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作用研究

摘 要：在后扶贫时代，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将是城市贫困发生的主要来源。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现状及高等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1）相对贫困问题在流动人口中覆盖范围较广，该群体的医疗、工伤保险以及工会加入等权益缺失严重。（2）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有效降低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其减贫成效存在显著的背景差异，即对已婚群体的影响大于未婚群体，对老生代群体的影响大于新生代群体，对流入东部、中部就业的群体的影响大于流入西部的群体。（3）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和信息能力来缓解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为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重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制度、提升流动人口信息能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社会资本；信息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明显提速，到2021年度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际已达3.76亿人。大量的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且在各行各业都占有相当比例，这一群体因而得到了广泛关注，其贫困问题也逐渐暴露于人们视野之中。但相对于农村贫困，学界对中国流动人口贫困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役完美收官、绝对贫困得以彻底消除后，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问题进一步显现。教育作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上的根本之策，在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上起着重要作用。其中，高等教育以其人才资源、科研成果、学科优势、信息聚集能力、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在教育扶贫攻坚战中具有重要意义。[1]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我国累计514万建档立卡贫困生接受了高等教育，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向上流动。

目前，学界对于高等教育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作用还鲜有研究，现有文献对相对贫困问题的讨论倾向于从宏观层面去思考，大多没有明确区分不同的对象群体，部分研究关注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环境资源贫瘠的地区或者聚焦于农村贫困家庭，对常年未居住在户籍地的流动人口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并探讨高等教育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成效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更加全面呈现后扶贫时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现状并挖掘切适性强的流动人口教育扶贫策略。

二、文献综述

（一）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研究现状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呈中高速增长势头，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持续增长，流动人口群体与城镇居民之间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也不断缩小，这使得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被严重忽略。[2]事实上，流动人口内部存在严重分化，部分高收入成员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城镇人口，而多数流动人口会在不同程度、维度上面临窘境。根据户籍地与居住地两个维度的双向流动，流动人口可划分为乡—城、城—城、乡—乡、城—乡四个类型。其中，乡—城流动人口规模最大，占比达到流动人口总数的六成以上。[3]国外一些研究认为，出于改善条件以及分散风险的考虑，经济收入不乐观的农户们会做出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决策[4]，入城后流动人口通过向家乡汇款、传播信息技术等方式，改善了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及生活条件。然而这些乡—城流动人口自身的生活品质真的得到提升了吗？研究显示，他们才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往往既无法享受农村户籍的福利供给，又无法获得城市的社会保障。其一面负担着流入地家庭成员的生计，一面要担忧留守地家庭成员的生存。其身体离开了乡村，而双脚未能安稳落地，在物质条件、权益保障、能力资源等方面较城市人口存在明显差距。[5]他们的贫困早已不是维持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而是呈现出“结构贫困”“缺口贫困”“流动贫困”等特点的相对贫困[6]。

（二）高等教育的减贫成效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显著作用，而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级，应是可持续减贫的关键。谢君君、覃红霞等学者指出，比经济贫困更深层的贫困是教育的缺失，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启智益民、扶贫济困上发挥了巨大的助推效应。[7][8]李晓嘉曾基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户家庭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年限的增加对绝对贫困群体的促进作用极其微小，而对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增加影响显著。[9]蔡文伯等学者对西部地区11个省份的高等教育减贫效应进行了跨年度分析，认为高等教育对缓解相对贫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相邻省份间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的增加会对彼此产生正向影响。[10]陈纯槿等学者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探讨了教育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效用，发现高等教育对缓解各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在流动人口集聚度极高的京津冀城市群，其效果更为明显。[11]在肯定高等教育扶贫成效的基础之上，姚松等人提出缓解相对贫困应成为我国的常态化机制，要在政府主导的大方向下引入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公”与“私”相向而行的新合力。[12]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对消除贫困并没有显著影响。如牛津大学的蒂尔（Teal）曾就教育对促进消费和缓解贫困的作用在加纳进行了四次调查，发现除了男性工薪阶层，其他人的收入并未因教育而发生显著增长。[13]又如韦奇伍德（Wedgwood）根据坦桑尼亚的教育与经济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后表示，除非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得到可靠保障，否则仅靠提高适龄者受教育年限不足以消除农村贫困。[14]总之，高等教育减贫的成效或存在扩大化的可能，其对于经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新时代的高等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成效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高等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

有学者对教育的减贫机理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认为教育是通过投资和赋能的方式，提高人口发展的能力，促进其资本积累，进而形成减贫的长效机制。[15]目前，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中介机制的研究主要涉及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信息能力三个方面。

1.物质资本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与扶贫减贫的关系时，发现了教育在物质资源分配与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先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土地报酬递减理论”告诉人们，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负反馈机制以及人口增速大于物质资源增速的致贫风险。[16]而后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论指出，在动态的社会过程中，各因素之间存在回流和扩散两种经济效应，资金与劳动力的流动对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一个共性，均强调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进而有助于缓解贫困。

国内的教育扶贫思想是对西方反贫困理论以及中国扶贫实践的整合与总结。早在1988年，姜德华等人就对我国贫困地区进行了类型上的划分，认为基础设施落后以及资源匮乏是贫困群众温饱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指出了加强智力开发、改善文化科技条件才是从根本上治穷的长远大计。[17]传统的资源视角认为，物质资本的匮乏是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关乎个体是否拥有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18]，因此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常注重经济扶贫，这种方式有效但并不长效。在贫困治理经验的探索中，学者们提出，中国的贫困问题是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交织而成的[19]，欲提升物质资本使其安居乐业，必先丰富其精神、增强其动力[20]，如此一来，加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便是首要选择。贾玮等学者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教育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结论表示，在非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物质资本架起了教育与相对贫困的桥梁，家庭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越低。[21]段义德、郭丛斌对高等教育阻断农村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进行探讨，发现高等教育可显著促进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子代非农就业进而提升相对收入，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也会随之降低。[22]

2.社会资本

“人情社会”这一词在我国常被提及，社会资本作为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与众多资源的分配捆绑在一起，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3]，关系着流动人口能否融入社会、获得更多机会，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面对重大风险的抵御能力。余应鸿等学者指出，相对贫困的本质是社会排斥，具体表现为贫困人口“无权”融入主流社会。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使相对贫困人口获得良好的“学缘”关系、“业缘”关系，最后匹配到势均力敌的“婚缘”关系，层层递进，相对贫困人口得以逐渐脱离贫困。[24]此外，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分层有着密切关系[25]，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扩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因而缓解相对贫困的观点获得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例如，孙春柳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愈加明显，逐渐成为低收入群体获得职业机会与财富的决定性因素。[26]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Lewis）指出，贫困表现为一种自我维持的亚文化体系，使得穷人与其他人在社会参与、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方面相对隔离。[27]而高等教育能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来解蔽个人的局限性，利用社会网络实现互惠与共享。[28]这些观点无一不与社会资本所重视的社会互动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联系，因社会互动所蕴含的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为人们提供了创收的机会，高等教育、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桥梁也自然搭建而成。

3.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一词最早源于1974年，由美国信息工业协会的会长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后逐渐发展为人们通过学习，获取信息、判断信息、利用信息，并将信息资源与现有生计结合，以增强自身发展水平的能力。[29]信息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将资源与机会为己所用，进而发展自身、创造财富。而信息能力低的人会与外部形成狭隘的信息边界，久而久之，产生“井口效应”[30]，无法将庞大的社会信息资源库为己所用。学者张艳婷对我国豫东地区进行调研后指出，信息能力与个人、地区以及国家的发展都密不可分，欠发达地区农民的信息获取链薄弱，信息来源主要依赖电视与人际传播，时效性与准确性都不高，这类群体并非没有能力购买电脑，而是不会使用。[31]目前，信息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减贫事业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也日趋成为引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提高人们信息能力的有效方式是培训和教育[32]，并呼吁政府与高校丰富数字素养培训资源，提高劳动者的信息能力，弥补现存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与生活境况。[33]此外，信息能力的提升也被认为是促进贫困青年就业、提供残障人士改善生活机会、帮助贫困妇女创业的重要途径。[34]

综上，学术界围绕着教育减贫进行了多方面研究，高等教育与贫困人口的关系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与分析，然而已有研究对那些看得见城市，却进不去、住不下、落不了、融不进的流动人口的关注还远不够，实证分析亦不足。此外，学界现有研究对于相对贫困的识别多采用单一指标法或收入比例法，缺乏对相对贫困的标准的多维测度。基于上述梳理与分析，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问题：高等教育究竟能否缓解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如果能，在哪些背景的人群中作用成效更为显著？同时，高等教育是通过何种机制来缓解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状况？上述提及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信息能力能够搭建起高等教育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中介桥梁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共覆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内容主要涉及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人口发展等诸多主题。本文将2018年调查数据中的家庭成员关系问卷库、个人问卷库以及家庭经济问卷库进行跨库链接，并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数据匹配：（1）在家庭成员关系库中识别出离家原因为“外出打工”且打工地为非本区县的离家者；（2）在个人库中识别出个人户口所在地与调查时居住地不在同一区县的成员；（3）在家庭经济库中识别出打工名单上打工地为“非本区县”的成员。基于研究主题的特性，本文侧重关注处于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年龄保留在16-60岁。将三个数据库中识别出的流动人口合并，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后，成功匹配出2249位流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