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到合作与服务：新时期中小学师生关系特点的质性研究

【摘 要】 在以信息网络技术变革和新课改为标志的新时期，师生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给中小学教师带来了新的职业压力与职业挑战。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40位中小学教师进行访谈，归纳出新时期中小学师生关系的特点与问题。研究发现，由于新时期信息技术深入渗透与我国多年来国民教育取得成效以及新时期学生、家长的整体素质显著提升，传统的威权型师生关系转向合作与服务型师生关系。师生情感联系日益紧密，但也爆发出新的矛盾，导致教师管理学生的纠结与困惑。如何对自身职业身份的复杂性和冲突性进行认同与角色整合成为新时代教师亟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 工作压力 师生关系 师家关系 质性研究

新时期是指近20年来的信息社会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期所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影响着师生关系的变化。师生关系是指教师与学生围绕学校教育与管理发生沟通与交流的过程。新课改要求课程的功能从单纯的传授知识向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产、学会做人的方向调整。要求教师通过发展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来促进学生学习，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关系教学[1]。然而，一些教师并没有具备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适应师生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近三十年来，教师已经从以往被认为的“低压力职业”变为了工作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2]。一项教师压力源调查表明， 师生关系与学生管理是仅次于学校组织管理的第二大压力源[3]。

新时期的师生关系有什么特点？网络时代造成了师生关系什么样的变化和压力？这些压力与挑战要求教师具备什么样的应对能力和沟通技能？笔者试图通过质性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遵循质性研究的“目的性抽样”原则[4]，本研究选取了来自北京市Z小学的20位教师（编号为A）、E中学的11位教师（编号为B）、H中学的9位教师（编号为C），分别于2020年12月、2021年11月、2022年3月进行访谈。其中男性教师6人，女性教师34人。为通过新老教师在教学中感受到的压力差异以及应对差异来梳理新时期的特点，本研究对教师教龄进行了平衡，其中教龄10年及以上的有20人，教龄10年以下的20人。

2. 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从困扰教师的人际事件入手，围绕师生关系处理及其压力，收集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以及与家长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教师的应对方式。访谈提纲制订过程按以下步骤进行：①回顾以往研究，结合需求，拟定访谈提纲草案；②组织专家组讨论访谈提纲草案，形成初稿；③初步对教师进行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修改访谈提纲初稿，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

3. 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收集数据阶段，运用半结构化深入访谈的方法，在取得被访谈者知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转录生成质性分析原始资料，约50万字。

在数据分析方面，运用主题分析法，通过Nvivo 12软件对录音资料进行分析，步骤如下：①反复阅读文本，熟悉数据；②初始编码；③寻找主题；④检查主题；⑤定义及命名主题。

二、研究结果：从威权到平等、合作，从封闭到开放

通过对40位中小学教师访谈内容的质性分析，寻找与新时期教师压力、教师教学特点、师生关系问题、教师心理健康相关的主题，进行编码、合并、定义和修改，最终提取出一级主题4个、二级主题14个（见表1）。

1. 教师威权的消解与平等、开放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1）教师威权的消解和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学生逐渐发现了自身在教育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对自身权利的不断伸张，意味着传统校园关系中绝对强势的教师地位在新时期逐渐坍缩。在受访的40位教师中，有20位教师共45次提及了“教师权威性消解”的内容。

智能手机及信息网络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当代基础教育之中[5]，它们消除了学生们搜索、浏览信息的门槛，教师不再是学生精神世界中唯一的“广播塔”，网络世界卷帙浩繁的信息海洋成为学生们更广阔的学习材料。在受访教师中，有8位教师共13次谈及新时期学生素质提高这一现象。例如：“现在孩子什么都敢说，敢想，敢表达，见多识广。以前的小孩都特别乖，我说的乖是指眼界窄的那种乖，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A03）；“现在的老师不能照本宣科了，你得有大量的课外知识，才能满足孩子的求知欲”（A18）。

在受访教师中，有4位教师共7次提到了新时期学生对师生平等关系的诉求。例如：“我觉得以前的孩子都是比较听话的，但是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早熟了，能和老师特别平等地去交流”（B07）；“因为他懂得多，他也不觉得老师是权威”（A07）。

学生的权利意识与对平等关系的渴望日益显露，随之而来的，就是为追求这种平等关系而做出的努力与尝试。而从教师的视角看，这些做法往往被视作“逆反”“抗拒”。在受访教师中，有10位教师共15次提到了新时期学生对教师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对教师的教育惩戒表现出更多的违抗。例如：“现在孩子都特别有个性，并不是一味地不听话，而是有自己的主意”（A12）；“以前学生和社会是隔离的，现在全是互联网、手机，学校就是社会。跟学生的沟通，感觉就像跟成年人一样沟通。好像没有那么纯粹或者是淳朴的感觉了”（C08）；“你就干个啥事，都投诉你一下，让你举步维艰”（B06）。学生和家长也可以把录音、录像等证据收集手段带入课堂：“有一个孩子，老师每次与他说话或者交涉，他就会偷偷录音，家长来学校跟老师谈话的时候，他也会偷偷录音”（C06）。

这些“逆反”行为，并非传统意义上学生出于消极反抗目的故意与教育者的主观意愿相悖[6]，而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对自身权利的伸张与捍卫。积极的一面是，这一现象反映出新时期学生对个人主体性的向往、维护和争取。但消极的一面是，这种在日常工作中可能不断被取证、被举报的风险因素，恶化了教师的工作环境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我国传统的师生之间基于对传道者无条件尊敬的“伦理信任”关系在面对理性工具的泛滥时，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教师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出现了“现代性困局”。

这一问题在教师工作中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教师在进行教育惩戒时，变得畏首畏尾、逡巡不定。在受访教师中，有9位教师共10次提到了新时期惩戒方式受限的现象，例如：“打也不行，骂也不行，说也不行，罚也不行，没有能让他们怕我的”（A10）；“过去，老师会简单一点儿，能说一点儿重话。但放到现在就不行了，老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没有了惩戒权和教育权”（C04）。新时期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产生了顾虑和戒备，促使教师群体中出现了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组织文化[7]，对新时期的教师职业认同与师生关系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平等与开放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在受访教师中，有18位教师共35次提出，新时期的师生关系在向“平等与开放”逐步发展。

以往学者认为的充满规训、控制的旧学校[8]，在新时期的剧烈变化中日趋瓦解。面对教师权威性消解，一部分教师能够顺应时代，重新思考、定位教师职业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在受访教师中，有6位教师共7次谈及了这一主题。有些教师在反思中主动迎合新时期的“服务者”身份：“现在已经把教育算作一种为社会进行教育服务的行业”（C04）。有些教师则是被外界裹挟着不得不迈入新时代：“一个孩子昨晚在家手受伤了，家长说对我说：‘你去提醒一下他换药。’我想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没回复他。但是，第二天我还是及时跟孩子说别忘了换药。因为我没回复，家长就继续问：‘你提醒他换药了吗？别忘了提醒换药。’我觉得我变成老妈子了”（A09）。

这种教师身份的转变，并不是传统“师强生弱”的地位逆转，而是师生双方以一种彼此自由、彼此尊重的视角重新审视师生关系，也让更坦诚、更真实的交流变为了可能。在受访教师中，有5位教师共5次提到，新时期的师生情感链接更加紧密，例如：“现在师生的情感关系要比以前更紧。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师就是师，生就是生，你教我学。现在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多了一些情感上的交流。甚至有的时候是真的可以当朋友去相处的”（B05）。

在学生向教师敞开心房、大胆倾诉的同时，教师也面临新的问题：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在受访教师中，有11位教师共23次谈及新时期的师生关系对教师沟通技能提出新挑战的问题：“有的孩子，动不动就急赤白脸的，还有声泪俱下的”（A18）；“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所谓的心理问题，但是现在更多的是价值观的引导，然后是对心理健康的关注”（B05）。学生与教师情感链接的紧密，不仅有积极情绪的分享，还有消极情绪的倾吐。但目前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心理辅导和安慰技能的欠缺。

2. 网络信息是师生沟通的一把双刃剑

“信息时代的便捷性”编码的着眼点是：新时期信息化、网络化的沟通给师生（师家）交往关系模式带来了哪些改变。

（1）信息时代的便捷性促进了家校联系

在受访的40位教师中，有10位教师共12次提及了“信息时代的便捷性”相关内容。教师们反映最多的是信息时代下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沟通频率更高。有9位教师共10次提到了这一主题：“（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网络没有这么发达，与家长的沟通无非就是通过开家长会或者是打电话，接触没有这么频繁。现在家长微信群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发个通知、改个作业都非常方便”（A01）；“它其实拓宽了师生情感交流的一些渠道。比如，有一个很开朗的男孩子，经常会晚上找我唠唠嗑。他在微信上的交流就要比平时面对面的交流更加肆意、更加自由一些”（B05）。有2位教师提到，信息时代下，教师对学生、家长的了解更为全面：“通过家长的朋友圈，我可能会去了解一下家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我就大概了解了一个家庭，我可能看这个孩子时就能更全面一点”（B04）；“有的孩子会发朋友圈，当然也有别的孩子截图发给我的，我就能及时从更多维度了解孩子的状态吧”（B09）。

（2）网络信息时代给家校关系带来新挑战

本研究也发现，教师反映的网络信息时代的新挑战，要比信息时代带来的便捷更多。在40位受访教师中，有25位教师共57次提及信息时代造成的负面影响。

有12名教师共21次提及信息时代网络舆情对教师群体的负面影响，例如：“现在一些信息是负面的。只要老师出事了，比如说老师打学生了，媒体快着呢。然后你再看底下那评论啊，很多都是‘老师就会出去挣钱、收礼’”（A16）。同时，新时期信息传播的便捷性，让教师的任何言行举止都有暴露于公众视野下的风险，有11位教师共15次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对老师言行的要求更高了。原来网络没有这么发达，你说一句话可能局限于这个孩子和他家长之间，现在网络发达了，他可能把这个言论放大到网络环境里，很多东西就被放大了”（A07）；“现在我们老师会很注意说话方式，不能说错话，在批评孩子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担心由于自己一时的用词不当伤害到孩子，尤其是一不小心在网络上发酵，那这个事情就很大”（B09）。教师时刻都在面临着网络舆情的“压迫”，担心自己言行上的失误被广泛传播，进而陷入口诛笔伐之中。

信息时代还给教师的工作、生活界限带来了困扰。有2位教师共3次提到，在与家长交往过程中，出现了“边界模糊”的问题：“可能家长把我当朋友，像夫妻关系、离婚或者面临着的困境，他们都会向我求助；感觉他没有什么工作与生活的界限，经常晚上发信息聊天”（A07）。

教师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受到困扰的另一表现是过度沟通。在受访教师中，有9位教师共12次提及了这一问题：“全班三四十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针对一些细小的事给你发1条微信，一个家长发10条，一个班就是几百条的量。工作一天，下班之后还要回复，我觉得也是非常辛苦的，对吧？”（A01）；“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回来晚了，处理完他的事了，有时间了，想起来要跟班主任反馈他孩子的事情。你说夜里了，老师不睡觉吗？所以我听说，有的老师准备俩手机，一个工作手机，一个生活手机。工作手机十点以后关机了”（A18）。网络的普及模糊了教师的工作与生活边界，极大地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