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生成逻辑与启示

摘要：大学校长是大学实现卓越发展的关键。中外一流大学发展史证明，在其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几位变革型大学校长发挥奠基性作用，引领大学持续发展并最终走向卓越，特曼和朱九思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考察其卓越的办学治校实践发现，虽然二者国情不同、背景有别、文化有异，但都体现出鲜明的敢于竞争、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和敢为人先的共性基本特征，都内隐着变革型大学校长内在与外在、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生成逻辑。因此，从培育大学校长改革创新精神、扩大校长办学治校自主权、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并行并重机制、灵活优化调整大学校长任期制度等方面着手培育大批变革型大学校长，是对我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大学变革；变革型大学校长；共性特征；生成逻辑；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校长是实现大学卓越发展的关键。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校长不可缺位。考察中外一流大学发展史发现，在其走向一流大学的发展进程中都有一位甚至几位校长或副校长在特定时期发挥着关键的、奠基性作用。在西方，如特曼之于斯坦福、艾略特之于哈佛、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等。在我国，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朱九思之于华中科大等。这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大学校长以超凡的智慧、变革的勇气、坚韧的毅力和敢为人先的行动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引向成功、走向卓越，成为举世公认的变革型大学校长。“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1]。毫无疑问，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深入探究中外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和生成逻辑，对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梳理文献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研究大学校长已逾40年历程，自1981年有零星研究开始，到2015年“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出台，大学校长逐渐成为我国高教研究重要对象之一，2017年达到研究最高峰，目前已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多维研究体系。从研究范围看，有国外国内著名校长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有著名校长个体研究和著名校长群体研究，有民国时期和现当代著名校长研究。从研究内容看，涉及校长角色使命、功能作用、教育思想、个性特征、职业发展、选任考核等诸多问题。从研究方法看，有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等。总体看，已有研究成果丰硕、视角多维、方法多样，富有启发价值，但罕见聚焦变革型大学校长并将中外变革型大学校长放在一起研究其共性特征及生成逻辑的研究成果。显然，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我国当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众所周知，没有特曼就没有硅谷的诞生和斯坦福的崛起。20世纪50年代，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的特曼以一个天才般的改革创意建议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命运，在他的努力推动下，斯坦福大学从一所“乡村学校”迅速崛起成为一所威震全美并站在世界前沿的顶尖大学，创造了美国大学发展卓越转型的奇迹，演绎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神话，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变革型大学校长，被誉为“硅谷之父”。

几乎与特曼同时代的被誉为“华工之父”的朱九思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本土化”变革型大学校长。1953-1984年，他以超凡的智慧、远见和敢为人先的改革“独领工科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发展新潮流”[2]，实现华中工学院重大发展战略的转变，引领华工从一所纯工科院校发展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创造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一代代华科人心中永远的“校父”。

鉴此，笔者拟以“硅谷之父”特曼和“华工之父”朱九思两位卓越的中外变革型大学校长为例，通过对其卓越办学治校实践的历史考察，剖析二者共性特征与生成逻辑，以期对造就大批变革型大学校长、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所裨益。

二、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

考察中外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卓越办学治校实践发现，虽然他们所处的国情不同、背景有别、文化有异，但作为卓越的变革型大学校长都以其超凡的创新胆略和革新行动为大学实现重大战略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鲜明的“四敢”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弥足珍贵，对于我国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梦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一）敢于竞争的勇气

“志高者意必远”，唯有志存高远，拒绝平庸，不甘人后的豪情壮志，才能立于时代潮头，走在世界前列，跻身世界一流。没有竞争就没有胜出，敢于竞争、勇于开拓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普遍法则，也是变革型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共性特征。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发现，在其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几位富有竞争勇气的变革型大学校长，他们追求卓越、不甘平庸，敢与强大的老牌大学展开竞争，善于在竞争中将压力转换为动力，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危机转化为生机，开辟大学发展新境界。

与麻省理工学院相比，从建校历史看，斯坦福大学晚了整整30年；从研究实力看，20世纪50年代的麻省理工已经依托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国防科技研发而迅速崛起，拥有具有国际顶尖研发能力的林肯实验室和依托二战时期雷达实验室理论研究部而建的电子学研究实验室，在计算机、雷达通信和导航技术研发上占有绝对领先优势，远超同期斯坦福大学。尽管如此，特曼却不甘平庸，在他的推动下，利用斯坦福校园土地创建了一个高新技术工业园，迅速促进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学术与商业的联姻，由此创造了“硅谷”，也成就了斯坦福，超越了麻省理工。

考察华中工学院校史发现，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大调整中的华中工学院与同期同城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武汉大学甚至华中师范大学相比，还是一个规模极小的区域性纯工科院校。尽管在实力极为悬殊条件下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朱九思以“敢于竞争、善于转化”[3]的气魄，在建设发展华工的31年时间里，提出“办理工综合性大学”“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等独到的办学思想和发展理念，并采取系列超常规措施，发挥优势、克服劣势[4]，将华工从一所纯工科院校发展成为一所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成为华中工学院崛起和华中科技大学诞生的“关键密码”。

（二）敢于质疑的精神

质疑是创新的动力，是大学变革的思想前提。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大学变革。大学变革发起者的大学校长，惟有具有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考和独到思想的大学校长才有真知酌见，真正引领大学变革、走向卓越。质疑精神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应有品格，没有质疑精神的大学校长不可能成长为变革型大学校长。纵观历史上和现实中走向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敢于质疑的校长在其变革发展中发挥着“神经中枢”[5]作用。

斯坦福的崛起源于特曼的质疑精神。为学术而学术、远离有悖学术精神的商业活动一直是西方精典教育传统思想观念，但却遭到特曼的质疑。特曼深受麻省理工学院创业文化的影响，重新思考了大学与企业的关系，认为学术与企业应当结合、斯坦福应当具有“企业家精神”，大学应当与企业联合创造新的财富。为此，他不但鼓励斯坦福教授和学生在硅谷园创办公司，而且本人还担任3家上市商业公司董事长。在他的支持、影响和带动下，斯坦福教授和学生们主动前往企业兼职创业，并诞生了惠普、雅虎等一批高科技创业中心，创造了巨大财富。据统计，后来在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和学生创建的公司多达1200多家，“1988-1996年由斯坦福人创业创造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6]，斯坦福成为硅谷的“心脏和大脑”，从而创造了超越老牌大学麻省理工的“创业神话”。

华中工学院的崛起也离不开朱九思老校长的质疑精神。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曾表达了对朱九思不盲从、敢于质疑、独立思考精神的特别敬佩之情。事实上，朱九思在华中工学院推行的具有奠基意义的系列改革均源于其敢于质疑的独立思考精神。上世纪70年代，他质疑“全盘苏化”的过激做法。1979年1月他曾撰文明确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的改革思想[7]，1981年6月他主持起草以华中工学院名义报送教育部的《对拟订教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意见》直陈了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理工分家、专业过细、教学太死、科研淡化的弊端，明确提出了“按教育规律办事”才能办出“好学校”[8]的思想主张。事实证明，没有朱九思敢于质疑的精神，就没有华中工学院的崛起和华中科技大学的诞生。

（三）敢于创新的胆略

变革型大学校长不仅要有敢于竞争的勇气、质疑的精神，还要有敢于创新的胆略，才能真正为大学崛起奠基。胆略是一种胆识和谋略，是变革型大学校长必备的精神气质。因为大学改革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境遇下进行的超常规变革行动，惟有超凡的创新胆略，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时空境遇中开辟新路，赢得生机。

上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迅速崛起和硅谷的横空出世，与特曼敢冒风险和创新的胆略具有直接的关联。面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麻省理工创业科学的勃然兴起，特曼坚定了技术改变世界的信念，这一信念是他敢于创新胆略的思想基础。为创建斯坦福工业园，他四处游说争取经费，还将自己的稿酬和版税全部捐出。此外，他还鼓励、支持富有创新创业理想的教授和学生们创办真空管、半导体、计算机等高科技公司。20世纪30年代，特曼不但借给休利特和帕卡德两位学生538美元，而且积极帮助他俩从银行得到1000美元贷款用以创建惠普。后来，这个前途未卜、充满风险的投资胆略获得了惠普公司920万美元的丰厚回赠。

回望华中工学院的崛起、华中科技大学的诞生，其无不得益于朱九思抢抓机遇、主动创新的胆识与谋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岁月里，朱九思迎难而上、敢闯敢干、主动作为奠定了华工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仅以学科专业改革发展为例，在全国各大高校全盘照搬苏联办学模式、学科专业高度单一化的大背景下，他却提出要走“综合化”发展道路的办学思想和要把华工办成“理工综合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到1984年12月卸任校长时，全校专业从1966年的18个专业发展到51个，比1966年增加了183%[9]，奠定了日后华中科大跻身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基础。正如李培根院士所说：“今日华中科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之发展基础，都是九思时期所奠定的。”[10]

（四）敢为人先的闯劲

敢为人先的闯劲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又一显著共性特征。改革必然充满挑战和风险，变革路上往往荆棘密布，只有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才能赢得先机、拥有未来。他们不但能够洞察别人看不到的机遇，还能够果断作出正确决策，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而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开拓者。中外无数大学改革成功史证明，在其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几位敢为人先的变革型大学校长引领大学突破困境、走出迷茫、走向卓越，特曼和朱九思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

斯坦福的崛起源起于特曼提出的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改革建议。1951年，特曼向时任校长斯特林提出用斯坦福校园土地建一个高技术工业区的建议，在特曼的直接推动下，斯坦福将约580英亩的校园土地划为工业园区，并在此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和办公楼吸引企业来此安家落户。用大学土地在校园建公司，这在当时美国经典大学看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可理喻的事情。然而，这一行动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促成了世界高科技研发中心“硅谷”的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3000多家电子、计算机企业云集硅谷；到90年代后期，云集硅谷的企业超过7000家。硅谷的诞生直接给斯坦福带来巨大的回报，不仅有土地出租和专利转让收入，还有公司的巨额捐赠，为斯坦福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撑。据记载，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时得到一笔令哈佛大学也望洋兴叹的126亿美元巨额捐赠。[11]

华中工学院的崛起也离不开朱九思敢为人先的闯劲。众所周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和“有问题”的人而被“劳动改造”，朱九思却做出超乎人们想像的行动，反而把“臭老九”请回学校任教，这在当时极为特殊的岁月是人们根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但他顶着被扣“帽子”的巨大风险，不但做了，而且还成功了。1972-1983年10月，华工从全国20多个省市500多个单位中以超常规方式引进了600多名教师[12]，有的教师还是他亲自从“牛棚”门口请回华工的，不少教师成长为华工崛起的骨干，一举奠定了华工崛起的师资基础。此外，在全国上下普遍强调学校只有教学“一个中心”的时代，朱九思却提出高校有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论”，而且“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在他的推动下，华工大兴研究生教育，大搞前沿科技研究，研究实力迅速跻身全国高校前茅，办学成效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