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蓓佳儿童文学的文化审美建构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投身文学创作以来，黄蓓佳的儿童文学一直受到读者和学界的关注。从早期的《小船，小船》 《芦花飘飞的时候》 《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等优美、细腻的短篇小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屡屡获奖的《我要做好孩子》 《今天我是升旗手》 《漂来的狗儿》 《亲亲我的妈妈》等长篇小说，她始终关心儿童的身心成长，关注儿童心理的细微波动和隐秘体验，既受小读者的欢迎，也获得了成年读者的喜爱。不仅如此，黄蓓佳总能在现实中发掘写作资源，她一方面涉猎成人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也将成人文学中的历史社会议题引入儿童文学，让小说更加丰富复杂，具有多重解读的空间。不仅如此，黄蓓佳在叙述历史时，并不避讳别离、苦难与死亡，她将这些事件自然穿插在优美的环境塑造和风景描写中，以激情的情感张力让读者们获得了别样的人生体验。

黄蓓佳的儿童文学并不特别注重知识意义与教育意义，而是更加在意审美的建构和表达。她通过风景描写塑造了颇具诗意的江南地方美学，在战争叙事中自然结构着人与历史的关系，并通过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形式，让故事的美学体验更为多样和厚重。在近年来的创作中，黄蓓佳更是引入了世界议题与科幻议题，直面时代问题，与世界对话，让儿童文学脱离狭义上的“儿童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升级和创新。

一、“升级”的儿童文学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启与白话文运动紧密联系，陈衡哲的白话小说《一日》 《小雨点》、叶圣陶的《稻草人》 《小白船》等，语言平直清丽、情节生动形象，是“五四”新文学儿童题材创作的重要成果。在1930年代，凌叔华的创作也开始转向儿童题材，她的小说集《小哥儿俩》，集结了多篇儿童小说，文笔生动平实，适合儿童阅读。同时期的张天翼则专注于童话创作，他的《大林和小林》以童趣故事反映现实内容，语言浅近，叙事明快。

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也逐渐开始走向自觉，胡适、周作人等人都谈到儿童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受杜威“儿童中心主义”理论的影响，胡适认为，对儿童的文学培养应该顺应其自身成长规律，要让儿童自己领悟文学的意义，不要过多干涉。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更为丰富，在1913年的《儿童研究导言》中，他划分了儿童的成长阶段，并阐发了关于“儿童本位”的观点。在1920年的《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系统提出了完整的儿童文学理论，明确了儿童文学的命名，并细致分析了儿童成长的不同时期，再次提出儿童本位理论，即“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a

1949年以后，儿童文学作品更为丰富，陈伯吹、严文井、任溶溶、张天翼等人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促成了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常常借鉴民间故事题材，将民俗民情以童真童趣的方式加以表现。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儿童文学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新的平台上共同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变革。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作家数量逐渐增多，作品质量不断提高。在题材方面，除了传统题材之外，动物题材、历史题材、科幻题材开始出现，儿童文学的主题日渐丰满。在内容上，儿童文学也开始突破原有限制，从表现儿童到表现家庭和人物内心，在主题与艺术性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和升级。

在这些作家中，已有五十余年创作经验的黄蓓佳的儿童文学实践尤为重要。她不断通过创作上的调整回应历史和时代，突破了儿童文学的封闭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纵深开拓，以开阔的视野和深度的人性刻画丰富了儿童文学的文化审美内涵。一方面，黄蓓佳的创作注重历史的纵深拓展，深刻呈现历史事件与现实思考；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开拓了风景描写的地理版图，以一种介乎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形式提供了地域文化的美学架构。在此基础上，黄蓓佳常在小说中引入多种艺术形式，以丰富的艺术细节增添了小说的美学质感，带来了审美上的多重体验。她的近作《黎明动物园》对科幻题材的开拓也显示了作家与世界和未来对话的多重可能。

二、风景人文与江南地方美学的呈现

在关于地方（place）的概念中，除了常见的场所、环境和区位，“地方感”也是一个观察地方的重要维度。“地方感”（sence of place）注重具体地点的意义呈现，通过独特的意义判断衡量地方与人的关系。段义孚将“地方感”描述为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和社会层面的认同。因为熟悉和放心，在情感上人们会对特定的地方产生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对待故乡时尤为重要。段义孚认为，人们天然地依恋故乡，会以故乡为中心建立起理解世界的坐标，并以故乡为参照衡量其他地方的经验。不仅如此，这种情感常常还与自然相关，山峰、树林或是海岛，都可能成为离乡者的情感对象，他们将故土情怀和对文明历史的理解投射到自然景观之上，即所谓的“风景是可见的个人史和部落史”b。

在这一意义上，地方的价值正是由地点和事件的组合构成：“我们听一个故事，往往会记住若干有关联的地方。反过来，那些地方又会提示我们那个故事，最终，地方传递给我们一种意义、价值。”c黄蓓佳的儿童文学总是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她笔下的故事空间往往是一个潮湿、温润的江南小镇，以芦苇、雨水和古建筑为意象组合建构起独特的美学地标。在1980年的《小船，小船》中，黄蓓佳就开始注重塑造江南的诗性美学意象，以芦苇作为水乡的代表意象，渐次展现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场景。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叫芦芦，也天然地与芦苇形成了同构和对话关系。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芦苇、小船、河岸等意象编织成为情感的细节，终于组成了“家”的体验：“他们互相紧抱着，久久地坐在河岸上。轻风吹动河水，小船在他们面前轻轻摇荡着，像他们小时候睡过的摇篮。”d在《芦花飘飞的时候》中，黄蓓佳再次渲染了芦花“蓬松”“毛茸茸”“暖呼呼”的意象，并借“芦花”刻画了小狗子、荷叶、花妮等形象，表现江心小岛淳朴、自然的人文风情。

有研究者认为，“江南”形象在中国审美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半壁江山”e，散淡安宁的江南水乡村落，在古典文化中成为了民族共同的“理想家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f。江南特有的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引发了无数诗人的吟咏。段义孚在研究人地关系时就发现，中国人习惯借助诗词来表达地方观念：“从汉代以来，诗词就蕴含了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g在具象化的诗句中，优美的风景意象得以自然表现。在黄蓓佳的儿童文学中，江南既是其地方诗性美学的呈现，也成为表现儿童心理和儿童成长的重要地标。在近作《漂来的狗儿》中，黄蓓佳仍然难忘早年作品中那座故乡的水码头，她从少年心理出发，经由水码头的不同形态书写了水乡小镇由沉寂走向生机的季节变换。不仅如此，季节还指向儿童的成长，关乎时间的流逝以及主人公生活的转变。正是在水码头的季节转换中，“漂来的狗儿”成长为大姑娘“鸽儿”，并最终经由码头离开家乡走向远方。

在段义孚的理论中，婴儿和幼童时期对地理的感知将长久地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即使已经长大，小时候对于环境的认知依然奠定了人的情感基调。幼童从学会走路开始就学着探索周边的环境，他们会辨识地标，并通过外出的经验形成距离意识，以家为中心逐渐拓展到社区和城市。黄蓓佳对儿童的心理认知十分精准，她以附近的、确定的江南地标为基点，渐次展开了儿童对地方的情感想象。在《艾晚的水仙球》里，黄蓓佳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不断扩大故事的地理版图，串联起了数座江南城市，并通过对动植物的观察呈现环境的变化，江南的美景与成长中的孩子相互辉映，形成充满生机的美学景观。

当小主人公艾早离开家乡，去往南京参加作文比赛时，黄蓓佳再次用地方联结童年的奇妙体验，南京的紫金山、雨花台、南京师范大学都成为故事的坐标。在孩子们的眼中，南京不是威严的省城，而是由旅游景点和大学构成的关于远方的梦想。除了自然风光，关于南京的想象还凝聚在地方特色的物品中，姐姐就用雨花石将去南京上学的梦想植入了小说中最不起眼的孩子艾晚心中：“等我去南京上了大学，放假我不回来，我把你和艾好接过去玩。我们可以专门到雨花台拣石头。好多好多漂亮的石头哦。”h

在《童眸》中，黄蓓佳给青阳小城增添了更多人文风情。小说描写了存在五百年的仁字巷，以及居住在巷中的朵儿、马小五、二丫头、大丫头、细妹等孩子的童年生活。黄蓓佳对仁字巷的书写从“雨”开始，烘托出青阳浓厚的江南水乡风味，当故事逐渐深入时，黄蓓佳又将民俗和节日特色引入文中，描写小城人们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杀鸡宰鹅、舂米蒸糕、腌制腊味的热闹场景：“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蒸馒头做菜了，窄窄的一条仁字巷里，飘荡着各种各样好闻的油香味。有的时候，这些气味携手并行，汹涌澎湃，簇拥在一块儿登高冲顶。也有的时候，气味和气味之间互不相容，冲撞争斗，你死我活。”i正是在这种热闹非凡的氛围中，江南水乡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成为其地域性的重要表现。

在段义孚“恋地情节”的基础上，Daniel R.Williams提出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并将其表述为“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j在“地方依恋”的各环节中起到重要关联作用的，是人的主体，人正是通过主体的体验和感知获得对地方的认同和依恋之感。因而，文学创作的地方感，一方面由自然景观加以表现，另一方面也经由人的情感表达实现维度的提升。黄蓓佳的儿童文学正是在风景与人文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基于童年的江南风景图样，在景物与情感的交织中渲染地方的文化景观。

三、战争书写、历史呈现与音乐叙事

自早期的《白棉花》到近期的《野蜂飞舞》 《太平洋，大西洋》和最近的《黎明动物园》，战争一直是黄蓓佳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黄蓓佳从不避讳鲜血和死亡，反而能够恰到好处地借助死亡主题表达故事情感，提升小说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有学者在研究传统儿童文学时指出，很多作品会在封闭的“幸福空间”（felicitous space）中展开故事，和谐、温暖，但也往往回避书写死亡，甚至避免对时间的线性表达：“在经典的儿童小说中，时间是循环的：没有线性的流逝，或即使有线性的发展，也会迂回而呈一种圆圈模式。”k但在黄蓓佳的写作中，世界是真实而敞开的，成人世界的伤害和苦难并未消失，时间也遵循着历史的路径前进。

《白棉花》将故事的时间线拉至战火纷飞的1944年，小说以“白棉花”这一意象将降落伞与天空中的白云进行比照，一方面弱化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为孩子们随后救助飞行员埋下伏笔：“慢慢地它在长大，有锅盖那么大了，又有桌面那么大了，很神奇地挂在天和地的中间，悠悠地飘，悠悠地落，离天越来越远，离地越来越近，最后，趔趄着翻个跟头，在地面上弹了两弹，然后就不见了。”l这一幕场景从孩童的限知视角加以呈现，“白棉花”究竟是什么？飞行员又来自何处？在小说的探险和解密主题得到强化的同时，故事的历史叙事也徐徐展开。

追寻（quest）是儿童文学常见的母题之一，因为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寻找身份，以及在没有成人的帮助下生存，这些全都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元素”m。在战争叙事、历史叙事中叠加儿童的追寻和探索视角，既符合儿童成长规律，也为常见的题材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角度。值得关注的是，《白棉花》突破了很多战争叙事的套路，克俭成为飞行员“最好的中国兄弟”后，并没有成为宏大叙事中的一份子，这或许是黄蓓佳想要传达给孩子们的历史观，当大潮过境，每个人终究还是要回到属于他的位置，回到朴素的日常。这种个人化的“新历史”叙事方式，也为其小说带来了独有的魅力，以一种带着淡淡遗憾的结尾，回归生活本身的平凡。

有研究者考察了许多儿童文学常见的“幸福结局”后表示，这种表面团圆的结局实际上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推动故事情节的往往是“自由、冒险等孩子气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不成熟的，而结局的时刻则被定义成“孩子气的终结和进入成熟”。n但是，幸福结局又意味着对“安全的家”的最终接受，但这种永恒的“安全”又仅仅是独属于孩子的、乌托邦式的虚幻世界。黄蓓佳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她从不刻意追求结局的圆满，相反的，分离、死亡和遗憾才是她多数故事呈现的最终画面，这是真实世界的样貌，也是每个孩子最终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类似的，《太平洋，大西洋》同样聚焦战争中的个人，以追寻手法逐步揭开被封存的迷雾，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带有现实意味。小说借用幼童音乐学校的历史，缓缓叙述了一个几代人之间的传奇故事。荆棘鸟童声合唱团和七十年前的幼童音乐学校在故事中形成了交错对话的关系。因为演出任务，合唱团在爱尔兰偶遇了一位华侨老爷爷，三个合唱团的好朋友意外认领了帮老爷爷寻找童年玩伴“多来米”的任务。在文体上，小说引入现代通讯方式邮件和微信，组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两条线索。一方面，“来自爱尔兰的邮件”o作为过去的向度，承担起历史叙事的任务，也勾画出战争年代的真实场景。另一方面，名为“福尔摩斯我师傅”的神秘人士作为现实的代表，通过微信频频出现，一次次给孩子们提供线索，帮助他们最终找到“多来米”的下落。两种话语的交织让故事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平衡，灰暗年代的战争往事、艰难求索的艺术梦想通过当下的通讯手段表达出来，非常利于孩子们的接受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