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阀与政党之间：日本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研究（1917—1922）

摘 要：1917年6月，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了压制反对党，以统一外交方针为由成立了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此后，该委员会成为日本政府藩阀与政党高层协商外交问题的平台，一度压制了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武装干涉苏俄和巴黎和会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藩阀的衰落、外务省的复兴及首相原敬遇刺，该委员会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外交一元化”进程中被外务省取代，最终于1922年9月遭到解散。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的演进历程，在政治层面反映了日本从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在外交层面则反映了寺内正毅内阁和原敬内阁时期日本政府外交方针的转向，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日本；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外务省；藩阀；政党

1916年，代表日本藩阀势力的寺内正毅上台组阁。为了应对各政党特别是宪政会的挑战，寺内正毅及其亲信经过筹划，利用宪政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矛盾，以统一政论并推行稳定的外交政策为理由，与立宪政友会（以下简称政友会）和立宪国民党合作，于1917年6月成立了“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外交调查会）。外交调查会作为寺内领导的内阁进行政争的工具，有助于其实现稳固政权的目标，成为日本政府高层协商外交问题的平台，在日本武装干涉苏俄和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等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曾一度打断日本“外交一元化”进程，严重削弱了外务省的地位。但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后，外务省官员发起革新运动，使得外务省得以复兴，外交调查会的地位一落千丈，最终于1922年9月遭到解散。

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外交调查会发挥的功能及其影响不可忽视。从近代日本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外交调查会是大正时期藩阀和新兴政党斗争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藩阀和政党交换意见并相互妥协的平台而存在，其衰落也与藩阀衰退和政党崛起的大势密切相关。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外交调查会的发展历程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外交事务中各方势力的力量消长，外交调查会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在武装干涉苏俄和参加巴黎和会等事件中的外交决策。因此，对外交调查会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补充并深化学界对近代日本政治史与外交史的研究。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尚无对外交调查会的专门研究，^①日本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外交调查会的成立过程及其在1918年日本武装干涉苏俄事件中的作用，较少从整体上对其功能演变加以探讨，特别是缺少对外交调查会在巴黎和会后日趋衰落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参见小林龍夫：「臨時外交調査委員会の設置」、『国際政治』、第64巻第2号、1965年；雨宮昭一：「戦争指導と政党——外交調査会の機能と位置」、『思想』、第662号、1976年；雨宮昭一：「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戦争指導の構造と展開——政略と戦略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下-」、『茨城大学教養部紀要』、第8号、1976年；伊丹明彦：「シベリア出兵政策における外交調査会の機能」、『情報史研究』、第9号、2018年。】本文拟以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大正时期的相关档案文献，力求对1917—1922年间外交调查会的演进历程加以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考察。

一、寺内正毅组阁与外交调查会的成立

自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在倒幕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长州和萨摩等藩阀势力便长期把持着日本政府的实权，在条约改正、甲午战争、日英结盟、日俄战争和吞并朝鲜等事件中主导了政府的外交决策。然而，1912年日本发生“大正政变”，藩阀桂太郎领导的内阁在议会和国民的猛烈抨击中黯然下台，日本进入“大正民主”时代，以往操纵政局的藩阀元老势力日渐衰微。随着伊藤博文和桂太郎等多名元老先后离世，藩阀势力以年事已高的元老山县有朋为首，勉强维持对日本政局的控制。

随着日本资产阶级的壮大，新兴的政党势力蓬勃发展。1914年4月，政党政治家大隈重信以立宪同志会为基础组建内阁，并任用加藤高明为外相。加藤不满藩阀势力对政府的控制，长期鼓吹所谓宪政常道，极力推行“外交一元化”，即将外交大权集中于外务省，排除藩阀势力的干扰，而由政党内阁负责一切外交事务，在外交行动中不再征求山县等元老的意见，由此引起了藩阀势力的强烈不满。

加藤任外相期间，先是不顾元老会议意见，宣布对德宣战，【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の史的考察』、東京：鹿島研究所、1958年、298頁。】其后又趁欧洲列强陷入一战泥潭无暇东顾之机，对中国采取压迫式的外交政策，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日本国内，加藤的对华强硬政策虽然受到山县有朋、政友会总裁原敬和立宪国民党总裁犬养毅等人的反对，但加藤一意孤行，执意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强迫中方接受并签订《中日民四条约》，作为日方与袁世凯政府围绕“二十一条”谈判多次而最终确定的修正案，导致国际舆论震动，引起了日本国内对加藤的猛烈批评，使其被迫于1915年8月辞去外相职务，大隈内阁也于次年10月解散。

随后，在山县有朋的支持下，出身长州的日本陆军元帅寺内正毅出任首相，以山县系官僚为基础组建内阁。寺内作为新的藩阀势力代表，甫一执政便要面对来自政党的挑战。在当时的众议院中，与寺内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加藤高明领导的立宪同志会。在寺内1916年10月9日组阁翌日，加藤便推动立宪同志会、中正会和公友俱乐部合并组成宪政会，占据了众议院381个议席中的197个，【鶴見祐輔：『後藤新平伝 國務大臣時代後期』上巻、東京：太平洋協会出版部、1944年、210頁。】超过总数一半，成为新的第一大党，展现出了挑战寺内的强势姿态。但是，政党力量并非铁板一块，议会中的第二大党政友会和第三大党立宪国民党窥伺着宪政会的地位，谋求扭转局面，削弱宪政会的实力。

在此背景下，枢密顾问官三浦梧楼于1916年4月提议召开“三党首会议”。三浦是老资格的长州藩军人，但他长期与山县有朋对立，而与政党接近，希望实现政党之间的妥协，排除山县对政局的影响。三浦认为，应当在不受内阁更迭影响的情况下，确立稳定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三浦梧楼：『観樹将軍回顧録』、東京：政教社、1925年、428-429頁。】

1916年5月24日，应三浦邀请，加藤高明、原敬和犬养毅三名政党领袖在三浦宅邸会面。经过三浦的协调，三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既往不咎，并在对华外交问题上避免相互攻击。5月30日，他们再次会面，原敬提议由三浦负责制定会议备忘录。【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巻、東京：福村出版、1981年、175-177、179頁。】在6月6日第三次会面时，三浦抛出了备忘录草案，其中提到：“外交及国防方针须按照一定的方向推进，各党派无论实力如何消长均应保持协同一致，并且绝不容许其他势力加以置喙。”【木堂先生伝記刊行会編：『犬養木堂伝』中巻、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39年、330頁。】此处的“其他势力”显然是指山县等藩阀元老。这一备忘录草案可能是由三浦和犬养合作制定的，经过众人商议，该备忘录在做了一定修改后，于6月10日向各党公布。

然而，加藤在此之后态度发生转变，没有响应三浦和原敬再次会面的邀请。这是因为大隈认为三党首会议是三浦暗中支持犬养的策略，并将这一事态告知加藤，【鷲尾義直編：『政界五十年 古島一雄回顧録』、東京：三元社、1951年、64頁。】由此导致加藤与原敬、犬养的隔阂再次加深。与此同时，为了扭转政权受到宪政会威胁的不利局面，寺内及其亲信也打算从外交领域入手，标榜藩阀势力所谓的“超然性”，即自称超然于政党纷争之外，具有“举国一致、公正无私”的特征，【小林龍夫：「臨時外交調査委員会の設置」、『国際政治』、第64巻第2号、1965年、56頁。】在外交事务上一以贯之，不受政党间政争的影响，以此与加藤的论点抗衡。

同时，寺内继承了山县有朋推动政党“三足鼎立”、避免出现多数党的策略，【松本剛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松本剛吉政治日誌』、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32頁。】谋求利用政党之间的矛盾打压宪政会。在成立内阁时，寺内以后藤新平为组阁参谋，并委任其担任重要的内务大臣一职。后藤曾是拥立桂太郎的同志会成员，但在桂太郎病逝后脱党，转而接近寺内，希望以此重回权力中心。寺内和后藤二人为对抗宪政会进行准备，后藤通过曾参与起草明治宪法的枢密顾问官伊东巳代治，与犬养毅结交，三人结为“三角同盟”。【鶴見祐輔：『後藤新平伝 國務大臣時代後期』下巻、東京：太平洋協会出版部、1944年、7頁。】

犬养曾经在大正护宪运动中表现活跃，以激烈反对藩阀的态度著称，与尾崎行雄并称为“宪政之神”，但其领导的立宪国民党与宪政会前身同志会存在积怨：1913年桂太郎组建新党，拉拢了众多立宪国民党骨干转投新成立的同志会，使立宪国民党实力一落千丈，犬养因此与作为同志会继承者的宪政会积怨甚深。在1916年10月12日的立宪国民党会议上，犬养展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他批评寺内“超然”内阁的“不自然”（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同时又表示如果新内阁的政策符合立宪国民党的主张，立宪国民党便乐于给予支持。【木堂先生伝記刊行会編：『犬養木堂伝』中巻、336-338頁。】而领导政友会的原敬出于抵制宪政会的考量，也主张对寺内内阁采取“不与之联合但应予以援助”的善意中立态度。【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巻、213頁。】

1917年初，日本召开第38届议会，犬养领导的立宪国民党以现任内阁并非以政党为基础之理由，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邀请政友会与其联名但遭到拒绝，后转而邀请宪政会并得到同意。然而，当时身为宪政会骨干的尾崎行雄在回忆录中指出，犬养此举是一种“反间苦肉计”式的政治策略，其提出的不信任案让宪政会不得不参与其中，从而给了寺内内阁口实以解散众议院，进而使宪政会遭受重创。【尾崎行雄：『咢堂回顧録』下巻、東京：雄鶏社、1952年、160頁。】最终议会被寺内解散，犬养在立宪国民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从此与宪政会断绝合作关系，采取单独行动，【鶴見祐輔：『後藤新平伝 國務大臣時代後期』下巻、17頁。】证实了其让内阁和宪政会正面冲突，自己却率领立宪国民党抽身而去的说法。在议会解散前后，三浦、后藤与犬养多次联络，后藤曾极具信心地向政友会领导人原敬和高桥是清表示，立宪国民党不会与宪政会合流。还有消息称犬养从政府方面收受了十万日元的选举资金。【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巻、271頁。】种种迹象表明犬养和内阁暗中联系。

此后正如犬养所愿，内阁与宪政会之间的敌意与日俱增。1917年2月13日，后藤在向地方长官发出的训示中对宪政会进行了猛烈抨击，斥责其为“不自然的多数党”“僭越狂妄”，【鶴見祐輔：『後藤新平伝 國務大臣時代後期』下巻、30頁。】引发轩然大波。在筹备选举期间，后藤与递信大臣田健治郎经过商讨，制定了大力援助政友会和立宪国民党并与之联合，一同打压宪政会的策略，得到寺内赞同。【田健治郎伝記編纂会編：『田健治郎伝』、東京：田健治郎伝記編纂会、1932年、321-322頁。】结果在4月20日的选举中，政友会、立宪国民党和无党派议员人数都有所增长，政友会议员数更是由111人跃至158人，成为第一大党，宪政会议员数却锐减到119人，实力一落千丈。【鶴見祐輔：『後藤新平伝 國務大臣時代後期』下巻、67頁。】在此期间，寺内及其亲信在此前三浦梧楼组织的“三党首会议”的基础上，试图利用加藤此前外交失败的软肋，通过成立外交调查会，对政友会和立宪国民党开放讨论外交决策的渠道，将两党吸收到己方阵营从而孤立与自己对立的宪政会。1917年1月，伊东巳代治与后藤新平经过筹划，起草了外交调查会制度方案，并在与寺内和山县交流后，于同年5月进入了具体筹备阶段。【晨亭会編：『伯爵伊東巳代治』下巻、東京：晨亭会、1938年、68-69頁。】

1917年6月1日，寺内派出内阁书记官儿玉秀雄拜访原敬、犬养和加藤，邀请三人次日赴首相官邸商讨国务，原敬和犬养表示同意，加藤则问及国务具体所指及原敬和犬养是否参与，表示在得到回答后才能决定自己是否参加。儿玉先后三次拜访加藤并对其进行解释，经过劝说后终于使得加藤同意参会。【伊藤正徳編：『加藤高明』下巻、東京：加藤伯伝記編纂委員会、1929年、263-264頁。】当晚，后藤拜访原敬，告知其儿玉拜访犬养和加藤的情况，以及成立直属天皇的外交调查会的计划——寺内将任委员长，委员包括外相本野一郎、三党首和伊东巳代治等人。后藤表示在不确定加藤是否会同意此方案的情况下，希望原敬当场允诺支持此方案。【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巻、288-289頁。】6月2日，众人如期参会，寺内告知原敬、犬养毅和加藤高明，自己为促进政论一致并便于交换意见，准备成立外交调查会，并邀请三人担任委员。原敬和犬养此前已有心理准备，对提案表示赞成，而当天首次得知该方案的加藤则以事关重大为由持保留意见。6月4日，加藤通过儿玉向寺内递交备忘录，对寺内在内阁之外另行设立天皇直属机构的做法提出质疑，实际上拒绝了邀请。此后在外交调查会的首次会议上，寺内对加藤缺席表示遗憾，但这不过是故作姿态——实际上寺内等人从一开始就打算在外交调查会中将加藤排除在外。【伊藤正徳編：『加藤高明』下巻、264-2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