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的保障制度变迁研究

摘 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历史可分为工程技术学院、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等三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深受美国联邦政府政策、经济发展、高等教育理念等深层结构的制约；美国联邦政府理性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性设计以及企业的理性算计等使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呈现较强的路径依赖；各关键行动者之间利益博弈为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对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和理论阐释获得如下启示：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建构要注重“好奇心”驱动和应用引发相结合，突破消极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历史制度主义

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大学之所以能一流，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其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影响力。[1]麻省理工学院作为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如今在基础研究领域可谓是成果颇丰。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的麻省理工学院，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是一所执着于应用研究的工程技术学院，在基础研究领域涉足甚少。20世纪中后期，麻省理工学院却因其基础研究实力的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翘楚。那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麻省理工学院如何建构基础研究的保障制度？其内在的变迁逻辑又如何？本文试图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对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的保障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理论阐释，以启示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建设。

一、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纳入历史维度之中，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制度变迁过程。其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度为什么变迁；二是制度作用的问题。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引发制度作用的变化，反过来制度作用也会影响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是“均衡—断裂—均衡”的过程。所谓制度均衡即制度在既有框架内渐进演变，不会产生明显变迁，当制度遇到关键节点（历史的否决点），其原有的均衡便被打破从而产生断裂性变革。[2]制度产生断裂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由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突变而产生断裂式变革；另一类是基于制度系统内部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产生变革。

历史制度主义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相联结的理论分析框架[3]，其运用价值在于从历史维度呈现制度变迁过程中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与作用，以便对制度变迁的历史概貌作出更为合理的考察。就其分析框架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宏观深层结构分析。其核心是分析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将制度置于社会系统中去，以宏观视角分析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其二，中观路径依赖分析。其核心是分析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现象，考察既有制度的设置成本、收益预期效应、协同效应等如何影响新制度的生成，特别关心关键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存续的影响。其三微观动力机制分析，主要基于微观行动者的视角考察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何推动制度的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运用于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研究的适切性表现为：一是历史制度主义中的深层结构有助于分析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背后的政策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二是对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演变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制度变迁的内在特性；三是对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二、历史考察：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

“历史的最大特性是变，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观察历史的‘质变’与‘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4]根据历史演变的关键节点，麻省理工学院160余年的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工程技术学院时期（1861-1933年）

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要职能，同时大力发展技术研究。相较而言，基础研究的处境则可以用夹缝求生来形容，更遑论建构完善的保障制度。

1.外部保障制度方面。由于纯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带来工业利益，19世纪上半叶以来，美国政府和企业大力扶持工程技术学院开展应用技术研究，以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等工程技术学院的基础研究基本上无法获得政府和企业等外部资助。

2.内部保障制度方面。一是基础学科建设。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之初，虽然在罗杰斯校长时期建立了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但是远不及应用学科的种类。后来在麦克劳林校长时期，偏重培养更具专业性的工程技术人才，则导致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更加弱化。[5]1910-1927年期间，在化学和物理学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地位已显著下降。[6]二是基础研究平台建设。20世纪之前，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实验室主要包括一个小型化学实验室和一个物理实验室。20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新增了大部分的应用研究实验室，只有1903年建立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为基础研究实验室。[7]三是基础研究队伍建设。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只有少数教师从事基础研究。20世纪之初，工程技术主义性质愈发突出，加上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排挤，一些在物理、化学等基础研究上做出很大贡献的教授相继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使原本就薄弱的基础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地位更加摇摇欲坠。

（二）研究型大学时期（1934-1992年）

1934年，麻省理工学院加入被称为研究型大学联盟的美国大学学会（AAU），这标志着麻省理工学院进入研究型大学时期。[8]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积极采取系列措施建构基础研究保障制度。自此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基础研究一路高歌，学校也因此而迅速崛起。

1.外部保障制度方面。1940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加入国防研究委员会，这标志着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为主的科研模式拉开帷幕。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了大批的基础研究合同。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联邦政府用于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科研发展的资金不断攀升，从1948至1968年，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经费每6年就会增加一倍。[9]与此同时，二战后麻省理工学院与企业的合作有所进展，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以及金融界领袖合作成立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并且成立专门负责管理企业合作项目的联络办公室。

2.内部保障制度方面。一是基础学科建设。 1932年，麻省理工学院增设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等六大系，[10]然后相继调整了基础学科课程体系，并且不断壮大基础学科的招生数量，从1929至1949年麻省理工学院基础学科招生数量增幅明显高于应用工程学科。这些保障制度使其物理学和数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成为美国最好学科之一。[11]二是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扩大基础研究平台数量，1930到1939年，麻省理工学院新建和改造的实验室总数量高达近10所。[12]这些实验室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基础研究。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科学史上著名的大型基础研究实验室——辐射实验室。二战后，致力于建设跨学科基础研究机构，从二战结束至1987年建立的跨学科研究平台数量达至65个。[13]三是基础研究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对著名科学家的引进力度，给予资源、提高教师待遇并委以重任等措施激励这些科学家。如乔治·伊斯曼物理化学实验室，仅在1933年就引进了8名美国基础科学界的佼佼者。[14]另一方面，实行非升即走制度，保障学校师资队伍一直处于高水平的标准。另外，提高教师薪资待遇。1930年康普顿校长将工业界人员的收入和同类大学教师收入明确为本校教师薪资标准参照系；还设立“教授基金”计划，用于支持教授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和年度学术休假等。

（三）世界一流大学时期（1993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建设成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新的战略目标。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建构与产业开发相融合、区域生产相协调的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引领基础研究服务于美国和世界的发展，由此铸就麻省理工学院在科学和技术综合领域的“世界之最”。

1.外部保障制度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美国联邦政府科研资助经费的锐减，麻省理工学院设立相关机构，如1990年设立“麻省理工学院驻华盛顿办事处”，加强与美国联邦政府的联系。通过培养国家科技创新的杰出科技领导者进入美国联邦政府作科技顾问或者任职，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决策。与此同时，继续通过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科研项目，获取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等的经费资助。此外，麻省理工学院积极采取系列措施加强与企业合作，如1996年成立创业中心，为各种创业项目搭建与企业界的合作桥梁。完善包括专利、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所有权等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确保与企业合作的可持续性。建立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项目赞助办公室和技术许可办公室等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全面管理学校的知识产权事宜。通过构建多样化校企合作组织机构，打造“科技投入—产业收益—收益投入再创新”循环互动机制，为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获得来自企业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2.内部保障制度方面。一是基础学科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跨学科开展基础研究逐渐深入，麻省理工学院一方面通过优化基础学科课程设置、选取优秀教材等一系列举措持续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力度；另一方面，麻省理工学院以基础学科为支点打造学科群、开设跨学科课程、组建学术共同体、实施跨学科计划等措施加强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融合。[15]二是基础研究平台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麻省理工学院跨学科研究平台建设也相应地进入了纵深发展阶段，主要包括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计划和课题组织等，其中既有实体基础研究平台，也有极具特色的虚拟研究平台，虚拟研究平台的主要目是实现研究资源的优化、共享和互补。[16]三是基础研究队伍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麻省理工学院一方面通过严格的非升即走制度、校聘教授制度以及良好的薪资激励制度保障高科研水平的专任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主要从划分层次分明的科研岗位、建立严格的教师聘用/晋升制度和薪酬激励制度三个方面建设专职科研队伍。

三、理论阐释：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的保障制度变迁逻辑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旨在厘清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的保障制度变迁逻辑。

（一）宏观层面：深层结构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突发性变革，另外一种是渐进式变革。不管何种形式的变革，均源于受到外部不同因素的影响，外部“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背景”和文化理念一定程度上约束着制度的变迁，构成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麻省理工学院的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是外部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政策、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1.政府政策的影响

纵观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变迁历程，美国联邦政府政策直接影响着不同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的建立。其中工程技术学院时期主要受到《莫里尔法案》的深刻影响，使得麻省理工学院确立了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办学目标，奠定了侧重应用研究的办学基调，而基础研究则成为应用研究的附属，其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研究型大学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响应美国联邦政府战时号召，参与以基础研究为主导的国防研究，由此其基础研究获得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主导的外部保障制度。其后，美国联邦政府相继颁布加强基础研究的科技政策，并将麻省理工学院视为重点资助对象，进一步巩固了麻省理工学院基础研究保障制度。世界一流大学时期，受到《贝杜法案》《美国经济发展的技术》和《科学与国家利益》等一系列鼓励大学与产业界加强科技合作的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建构了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基础研究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