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理论”概念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启示

摘 要：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转向，使得该领域迫切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巴里·布赞和阿米塔·阿查亚曾提出“前理论”这一概念，用以指称思想中虽然不构成理论，但是却可能为理论的形成提供起点的内容。这一概念可以启发西方史学史研究者有意识地关注以下四方面内容：其他学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概念化”问题；历史学家无意识的“理论表述”问题；历史学家所发现的不容于旧有解释框架的“异例”在系统性学术更新中发挥的作用；历史学家在长期学术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概念所产生的跨学科影响。构建新的西方史学史叙事，不仅要关注历史学的“内部发展”，也必须重视研究其“对外关系”，即一种包含跨学科知识网络的史学史。它展现了不同知识背景下的学者对相同的“过去”所采取的不同研究视角，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结论。这可能会将习惯于“常规智慧”的历史学家逼到不进则退的境地。

关键词：“前理论”；西方史学史；跨学科知识网络

史学史专家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曾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历史这栋房屋中，总是存在许多房间和几乎数不胜数的窗户，而其中每一个都为观察过去提供了新的视角。”^①目前，西方史学史学界正在经历由传统路径（考察经典作家和文本）向多元研究态势（关注历史知识生成方式、边缘群体作品和非西方历史书写）的学术转向，^②这也使得通过引入新概念和方法来拓宽研究维度变得十分重要。

西方著名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2010年曾提出一个名为“前理论”（pre-theory）的概念：我们很难在“理论”（theory）与“非理论”（non-theory）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因为“思想中并不构成理论的那些部分，却可能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可能的起点”。^③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前理论阶段”（pre-theory phase）、“理论学习阶段”（theory-learning phase）和“理论构建阶段”（theory-building phase）。在第一阶段中，研究工作主要依靠个体经验和智慧而有所进展，其中可能存在许多与理论相关的思想，但缺乏将这些思想系统构建为理论范式的意识与努力；在第二阶段中，相关研究引入现有的主要理论，并对其做出批判性分析，很多新兴研究的初衷就是证实或证伪主流理论观点；在第三阶段中，带有独特核心假设的新理论出现了，并可以对现实做出有力解释。【Yaqing Qin，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p.32.】

近年来，中外学者不仅愈发关注“西方史学史”与其他史学研究分支，如记忆史、思想史和公众史学等之间的联系，【参见李宏图：《社会语境与西方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孟钟捷：《关于“西方史学史”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吴晓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当代视角》，《史林》，2022年第４期。】 而且有意识地探讨历史知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其他学科，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参见Paschalis Kitromilides，“The Encounter of History with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elina Harlaftis，Nikos Karapidakis，Kostas Sbonias，and Vaios Vaiopoulos，eds.，The New Ways of History： Development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 I.B.Tauris Publishers，2010，pp.165-171; Jeremy Black，Clio’s Battles： Historiography in Practice，Bloomington，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5; Martin L.Davies，How History Works： the Reconstitution of A Human Science，New York： Routledge，2016; Sandra Lapointe and Erich H.Reck，eds.，Historio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Canons，New York： Routledge，2023.】 这使得史学史研究呈现出愈益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在2019年出版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一书中，布赞和阿查亚再次引入了“前理论”概念，【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5.】坦言“国际关系学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之上：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可以等同为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因此“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历史的抽象化产物”。【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pp.3， 36.】这一论断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揭示了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影响力，而两位学者所提出的概念恰恰可以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发。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与近年来西方史学史研究从“内在理路”到“内外结合”的方法论变革，以及历史书写领域的认知革命遥相呼应，【参见王晴佳：《史学史研究的传承、变化和路径：中外比较的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陈恒：《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进而可以为推动“历史知识学”（historiology）的发展做出贡献。【“历史知识学”主要关注历史学家作品中的“元史学话语”（metahistorical discourse）。美国学者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认为，“历史知识学”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析的历史知识学”（analytic historiology）坚持实证主义立场；“诠释学历史知识学”（hermeneutic historiology）持反实证主义态度；“理念论历史知识学”（idealist historiology）强调内嵌于行为中的思想，并将历史研究视为对过去的“构建”而非“重建”；“叙事—语言学历史知识学”（narrative-linguistic historiology）将历史作品当成一种语言建构的产物。参见Allan Megill， “Historiology/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Kelly Boyd， 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I，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p.539-542.】本文拟结合具体学术案例来探讨“前理论”这一概念在拓宽西方史学史研究及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并分析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 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概念化”问题

“概念”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抽象化而被构想出来，将事物的对象和状态按具体特征和（或）关系划分类别”，【 Hadumod Bussmann，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ry Trauth and Kerstin Kazzazi，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815.】其产生过程就是所谓的“概念化”。往昔岁月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他学科所使用的众多术语常常得名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以方便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这便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概念化”。在这一过程中，某个事件或人物往往被确定为某种思想观念、原则或制度的“源头”。本文以学术界对“威斯特伐利亚”和“修昔底德”的概念化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1618—1648年间发生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以签订一系列被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约而落下帷幕。然而时至今日，“威斯特伐利亚”已然成为叙述和解释国际关系实践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上述条约无数次的征引，形成了解释国际关系历史和政治的基本框架，即“威斯特伐利亚叙事”（Westphalian narrative）。【Turan Kayaoglu， “Westphalian Eur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2（2010）， No.2， p.193.】在历史学和国际法等学科的传统知识体系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一系列重要特征和规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主权原则”）的源头，而当今学者们愈发倾向于对这种解释模式进行解构。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文本和历史情境的仔细考究，指出“那种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主权具备了想当然的性质的看法是错误的……《和约》条款本身反映更多的是中世纪的而非现代的概念……它处理的主要是一些封建问题……条约最常被引用的段落，即给予德意志诸侯邦签约权利的那一段，只是四十多页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美]斯蒂芬·D.克拉斯纳：《威斯特伐利亚及诸如此类》，[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美]罗伯特·O.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页。】塞巴斯蒂安·施密特（Sebastian Schmidt）认为，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真实存在，而“威斯特伐利亚”这一名词被频繁使用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界定国际体系中的变革，但这样做的代价是过度简化并阻碍了人们对全球化相关现象的认知与理解，损害了学术的严谨性。【Sebastian Schmidt， “To Order the Minds of Scholars： The Discours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2011）， No.3， p.617.】卢克·格兰维尔（Luke Glanville）也将如下传统观念斥为“威斯特伐利亚伪装”（Westphalian guise）——自17世纪以来“主权”观念和实践盛行开来，国家有了不受外来干涉的明确理由。在他看来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因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发动（正义）战争和干预他国事务的权利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解释为主权的基本属性”。【Luke Glanville， “The Myth of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2013）， No.1， p.79.】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古典学和西方史学史研究中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他也频频被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及和征引。经典教科书《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即有如下表述：“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获得启发。”【[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在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史领域影响最为广泛的现实主义学派尤其推崇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思想家，他们“不仅被视为当代现实主义者的杰出先驱，更被认为证实了现实主义者对支撑全球政治的基本永恒原则的信念”。【Michael C.Williams， “Historical Realism，” in Mlada Bukovansky， Edward Keene， Christian Reus-Smit， and Maja Spanu，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46.】

然而，“修昔底德”一词也经历了几乎与“威斯特伐利亚”一样的命运。劳里·约翰逊·巴比（Laurie M.Johnson Bagby）慨叹“修昔底德”一词被严重地滥用了。修昔底德对“国民品性”（national character）、领导人的道德和智力水准、政治修辞及道德评判的强调，都使得这位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迥异于现当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家。【Laurie M.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1994），  No.1， pp.133-134.】大卫·韦尔奇（David A.Welch）也呼吁“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与修昔底德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来，我们才能一方面品鉴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能对他进行透视。修昔底德可能在不自觉中充当了当今国际关系学主导范式的智力先驱，但我们必须牢记，这种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对修昔底德的一种特定解读中演变而来的，而这种解读在几个世纪以来被自我指涉的解释所不断强化。”【David A.Welch，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2003）， No.3， p.317.】此外，近些年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大火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术语，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对历史的不当比附。【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使“修昔底德陷阱”被学界和媒体广泛关注与讨论，参见[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关于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参见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何元国：《“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安徽史学》，2020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