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内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
作者： 杨蕾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是贯穿建设实践的创新性策略，是引领建设实践的思想和灵魂。从理念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通过坚守自主内生的发展目标、发挥有为政府的发展动力、构建多源合流的发展资源，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从实践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赶超目标上，致力于实现合目的性与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赶超动力上，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协调；在赶超资源上，形成借鉴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发展资源。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后发外生”向“后发内生”的路径转向。这些有益探索拓宽了后发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路径，彰显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力量。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智慧；后发内生；内源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1]后发国家是政治经济学者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派生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术语。从概念的定义来看，后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后发相对于先发而提出，因此该概念的使用，目的在于强调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后发性”，即由于发展落后，后发国家可以参照先发国家经验，从而具备发展目标明确、过程控制、资源采借等后发优势，但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系统错位、二元结构、依附发展等后发劣势。[2]如何在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避免后发劣势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广大后发国家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遭遇了类似的挑战。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通过坚持内生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彰显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本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最具开拓性和示范性的案例之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例，从后发理论的视角，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以便深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彰显“中国式”的价值与力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是贯穿建设实践的创新性策略，是引领建设实践的思想和灵魂。理解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既要廓清其理念创新，又要探索其实践方略。
一、后发内生：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念创新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国对西方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由来已久。但在结合后发特点的过程中，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创新了“后发内生”的发展理念，通过从后发外生到自主内生的目标坚守、从有限政府到有为政府的动力转换、从中体西用到多源合流的资源拓展，主动建构后发内生的发展路径。
（一）从后发外生到自主内生：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坚守
中国大学自诞生起就负有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之重任，这种使命感让大学嵌入以国家为轴心的现代化模式当中，带有强大的国家工具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下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通过坚守内生发展目标、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实现了从“后发外生”向“自主内生”的目标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发展目标的内生性。内生发展是由内部产生的发展，其目标首先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愿望。[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赶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内生发展的目标取向一方面体现为追赶先进的发展目标，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均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其发展目标，提出集中有限财力重点建设，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进入世界前列[5]，另一方面体现为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2022年1月，面对新时代与世界新格局，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6]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教育强国的战略性支撑，强调发挥“双一流”高校核心枢纽的作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创新的多元联动。[4]可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并非是西方道路的复制，而是兼顾多重发展目标的现代化。
其二，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7]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立德树人的目标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靠人才。其中最先要解决的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高校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当前应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广大师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8]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坚守的目标方向。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上。具体表现为我国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特色的大学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大学管理模式上几经探索，从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到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再到校长负责制，最终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得到了科学结论。党委领导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属性，体现党在思想上的最高统领；校长负责是大学自主办学权的落实与体现，是大学发展的逻辑前提；教授治学遵循着学术的发展规律，是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民主管理体现了多元主体与民主参与，符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9]可见，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自主探索的过程，而非在西方发展模式指引下的预先设计。
（二）从有限政府到有为政府：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动力转换
在大学发展动力上，西方普遍践行“有限政府”的理念，该理念诞生于17-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强调在行为方式、职能和规模上约束限制政府权力。然而，这一理念却在引领后发国家发展中遭遇挑战，一些奉行“有限政府”理念的后发国家始终无法冲破传统的障碍，建立现代化的秩序。[10]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超越了西方“有限政府”理念，创新“有为政府”的发展动力，大大地压缩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赶超进程。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规划发展战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质是国家规划型，国家系统谋划发展蓝图，设置阶段性目标，通过调节和控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短时间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种可能：国家制定的战略愿景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或者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前期的战略已不适合现阶段发展的需要。[11]对此，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即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对政策进行补充和修正，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校准追赶方向。比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试点—总结—改进”的循环过程中不断累积改革的经验。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点大学建设到“985工程”和“211工程”，再到绩效导向、动态调整的“双一流”建设，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和“试误”，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
第二，资源调配重点领域。由于缺乏某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后发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弥补现代化进程的要素缺陷。[12]比如，资源短缺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最大约束条件，对资源的需求强化了重点大学对政府的依赖，也使重点大学顺应了政府的制度建设和路径选择。政府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汲取配置教育资源，使得建设政策与制度创新快速落实。正如阿特巴赫所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变化和重大创新来自中央政府的举措，这些举措得到了相当快的实施，并得到了大量的资源支持。[13]可见，中国政府着眼国家长远利益，谋划和布局国家重点发展领域，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建设一批高校或者学科，这既是建国后的“重点论”发展策略的延续，也是基于中国国情——“穷国办大教育”的必然选择。
第三，协作应变改革进程。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要素的应用是相互依赖的，缺乏“系统性”愿景和多部门的协作能力，单个主体或部门往往无法启动和实现系统变革，而必需由某个中央机构协调改革的整体进程。[14]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正是发挥了政府的协作与应变能力，形成了资金的“统筹共建”和“中央-地方”的制度同构。资金的“统筹共建”即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各提供一定比例的资助，由省级政府将大学建设纳入区域发展战略，例如“985工程”54.9%的预算由中央政府提供，另45.1%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地方”的制度同构是指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和绩效评价，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政策的共振效应。它一方面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央-地方”的共振效应撬动市场资源，能最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力量。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将其归结为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特征，是实施强有力政治权力的突出例子，表现为强有力的国家政策驱动模式。[15]
（三）从中体西用到多源合流：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资源拓展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面临着“古今问题”，又面临着“中西问题”。古今问题是指高等教育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关系到中国大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中西问题是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异，关系到中国大学的民族特质。针对近代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我国思想界曾存在着诸多分歧，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与现代化探索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也遭遇中西“体”“用”的纠结。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引进和仿照西方大学制度，从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再重新到学美几经变迁。然而，尽管资源采借为中国大学制度提供了发展资源，但盲目借鉴也使得某些大学失去了主体性，进而沦为西方的附庸，甚至陷入文化虚无主义。[16]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中国大学历史文化的全局性把握，提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17]，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内，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借鉴国外经验，在与所有国家的关联中把握中国大学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另一方面坚持立足本土、中国特色，加强民族认同或传统文化的连贯性维系，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多元发展资源。这种多源合流的发展理念与西方中心的一元发展观形成巨大反差，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力量源泉。
一是对世界先进办学经验的借鉴创新。中国对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的借鉴由来已久，从京师同文馆对西方课程及教学法等技术层面的借鉴，到癸卯学制、壬戌学制等制度借鉴，再到民国时期蔡元培采借德国大学理念改革北京大学，可见对外部的资源借鉴渗透大学发展的技术、制度与思想等各个层面；建国初期我国“以俄为师”，移植苏联教育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我国大学的制度借鉴更为多元，其中不乏本土化的改造，比如把西方的大学城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却生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大学集群；政府与城市间的紧密联系，发展出新的教育功能。[18]又如南方科技大学成立之初虽借鉴哈佛大学，但在长期的创知、创新、创业探索中，成长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见，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表现出本土化的价值选择与创新转化。
二是对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发展并非意味着大量排除陈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更多意味着发现传统如何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当前目标的实现。[19]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无论是过去抑或现在，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比如中国古代书院的“从游”秉持德学并重的育人理念、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知行合一的培养目标，历经时代变迁其教育价值仍日久弥新。同时，这些优秀的制度文化也紧随着时代步伐不断进化，比如一些中国大学在继承书院传统与借鉴国外寄宿学院的过程中，演化出集多种职能为一体的通识教育部门。在某种意义上，古典书院所体现的普遍教育理念，既为新教育精神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同时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新教育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由此可见，传统并不总与现代性相矛盾，优秀传统资源在当代情境下的实践应用以及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往往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