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摘 要：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存在应然的耦合逻辑关系，推进二者融合发展对实现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系统耦合视角，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莫兰指数、灰色关联度法实证分析2011-2020年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空间集聚特征与内部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在区域上呈现东-中-西部逐次降低的梯度变化，省域耦合协调等级的“金字塔形”分布特征明显。二者耦合协调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为主要的局部空间集聚类型，低低集聚现象较为突出。职业教育对提升耦合协调度的整体驱动力大于乡村产业振兴，各区域提升耦合协调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建议：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全面促进耦合协调度等级跃升；提升高值区辐射带动作用，构建区域产教协同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驱动因素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提出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只有产业兴旺，才能不断吸引各类要素向乡村集聚，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产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自身的内生力量难以实现长效发展，而职业教育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职业教育蕴含的“技能资本”孵化能力极大地丰富了乡村内生资源[1]，并且横跨产业域与教育域的特性使得发展职业教育能够有效为乡村产业赋能增量。同时，乡村产业兴旺也为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厚植土壤。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存在应然的耦合逻辑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既需要自身的内源性生长，也需要外源性的协同互构。

目前学界有关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的研究既有理论层面的阐释，也有实证层面的数据分析。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潘军提出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向度存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上的耦合协调；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力、科技、文化和理念四个维度的耦合协调[2]；朱德全等认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必然包含“要素—结构—功能”三重基本属性[3]，全面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需要职业教育与乡村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结构耦合、产业与职教的功能融合、为农与离农的价值契合[4]；王官燕等认为在贫困县域内，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呈现认知脱嵌、能力脱嵌、结构脱嵌等多重脱嵌困局，需要从观念再嵌、资源再嵌、制度再嵌来达成二者耦合协同的良性互构[5]。其次，实证层面上的研究多是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水平。如赵红霞等研究发现，我国高职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迈入初级协调状态，并预测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将持续向良好及优质协调方向发展[6]；冯淑慧等研究指出，我国中职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整体以初级协调为主，二者耦合协调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等因素对二者耦合协调均具有显著影响[7]。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呈现出耦合共生、双向协同的应然局面。但现有研究多是整体层面的理论推演与路径架构，鲜有局部视域下的细微观察，实证数据进一步佐证也微乎其微。鉴于此，本研究仅探讨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抓手是产业振兴，职业教育要通过加强校企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养去促使外部生产要素转化为乡村内部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进而夯实乡村产业基础。因此，探讨二者的关系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发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存在的问题。其次，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莫兰指数和灰色关联度法对2011-2020年各省市及区域间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考察其时空演化特征、空间集聚情况与内部驱动因素等，进一步从实证层面上对二者如何协同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二、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逻辑

教育与产业间的关系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和论证的重点，其中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为深入探究二者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生产要素转型

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达到“刘易斯拐点”[8]，农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部分地区面临较为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与流失现象，因此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其内生发展动力成为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舒尔茨将传统农业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低水平经济均衡状态，打破这种均衡状态的关键在于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而现代农业要素代替传统农业要素就需要通过教育、在职培训等途径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9]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提出的经济增长外部性模型，也强调了知识积累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而技术进步物化于人力资本，通过教育与培训进行技能提升同增加物质资本同样重要。[10]由此可见，兼顾了知识传播与技术技能积累的职业教育能够为乡村产业注入内生发展动力，职业教育于实际生产情境中进行知识传授，缩短了知识与应用间的距离，同时其培养的大批实用型技术人才与新型职业农民能够在应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上区别于传统农业从业者，在帮助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不断适应市场与技术的变化，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其次，职业教育开展的社会培训与技术服务不仅使从业者能够及时掌握信息与政策，还在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同时使其拥有现代产业精神，这种面向现代化生产的职业精神是推进改变单一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

（二）乡村产业引导职业教育结构调整

舒尔茨指出不管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其共同内容均是耕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知识与技能的经济重要性提升。[11]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即是实现乡村现代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这一过程越来越依靠实用知识与技术技能的进步，而职业教育是适应乡村发展需求的特殊教育类型，以乡村产业引领职业教育发展，更能凸显其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现代乡村产业发展要求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并不断涌现出新业态，对新技术技能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职业教育应主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不断优化涉农专业建设，提升专业群质量，着眼于加强专业与产业的对接能力。同时乡村产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引导职业院校不断调整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以填补产业人才缺口，提高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性，为乡村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依据数据离散程度测算指标的权重，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各项指标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有效避免了专家赋权法的主观性。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分别测算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具体计算步骤可参考徐雪等人的研究[12]，在此不再赘述。

2.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具体测算步骤如下[13]：

（二）指标选取

职业教育系统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各省域及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前提。参考朱德全[14]、林克松[15]、安蓉[16]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教育部印发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版）》，本文从学生规模、硬件设备、师资队伍、经费投入、培养成效五个维度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中等职业教育的相关数据代表各省市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依据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农村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借鉴相关学者构建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17][18][19][20]，本文从产业发展水平、基础农业水平、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支持力度、非农产业收入六个维度衡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有关职业教育、乡村产业振兴体系中的指标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以及各省年鉴与相应年份的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四、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趋势

本文测算了2011-2020年全国范围及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以及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值，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一）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趋势

2011-2020年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由2011年的0.127提升至2020年的0.243，增长率为91.3%，这期间仅有2020年略有下降，其余年份均为增长态势。东、中、西三大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与全国总体趋势具有同步性，东部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则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2014年三大区域职业教育的增长率大体相当，但2014年之后，由于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加速发展使得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差距不断拉大。2011年中部和西部与东部间的差距分别为0.034和0.031，到2020年差距扩大为0.107和0.109，职业教育地区差异特征愈加明显。西部在近十年间也形成了对中部的追赶态势，2011年、2014-2015年以及2017-2018年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均超过了中部，其余年份中西部之间发展水平十分接近。

（二）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时空演变趋势

2011-2020年全国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逐年提升，由2011年的0.156上升至2020年的0.253，增长率为62.2%，且在2017年后呈现加速发展趋势，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全国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正向的政策影响力。区域视角下全国乡村产业发展呈现出东中西部的梯度变化，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东部地区的产业振兴水平分别超前于中部和西部0.103和0.111。从十年发展变化来看，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水平增长值分别为0.127、0.074和0.083，中西部提升幅度相对较小。因此中西部地区仍要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充分开发乡村产业价值功能。此外，同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相比，乡村产业的后发动力更为明显。

（三）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趋势

1.全国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趋势

2011-2020年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全国平均水平由2011年的0.372提升至2020年的0.488，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效果呈现逐年增强的态势。从全国整体的耦合协调度等级来看，2011-2012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3-2020年则提升至濒临失调阶段，这表明二者虽有较好的相互正向影响，但协同发展程度较低，整体上面临较大的失调风险。从区域角度来看，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追赶”的态势，东部2011-2015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阶段，2016-2020年上升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与西部耦合协调度等级相同，2011-2014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5-2020年则均提升至濒临失调阶段。

整体上全国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较低，原因可能在于职业教育结构发生了较大转变。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其招生规模与在校生规模在近十年间不断缩减，减幅达到28.57%，农林牧渔行业的毕业生人数与信息技术类等行业的毕业生人数相比也在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21]，并且由于农村职业教育难以保证生源与资金，使得职业教育在农村陷入萎缩危机 [22]。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后，职业教育不能很好地支撑乡村产业日益旺盛的人才需求，需要考虑不断增加职业教育对乡村产业的有效供给，加速二者融合发展。

2.省域耦合协调度等级的差异分析

由表4看出，2011年全国各省市的耦合协调度等级都较低，除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6个省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余25个省市均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在发展初期呈现职业教育与乡村产业相对无序的独立发展状态。2014年有13个省市耦合协调度都提升了1个或2个等级，轻度失调省市减少至14个，濒临失调省市提升至15个，北京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而上海则提升了两个等级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呈现出省市间的梯度变化格局。2017年轻度失调省市缩减至5个，均位于中西部地区，濒临失调省市提升至21个，江苏、浙江、西藏提升至勉强协调阶段，西藏也成为首个进入协调阶段的西部省份，北京和上海则分别提升至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阶段。2020年两系统经过磨合发展，轻度失调省市数量已降至0，一半以上的省市仍然处于濒临失调阶段，8个省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北京和上海则均处于中级协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