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合力、价值感知与非对称互惠共生：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机理的扎根理论研究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对高校-乡村间的互动关系逻辑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涉农高校在内部服务使命和外部政策动员的共同推动下，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涉农高校与乡村在互动过程中获得非对称收益，可持续性难以有效保证。为此，亟需激发合作双方的内生驱动力，提升价值感知和收益感知，以形成更为稳固的合作联结机制。

关键词：政策合力；价值感知；非对称互惠共生；扎根理论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农高校承担满足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需求的重要使命，大有可为。为引导和组织高校深入对接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1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此外，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将乡村振兴战略以法律形式贯彻落实。

乡村在自身与外在主体的互动中一步步走向振兴，参与其中的涉农高校从中获得什么？乡村与高校所结成的这一关系模式能否支撑起乡村的长久振兴？本文基于高校、乡村等不同主体的访谈材料，运用扎根理论对涉农高校与乡村互动的逻辑机理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在乡村振兴中涉农高校与乡村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状态及其背后成因，为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引，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为洞悉涉农高校与乡村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更有解释力的框架。

二、文献述评

国外很早便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与农业发展互动的实践意义。1862年《莫雷尔法案》通过后，美国通过赠地运动，建立起培养农业职业技术人才的高校，为美国农业现代化培养了大批实用技术人才。[1]受此影响，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农业教育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最初的理论和百科全书教学转变为以农业为导向的课程教学，第一批科研中心开始实施。[2]在人才培养方面，1995年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通过设立新课、修改旧课的方法调整学生的培养目标，解决“学生在沟通、独立、思考、道德、合作共事等方面跟不上专业技术能力和社会需求”的问题。[3]在科研成果推广方面，美国学者呼吁构建共同的农业伙伴关系。此外，雅可布（Jacobs）、哈比亚雷米（Habiyaremye）等人提出建立高校农村利益链，并以南非大学为例，探讨南非大学参与旨在提高贫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科研和创新活动。[4]

国内学者在高校参与农村发展的实践与理论中形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农村生产力提高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必须通过教育对农村干部群众进行培养，使他们更新观念，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第二，实现高校科技兴农应重视硬技术输入与软传播推广的有效结合，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让农民真正在科教兴农战略中得到好处，农民由被动地运用科技知识发展农业生产转变为自觉地能动地运用科技知识。实际上，高校参与农村发展已经成为学者们的普遍共识，其后，学者们又将参与主体进行了扩展，从原来的政府、高校、农村扩展为政府、高校、企业和农村四主体，并开始引入市场力量。根据三螺旋理论，政府、企业和大学是推动制度创新的三大要素，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关键是要以高校为联结纽带，构建起“政产学研用”为一体的新型农业技术创新与服务模式。[5]在高校参与乡村发展的具体实践维度，研究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培养农业发展科技人才。一方面，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可以从教学科研实践、劳动实践及社会实践三个方面开展实践育人模式，培育学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的理想信念，真正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优秀人才。[6]另一方面，顺应农技人才培育要求和“三农”问题的改革方向，构建多元化新型农民培育模式。[7]第二，构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研究者认为，应该发挥农业高校的优势，利用其科研、人才等优势资源构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第三，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尤其是发挥高校科研工作者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价值。

总体来看，学术界对高校与乡村的互动作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共性不足：只是强调主体双方在投入中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二者在收益产出方面的有效平衡。事实上，在双方的合作中，如果一方的利益长期处于抑制状态而得不到满足，这种合作关系将很难持续性发展。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涉农高校与乡村的利益互动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逻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选择的工具是扎根理论。该研究方法强调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注重原始资料与个人解释之间的互动整合，从中提炼出适切的理论框架，是一种自下而上构建理论的方式。本研究旨在探讨涉农高校与乡村间的互动运行机理，与扎根理论运用相契合，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调研访谈资料和二手资料，调研访谈时间在2021年11月。首先，采用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获取数据。访谈前向受访者讲解研究背景、访谈目的和相关概念，在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30-50分钟。在实际调研中根据访谈内容的同质化程度确定总体访谈对象数量，访谈结束后整理访谈资料。其次，在与三类访谈对象群体沟通过程中，获得由调研对象所提供的内部文件资料及相关政策文件。由此，最终共获取相关二手资料文本6份；访谈文本5份，共转录文字32578字。

（三）数据处理

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对访谈收集的一手材料和从访谈处获取的二手资料进行分析：第一，将所有原始材料录入Nvivo分析软件；第二，对Nvivo资料库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分别进行自由节点和树形节点编码；第三，对编码后的资料进行归类，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分析涉农高校与乡村互动的影响因素、合作模式及运行机理等，并结合实地观察所获得的其他信息，对编码进行再次分析，合并同类编码，删除冗余编码，形成最终理论模型。

四、数据编码与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文字材料进行逐字逐句的检视，用关键词把每个事态标记出来。根据概念划分，将关键词聚拢分类，尽可能多地建立起一些概念范畴。本文的分析材料共分为ABCD四类，分别表示服务教师、涉农高校负责人、农村对接干部以及政策文本资料，其中A类材料3份，B类材料1份，C类材料2份，D类材料6份。

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将访谈材料和二手资料导入Nvivo软件中，遵循编码独立性、开放性、临时性及可修正性的原则，先后共计提取编码161个，参考点645个；在合并语义相同或相近的编码后，再结合各编码的重要性，凝练了36个初始概念；根据研究语境中各初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其进行范畴化，最终形成了13个范畴，具体如表1所示。

（二）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8]将开放式编码中能够呈现不同范畴之间联系的文本材料逐一检视，并在反复比对思考后透视其潜在的脉络关系，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所获得的13个范畴基础之上，对相关范畴的内涵进行持续的比较、提炼与整合，生成更具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范畴。通过解析主轴编码中与研究主体密切相关的内容，最终得出政策制度合力、需求导向、综合获益、价值感知、联结机制和内生驱动力6个主范畴，具体如表2所示。同时，以主轴编码为基础，继续参考开放式编码表对原始素材、概念以及主范畴进行比对和关联。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的目的是从主范畴中发掘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方式建立起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提炼研究的理论模型。[9]对各主范畴持续不断地比较后，明确本文研究的核心范畴为“涉农高校与乡村关系机理”，围绕这一核心范畴衍生了政策合力、需求导向、收益感知、价值感知、联结机制和内生驱动力6个主范畴。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乡村振兴法》等政策开启了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此同时，国家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诸多政策配套措施。调研发现，涉农高校与乡村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由信任基础、合作意愿构成的联结机制，直接影响合作效果。此外，高校教师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驱动力、价值感知与联结机制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拥有强内生驱动力和良好价值感知的情况下，对联结机制起到支持作用。相应的，乡村在接受涉农高校提供的服务过程中所生成的需求导向和服务收益感知加强了双方的信任基础与合作意愿，对高校-乡村联结机制起到更直接的强化作用。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指研究者不能再获取额外数据来形成新的范畴，理论饱和度检验是验证理论是否达到这一标准的重要步骤，通常通过验证核心范畴和主范畴的编码是否达到饱和（即有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来实现。[10]

针对本研究，我们选取了5份访谈资料及3份二手资料文本进行分析，剩余3份政策文本资料以及相关文献导入Nvivo软件中进行系统编码，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因此可以认为各项范畴编码已趋于完善，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状态。

五、研究发现

通过对36个初始概念、13个范畴和6个主范畴（政策合力、需求导向、综合获益、价值感知、联结机制和内生驱动力）的逻辑比对与理论解析，本文构建了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阐释模型，以解构高校-乡村在战略互动中的行为逻辑（见图1）。一方面涉农高校和乡村自身先天要素分别对其合作关系产生作用，另一方面双方在互动中对合作的意愿和效果产生反馈性影响。

乡村振兴中，涉农高校与乡村之间的多元互动能够产生资源，使高校-乡村的合作关系具备可持续性。调研发现，国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动员社会各主体并集合各种资源，其中涉农高校是参与的积极主体。乡村接收来自高校的技术、知识、资金、物资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输入，在发展理念、农业生产、人才培育等方面得到较大提升，乡村经济获益得到有效体现。涉农高校在政策责任驱使下，履行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扮演资源输出者的角色，实际服务收益感知缺乏。由此本文认为，高校-乡村在乡村振兴中结成了非对称的合作关系，即二者在乡村振兴中的收益是非均衡的。涉农高校价值感知要远低于乡村的综合获益。在涉农高校服务乡村的过程中，双方合作收益向乡村单方倾斜程度大，涉农高校获益少并且实际需求被忽视。因此，本文将这种非对称合作关系称之为“非对称互惠共生合作”，由此界定和描述双方互动的关系机理（见图2）。从理论上讲，在“非对称互惠共生合作”状态下双方难以形成长期可持续性的合作关系，这必然要求我们关注涉农高校的收益感知。

通过“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型的建构，可以将高校-乡村的互动逻辑界定为涉农高校基于党和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在政策合力的推动下所做出的政策响应。在参与过程中，高校-乡村的价值感知客观上是存在差异的，表现为非均衡性特征，导致双方合作的互惠性结果呈非对称分布。

（一）制度动因：政策合力助推关系形成

质的研究认为，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其环境而被理解，理解涉及到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11]中国高校服务乡村源于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的“科教兴农”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省市纷纷因地制宜制定本土政策，拉开了高校参与乡村发展的序幕。进入21世纪后，中央通过发布“三农”一号文件，进一步强化高校参与乡村发展的政策氛围。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必要性更是空前突出。各种涉农政策的纷纷出台，逐渐形成了推动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合力。然而，政策合力仍然存在空白，对涉农高校的激励保障并未细化到具体执行环节，难以落实。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在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时提及“为农村科技特派员在经费支撑、职称评聘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但实际上很多涉农高校未能依据该政策意见将社会服务纳入教师绩效考核或职称评聘制度中，乡村服务的激励措施未能与教师实际利益挂钩，形成涉农高校教师主动与农村合作的负激励因素。2021年出台的《乡村振兴法》也只是提出“对在乡村振兴促进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至于表彰标准与奖励方式则需要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等因地制宜，出台配套制度来进一步细化与界定。很多地方政府、科研服务单位受制于财政经费及资源往往缺乏制定具体执行制度的动力；亦存在部分地方政府认识不足，局限于眼前利益而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推动激励保障制度的制定与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