队镇进发。1小时左右，战友们便来到谷副指导员所住的四队镇街西社区。

1937年出生的谷占松，时年已80周岁。1955年入伍后，由于他出色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1961年提干，被授予少尉军衔，1963年擢升中尉。1964年秋天我入伍，他已是师部警卫连副指导员。因工作需要，1967年他调任炮团指导员。1972年军队一大批干部复员，他是其中之一。时值“文革”，中央提倡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复员后，他回到老家灌云县四队镇担任街道支部书记，1973年上半年被调到圩丰乡农机站任保管员。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党中央拨乱反正，给这批数以万计的复员干部改办转业。于是，谷占松被提拔为四队镇食品站站长。党叫干啥就干啥，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是那个年代共产党员的座右铭。在四队镇食品站站长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干就是20年，直至2000年退休。期间，他的老部下，有的提升为师团级领导，有的转业后担任了县长局长处长，以及一些国有大企业的厂长、总经理。

谷副指导员住在四队镇街西社区一间普通的民宅，平房两间，前后三进，后面是卧室和厨房。中间是一处偌大的院子，约有14米长、7米宽，园子里满目青翠，花木成荫。靠墙的竹架子上，爬满了南瓜藤，挂满了结霜的长柄小南瓜，煞是可爱。不知是哪位战友，采下一条南瓜，作为纪念品回去收藏。今年80周岁的谷副指导员，比记忆中的瘦了许多。人老会缩，矮了一些。岁月如刀，在他黑黝黝的脸庞上刻满皱纹。嗓门仍然很大，中气十足。10余位战友来到谷家，他和家人早已在门口等候。大家约定，见面后不自报家门，让副指导员一个个辨认。分别毕竟半个世纪了，当年满头乌发的小伙子已被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所替代。他眯着眼认了半晌，只叫出了老连长李栓和吴玉林、宋广裕、蒋进兴、刘训才的名字，其他都模糊了。于是战友们一个个自报家门，与老首长热烈握手、拥抱。大家在院子里坐定以后，谷的家人捧出了一盆盆桃子、苹果、梨子，摆满了一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别诱人的是那一大盘灌云地产桃子。一只只个大皮薄，芳香四溢，晶莹圆润，像似碧玉雕成。当我将寻找谷指导员的故事向大家简要汇报后，1961年入伍、1966年提干后任苏州军分区宣传干事的老战友郁万聪幽我一默：建议给李寿生荣立一等功，奖品寿桃一只！他拿起一只红白相间的大桃子塞到我的手里，战友们笑逐颜开。长寿当然是最高奖品，我毫不犹豫地将桃子削去表皮，三下五除二吞下肚去。尽管我有糖尿病，不能吃太甜的水果。接下来，你一言，我一语，战友们情意绵绵。有的回忆部队战斗，有的畅叙地方收获。战友们有的从师团级岗位上转业，有从普通一兵退伍回乡。回到地方，有的当上了县长局长厂长，有的还是寻常工人和农民。每次相聚时，战友们从来不喊师长团长局长厂长，仍以当年连队职务相称，老连长、老排长、老班长叫得热热乎乎。

曾经担任过师政委王世延（后任民航部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的警卫员的战友宋广裕，退伍后曾到复旦大学攻读过法律专业，写得一手好文章，退休后又迷上了书法和太极拳。他从上海带来两幅裱好的书法作品。一幅赠给谷指导员，一幅请苏州战友转交给九十高龄的刘汉文指导员。他的行书，录南唐人李煜词二首，师法二王，笔走龙蛇，自成一格。字里行间，充盈着离别情、战友谊。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晚，谷占松一家在四队镇一家最好的饭店，招待分别了50年的战友们。谷指导员早已戒烟戒酒，以茶代酒。他的三儿子、二女婿，代表他们的父亲，用当地盛产的好酒，向父亲的战友们一杯杯敬酒，一个个干杯，“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觥筹交错之际，将淮海大地壮士威猛性格豪爽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