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形象”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流变

21世纪以来的三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2010）、《应物兄》（2018）、《北流》（2022）表明，知识分子写作不仅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思想高度，而且其思考及艺术特点也显露出某种流变。与同时代小说比较，这三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高度自省的个体知识人，但它们在知识人的形象、社会批判方式以及小说诗学等方面的差异性之大，明显丰富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写作。将这三部当代小说长卷放在一起，人们会意识到，产生于21世纪前20年的长篇小说之文学坐标已明显移动，这变动围绕着当代中国知识人的主体形象、小说诗学观念的多样性而展开，透露出社会语境的时过境迁。

本文以知识人形象及其诗学观念为核心来考量这三部小说的知识分子写作，认为《你在高原》《应物兄》《北流》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的三种路径：从人文知识/真理的守护者、讽喻者到实践者的启蒙主体、讽喻主体、边缘主体的知识人形象改变，以及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的人文主义、后现代、地方性转喻诗学的多元艺术追求。

一、知识分子的启蒙、反讽与边缘主体

从现代社会角色和功能来看，知识分子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威、道德权威和批判精神。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他“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a。萨义德等左翼思想家尤其关注知识人与社会的对抗性关系或者说知识人的启蒙精神，知识人在现代社会应承担批判职责，维护正义良知。知识分子写作的核心即是现代知识人。从知识人的角度考察《你在高原》《应物兄》《北流》，笔者发现这三部长篇塑造的当代中国知识人形象远比萨义德所言更为多样和复杂，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知识人形象或者三种合法性路径，即启蒙、反讽和边缘性。

对知识分子精神来源与困境的思考贯穿张炜的所有文本，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在这个视域下，呈现出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关切。《你在高原》的巨幅画卷和驳杂文体在当代长篇小说中非常突出，也当之无愧是张炜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写作。《你在高原》从检视宁伽家族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出发，详述了宁伽一家在半岛的山林平原滩涂上的遭遇、发现和见闻，这部中年之书也是一个抗争的知识人在尽其所能地寻找一切精神资源、精神安慰和支撑力量。《你在高原》从历史传说、社会现实、民间艺术中，描绘的是启蒙知识人的抗争史与心灵史，不从这个抵抗的角度，就很难发现张炜知识分子写作的真正底色：家族的革命激情、悲剧命运，历史传说中的徐福东渡（逃亡）故事，民间艺术所呈现的自由和生命力，所有侵害人民、大地的历史暴行，以及宁珂、宁伽和他们的亲人朋友们的遭遇，都是知识分子叙事的多重合奏。

从知识人形象来看，《你在高原》十卷本的主人公宁伽及其朋友们是一群追求精神纯洁性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了善恶、真假的现实世界，宁伽和他的朋友们如纪及、吕擎、淳于甘阳等，将自己放逐在主流意识形态体制之外，坚持独立、叛逆的启蒙精神立场，他们办葡萄园、编杂志、酿酒，在大地上流浪、逃离，他们的存在说明，有着强大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才能克服外界的邪恶、诱惑和堕落，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精神高原。张炜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精神源流，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内在道德自律，比如说要把心弦拧紧，每时每刻对道德立场警醒坚守。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作家的道德理想过于脱离当下社会现实和大众，属于前现代世界。张炜笔下的知识主体、他所依恋的野地以及他无数次的倾诉、辩驳、认定，如果抽象为对某种道德理念的阐发，就几乎把作家的写作当作是一种枯燥的道德宣言，而漠视了小说里丰富的个人情感维度，后者的真挚动人不仅让读者印象深刻，也是知识人的个人伦理实践。在张炜笔下，知识分子代表了人民的所思所想，他的坚守因此意义重大，他是在保护土地和人民的根基，他们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这种关联也意味着每时每刻的热爱和自省，以情感的热烈与纯粹来袒露知识人的伦理立场。正如自然万物和人的生命天然应和，知识人的一切作为也镌刻下与人民、大地的连接或偏离。《你在高原》的“你”并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人物，而是一个时刻在召唤人们的作为的未来与希望的启蒙主体，知识人一生的践行最终是与“你”融合。这种融合在中国传统士人文化中源远流长，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正是凭借从民而来并为民请命的伦理责任，才能够在两千年来自觉维护与赓续中华道统，并对历代统治者起到监督作用。正如钱穆所说，“中国的知识对象与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体之共同目标上”b。张炜对知识人启蒙身份的坚持，来自对传统士人的人文主义精神的自觉承继。

如果说《你在高原》是启蒙知识分子对道德高地的辨识坚守，那么《应物兄》描摹的是理想主义失败后失去道德高地的当代知识人。《应物兄》的知识人应物兄，是一个处于中外、古今文化交叉点上的反讽知识人，与“应物”的标签相反，“应物兄”的腹语型沉默凸显的是一个与社会现实错位的个体知识人的反讽形象：一个外表沉默内心饶舌的现代知识分子，致力于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而这一学术理想下的儒学研究院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权力与资本活动场所。以“应物兄”为中生代，小说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的际遇与情感，用小说人物芸娘的话来说是意欲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做注脚。这三代知识人有学界权威如程济世、乔木、姚鼐、何为、双林，也有真正的有识之士、高贵的思想者如文德能、芸娘、张子房、小颜，更有大量投身于权力与资本活动的知识人如季宗慈、董松龄、吴镇、易艺艺等，应物兄这一代“八十年代之子”既耳濡目染高贵者的言语行迹，又不得不奔走于权力与资本筹划的各类活动中，这种分裂极有可能陷入郏象愚式的精神危机，能保持应物兄式有原则的参与和腹语型旁观已属难得。总体来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就是当代社会的众生相，绝大多数都在为权力与资本效力的路上摩肩接踵。

李洱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从婚姻家庭及私人关系角度，表现知识分子私人生活的脆弱与苟且，如《午后的诗学》《葬礼》《喑哑的声音》《朋友之妻》等，在《应物兄》高度自律的知识人“应物兄”身上，焦点显然转移到公共空间，但这种“应物”显然也限制了知识人，不仅使其身陷名利场，而且直面知识人的扭曲、帮闲化与知识的琐屑、无聊化。如果说现代性是启蒙时代的社会合法性工程，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后理想主义社会的合法化途径。《应物兄》显然从社会语境、人物形象、写作策略上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小说全景式地展现了权力与资本配置下的知识人及其文化场域。《应物兄》看似以孔子的道德主体为镜像，实际上是以去道德化的当代知识人形象使这部小说处于《你在高原》知识人的对立面。这并不是说《应物兄》不具备现实批判性，而是说这部小说以反讽主义者的知识人及其遭遇，曲折地透视整个知识分子圈及其相关社会景深中的溃烂与堕落。小说一开始就说明，由于知识人的公共空间有限，因此应物兄的真正言说被压缩进私人领域，成了滔滔不绝的叙述人声音。作为话语主体的应物兄，他的欲望、思想、言语全是悖反关系，所思非所言，所言非所欲，所欲非所愿，精确地展现了一个后现代知识主体的悖反性存在。但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体对于理性及其权力机制的颠覆性反思，应物兄拥有一个清醒而多嘴的内在自我，可以说在后现代主体中嵌套了一个真正知识人。穿了后现代外套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游刃于对权贵的虚与委蛇和对芸娘、文德能等高贵思想者的真情流露之间。从内在自我的角度来看，《应物兄》的知识人形象依然重复了李洱之前作品对知识人的观察，善良高贵如芸娘、文德能者总是极少数，大量无德无行者扶摇直上；问题的核心倒不是批判后者，而是如何理解前者——她们的文化根基、学术传统以及社会价值，小说对高贵者的频频抒情显然不足以解答这些疑问。整部小说直到终结，不仅是高贵者的价值存疑，人们也很难发现穿行在各种话语拼贴杂糅中的应物兄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思想碰撞与对社会问题的发见。应物兄的腹语术之折衷与隐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极简折叠，它的褶皱并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巴洛克风，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主体的尴尬无奈。这种自我分裂式的无根的后现代知识分子主体，事实上也无法简单归罪于权力或资本的戕害，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家国同构的内核，所以其私域与公共空间是不分的，不存在个体与社会的对立。沟口雄三在对中国传统公私观念的考察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的原意除了表示劳动、祭祀场所及其指代的统治机构，还具有“与众人共同的共，与众人相通的通”c的含义，这种天然的伦理性使之处于私的反面。在“公”的概念经汉宋明清的历史演化后，一切需要正面张扬其价值的对象，比如君主的道德性、政权合法性、自然天理、社会秩序、人的情感私欲等，都被纳入“公”的范围，明末思想家对经济人的社会性欲望的张扬是反对君主的以私为公，突出了自然天理的包容性，实际上是扩大了公的内涵。公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伦理性、自然性、政治性以及反抗性，万物一体的天理之公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因其核心是均平和生民。d当清末的思想家呼吁民权时，就不是在维护个人权利，“民权不是个体民的私权，即所谓市民性权利，而是公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公权”e。这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立足于个人天赋人权而争取其社会权利的民权显然是对立的，正如史华兹不无疑惑地指出的，“在严复证明经济个人主义的伦理能服务于国家的集体利益的努力中，有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成份”f。清末民初的知识人决心争取的是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和国家富强，这注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极具悲壮意味的自我批判与牺牲。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诞生伊始就伴随着家国责任和理想主义，而在长期的自我改造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为家国责任承受了更多的自我否定与脱胎换骨。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小说对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区分，并不源于西方文学里那种自我的自主权利要求，而总是隐含着无法沟通和统一二者的自责与精神创伤。这在李洱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小说里尤其如此。《花腔》是对这一精神创伤的集中书写，葛任的悲剧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失败，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了达致民族国家的理想而付出的无法命名的个体创伤。《花腔》在思考的深度上超过了《应物兄》，它以后现代多元讲述方式从外部逼近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内心，提出了当代文学史上少人关注的问题，即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及其毁灭。从知识分子反思的角度来说，和《花腔》《应物兄》的知识人属于同一类的是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一系列知识人形象，只不过后者更为果断地领悟到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经验：从公共空间退却才是知识分子的存身之道，即使这代价是自我的打碎抹除。比起李洱的知识分子小说，“江南三部曲”显然更为沉痛和委婉：知识分子的困顿无能、一败涂地看起来是邪恶势力的催逼，实际上是自身理想主义的误入歧途或者干脆说是自我欺骗的必然结局。从这一知识分子写作谱系来看，《应物兄》从情感上哀悼和抚慰了当代知识人，所谓“第三自我”只是这一创伤的代名词，不大可能形成未来新的自我形象。而从公共空间角度来看，“应物兄”的私人空间与窃窃私语冗余且无趣，与其说“应物兄”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不如说是当代知识分子一种形同自欺的生存方式——他的腹语术和儒家学说没什么关系，而来自于辗转于政学商之间的附庸地位。

与《你在高原》《应物兄》占据主流文化核心的知识人及话语相比较，《北流》是一个在漫长人生中不断生成改变的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闻所得：边地城市无数被遗忘的“赤裸生命”在自由意义上被赋予共通的价值，每个存在者的独特性都在其中得以保留；作为历史遗迹的包括文学青年在内的普通人，特殊时期社会严控下或死亡或逃脱的“赤裸生命”，他们共同组成了类似星系的共同体。比起前两部长篇小说的道德与文化高地，《北流》以一位文学女青年的返乡与旅行日志勾勒出一个颇具地方性特色的知识洼地，在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时笺、异辞、尾章、补遗等展开的参差平行空间中，平等多元的地方性主体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其中主要以文艺青年李跃豆的叙述声音讲述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亲友、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反思。每个普通人在人生的出发点都难免去追逐其身处的文化语境所给定的一些目标，爱情、文学、科学、艺术、修行等把人们引向互相背离之路，但失散的一切将在未来的回忆中重现，那时知识主体方能思考并呈现个体生命与人生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

小说在浓厚的乡音中打开了文艺青年李跃豆的过去与现时，北流的方言被运用于李跃豆的故乡与远处的人、物及植物、动物上，也从历史的深处忽然浮现出来，整部小说似乎成了北流方言调查报告：语言的自觉源于对话，跃豆在香港的访学活动让她在外语中发现了作为母语的北流方言，瞬即惊喜；在作家看来，故乡就活在方言里，所以有必要编一本《李跃豆词典》，每一章开头必列上这本词典的若干词条，以备读者查询；方言是有待发现的文化密码，于是小说结尾构思了一个2066年北流方言的语料收集项目，《李跃豆词典》成为这一项目的直接资料；无穷无尽的方言对话是小说的话语宝藏，亲友们的聊天与姨婆的《米粽歌》因此被郑重放置在小说尾部；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所以《注卷：小五世饶的生活与时代》穿插了小五流浪时携带的《突厥语大词典》的若干词条，和泽鲜有关的章节后则配上了佛经片段……在普通话与方言、英语与汉语、粤语与北流方言的一系列等级排列中，北流方言明显属于最低最土的那一层，《北流》对北流方言的选择显然有着林白的缘由——北流方言的书写不仅使得小说在现实与记忆中随时适意切换，也隐含着文学青年李跃豆对自己往昔追求的精英文化的明确反思。

幼时的跃豆一心仰慕精英文化，向往文明的、高级的文化，她中学时就说普通话、跑步锻炼意志力、购买数学教材、观看科教片和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为了承认自己是小镇上的少年精英，我们要认真看那正片之前的《新闻简报》，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全人类”。但是跃豆的心“在装上的全人类中从没想到要装上自己的弟弟”g，《北流》是一个当年一心向往脱离小地方的知识女性，在中老年时对这一文化秩序的重新审视，其批判性首先是对于自身的剖析。

《北流》也是一部女性知识分子的《追忆似水年华》，和林白以往的小说一样反复书写了女主人公的爱情、亲情，但叙述方式和角度又有了差异。比如多年前隔阂颇深的母亲梁远照，65岁竟外出打工并盖起6层楼屋，成为家庭最大经济支柱；弟弟米豆虽似憨人度过一生却尽心服侍三位亲人，这让跃豆心生敬佩。小说里出现了更多的人物，李跃豆少时的密友泽鲜和她妹妹泽红，表哥世饶、天新，远素姨妈与天落，四舅和四舅妈、有着德国血统的吕觉悟等，这些人物有共同的边缘特点，她们或者早早偏离了俗世常规人生，直接消失在亲友的视野中，或者在平常的生活中显影出奇特的各种经历。远超知识精英想象的是，故乡亲友们平常岁月的深处竟袒露出普通人与宗教信仰、世界革命、德国人及境外海外的各种联系。这部57万字的长篇小说似乎是一位文学女青年重新评价自己早年对精英文化的追慕，她在故乡普通人的生活与经验中寻到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及自由共鸣，遂将这些底层经验与自己的文学记忆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