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困境的“U-G-M”协作模式理论建构

摘要：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定位不清、动力不足、制度不全、资源不够、评估不科学等现实困境。基于“三螺旋”理论，建构了“地方应用型高校-地方政府-地方市场”（“U-G-M”）协作模式，以期破解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困境，打造高质量的一流应用型本科教育。该模式以“互相平等、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力求深化定位定力、激发三方动力、彰显制度张力、增强资源实力、发挥评估潜力。“U-G-M”协作模式的运行需历经打破边界、协同进化，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增强活力、产生影响等三个阶段。

关键词：地方应用型高校；“U-G-M”协作模式；理论建构；“三螺旋”理论

随着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日趋深入，一场从中央到地方、从教育到产业、从高校外部到内部的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转型发展，在战略部署、制度规划、实践探索、特色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地方应用型高校建设还协同推进着政府“管办评”分离改革、“放管服”改革等职能转变战略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系列转型政策。作为一场牵涉高校、政府、市场等多方利益主体的高等教育多样化高质量发展运动，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面临着定位不清、动力不足、制度不全、资源不够、评估不科学等现实困境，导致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1]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部分、架构人才发展立交桥的关键环节，地方应用型高校要破解发展困境，势必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

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本文借鉴了教师教育领域提出并实施的“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简称“U-G-S”）合作模式[2]，基于“三螺旋”理论，尝试性建构“地方应用型高校-地方政府-地方市场”（即University-Government-Market，简称“U-G-M”）协作模式。希望通过这种模式的建构与运行，深化地方应用型高校改革，破除发展困境、激发发展的生机活力，突出“双一流”战略建设重围，打造高质量的一流应用型本科教育。

一、 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定位不清

办学定位是高校立足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高等教育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从金字塔型结构发展转向平行结构布局，意味着既要发展普通教育，又要发展职业教育；既要发展高水平的研究型高校，也要发展应用型高校以及职业技能型高校。曾经在职业教育本科缺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断头时，国家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本科由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来实现，定位于培养服务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然而，自2019年以来，国家又开始推行职业本科试点工作，地方政府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是，关于二者的“分水岭”却从未清晰划界，地方应用型高校到底姓“普”还是姓“职”，是“类型”还是“层次”，与职业教育本科定位的差异莫衷一是。地方应用型高校与职教本科纠缠，也未与地方市场达成高度共识，导致发展方向、发展机制、发展路径不明，专业与课程建设也难以体现出自身独有的特色。个性化与特色化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战略选项，目标定位、实质内涵理解不清，地方应用型高校势必无法立足于本区域和地方市场发挥特色性的比较优势，将再次置于下一轮“千校一面”的危机中。

（二）动力不足

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发展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分类变革。受我国特殊历史原因的影响，集“管办评”于一身的政府总是把高校作为自身的下属机构，并忽视市场的导向作用，在地方本科高校的应用型战略实施中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政府作为地方应用型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源泉，致使高校自主变革动力不足或错位，市场参与积极性不高。从地方本科高校来看，应用型转型与建设，表面是自上而下的“被动选择”，实质上应是由内向外的“主动求变”。然而，部分高校过于依赖政府的主导，“等、靠、要”思想严重，缺乏自我规划、定位发展及深层叩问的能力，出现了主体性迷失。有的高校未能充分挖掘转型意愿，转型动力不足，为转型而转型；有的高校盲目跟从，只想借此之机在资源配置中分得一杯羹，转型动力错位；[3]还有高校在应用型建设过程中，动力错位产生了“路径依赖”，出现了偏离“地方性”“应用型”“特色性”方向的“学术漂移”现象。[4]动力不足或错位，对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具体实施策略、体制机制建设等都将构成巨大的挑战。从市场来看，在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市场导向机制不成熟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给予地方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支持、资源保障、激励措施也非常有限，再加上地方应用型高校服务市场的科技研发、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聚焦效应大都暂未形成，教育链与人才链、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协同机制也尚未形成，导致市场参与地方应用型高校建设的积极性也不高。

（三）制度不全

高校自身就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场所，刚性的制度对高校的改革发展起着直接、决定性作用，也是高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地方应用型高校建设，势必意味着制度上的破立并举，从外部治理上，处理主导作用与主体地位下的政府与高校关系，产教融合、校地合作背景下的高校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都亟需制度的边界框定与权责利界定；从内部治理上，优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明确内部组织与人员的权力与责任等，也都需要有效制度的安排。然而，当前关于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制度建设却呈现出了缺失性与模糊性，致使应用型高校发展桎梏重重。从政府层面，关于应用型高校的招生考试与专业设置、教师聘任聘用与职务职称评审、财务管理与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权责利分配细则迟迟未出台，关于市场参与的激励政策也少见。从应用型高校层面，政府下放的权力有限，导致高校自身在人事任命、设置布局、权限职责、活动范围等关键领域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从市场层面，市场参与地方应用型高校建设的产学研用、质量监督评价、学生实习规范管理等相关制度也尚未建立。

（四）资源不够

高校是非常典型的“资源依赖型”机构，成功获取外部资源与控制内部资源是高校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前，高校的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入，地方应用型高校大都由职业院校、专科学校或独立学院合并、升格、转设而来，与“985”“211”工程建设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相比，办学底子薄弱、资源贫乏、经费来源单一、筹措资源渠道少、自身“造血”能力弱。在市场投入中，资源流动的趋利性特征也致使易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中形成“马太效应”，地方应用型高校无疑处于劣势地位。资源存量不足的状态下，应用型高校发展所需的实践类硬件设施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引进与培养、应用型科学研究等都无法按照预设的路径推进，同时，还造成了应用型高校建设动力受挫、发展步伐迟缓等问题。面对着资源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的现状，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主观上不敢轻易尝试应用型变革，客观上不具备变革的充分条件。因此，亟需政府与市场加大投入与支持，尤其是补偿性投入，为应用型高校发展所需的人、财、物等提供充足的、连续的、制度性保障。

（五）评估不科学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监控手段和主要保障。在高等教育分类化、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教育质量评估必然要求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与评估标准的多样化，实行一校一策一评。然而当前，一方面，地方应用型高校评估还是由政府主导，而应用型高校所提供的专业课程、所培养的实践人才、所创造的科研成果，最终都是需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市场理应是评估应用型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但介入却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虽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已建立了应用型高校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但总体来说统一有余而特色不足，个性化评估缺失，如一定的双师双能型教师比、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学生实训实习课时量等，几乎不加区别地对所有应用型高校使用一把尺子“量身高”，势必压抑了应用型高校特色发展、差异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此外，评估指标较多采用形式化的操作性量化指标，描述性定性指标较少。[5]应用型高校专业设置与地方市场结合深度，教师队伍的技术解读、技能运用能力，培养人才的社会实践水平、创新创业能力等，仅用操作性量化指标是难以衡量的。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改革是漫长的并非一蹴而就的，是艰辛的并非轻而易举的，面对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来的定位不清、动力不足、制度不全、资源不够、评估不科学等现实困境，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势下，亟需利益相关者地方应用型高校、地方政府与地方市场三者之间形成破解困境的协作模式，扫除阻滞应用型发展进程的障碍。

二、“U-G-M”协作模式的建构

（一）基本内涵

“U-G-M”协作模式是University-Government-Market的简称，是一种基于地方应用型高校、地方政府、地方市场三方跨系统协作，以破解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困境的链式战略联盟模式。“U-G-M”协作模式利用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优势、政府的政策供给与资源保障优势以及市场的实践平台、导向优势等，通过三方的协同合作，实现资源的共享，助推应用型人才培养，最终使三方相互受益。“U-G-M”协作模式可以改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等仅着重强调“U-M”或“U-G”的缺陷。

（二）理论基础

“U-G-M”协作模式以“三螺旋”（Triple Helix）理论为基础。“三螺旋”理论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分校研究员享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人员劳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提出，他们借用生物领域的三螺旋原理分析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三螺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知识经济社会，促进和激励创新的重点是处理好高校、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能够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强化资源共享，从而提高整体效率。首先，三个机构彼此独立，高校是科学技术、科技人才的提供者，是知识经济核心的生产力要素；政府是纽带，通过法律、政策、制度、资金等确保相互作用与交换的稳定性；市场作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是生产的场所。其次，三个机构彼此重叠与渗透，高校、政府和市场在保持自身原有作用和独特身份特征的条件下，都表现出其他两个机构的一些特征与能力，除履行自身传统的功能外，还承担了其他机构的一些功能，因此，三方的结构和功能都得到了进化，职能也随之有所增强。此外，三个机构高度联系，相互协作、相互补充，在互动融合中呈非线性螺旋形上升的形态，以达到持续发展的目标（如图1）。[6]埃茨科维兹和雷德斯多夫还提出，高校、政府、市场“三螺旋”关系的运行需要经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螺旋内部的协同进化，即高校、政府、市场三方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在每条螺旋上实行角色的转换，如政府转变为资源投资商、高校担负起知识应用的责任、市场开展大学生实践教学活动等；二是螺旋之间的相互影响，即螺旋之间资源不断交互，螺旋持续上升，且根据三方的共同利益、需求和目标，产生出重叠组织，如产教融合联盟、校地合作研究中心、校企科技园等；三是三螺旋之间的递归影响，即整个螺旋体不仅对螺旋的三方，乃至更宽更广的社会领域，产生递归影响与效应，如改进了政校关系、计划与市场关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等。[7]以上三个环节循环往复，由此促进三螺旋的良性发展。

埃茨科威兹与雷德斯多夫提出的“三螺旋”模型的要旨是高校、政府和市场三个机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紧密合作，把学术研究、知识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而建构“U-G-M”协作模式，正需要这三个机构领域之间横向、纵向协作以及宏观、微观的畅通循环，因此，该理论对于建构“U-G-M”协作模式具有较强的适切性。

（三）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