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视阈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及其未来走向

摘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与技术的变革密切相关。作为引发社会变动的赋权者，技术及其所构造的社会秩序催生了现代大学制度，引发了现代大学制度主体间关系的嬗变和制度价值多元化的趋势，同时技术的负效应也将现代大学制度带进了“制度过密”“制度失准”“工具理性”等实践误区。面向未来，在技术的世界图景中，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必须建立一个“主体-客体-行动”的理性结构，从构建“制度利益人”共同体、实现制度的适度化与人文向度、在技术执行框架下提升制度执行力等方面着手进行自我优化，以实现与技术变革相融相生、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技术赋权；现代大学制度；实践误区；制度建构

一、引言

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了“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建设，鼓励进行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创新”的具体任务。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已成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治理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此，制度建设成为各个高校办学治校中的一项基础工程，多所大学启动“制度建设年”活动，专门梳理修订出台各类运行于大学日常治理的规章制度。然而，轰轰烈烈开展的制度建设是否真正提升了大学的治理效能？什么原因限制了大学制度治理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鲜有关注的，却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现代大学制度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历经百年的发展历程，以最早崇尚学术自由、科学研究的洪堡大学为源头，伴随着新式大学的崛起，大学制度开始形成并不断地创新发展，才有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面貌。从发展源动力上看，技术革命无疑是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和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因。技术的繁荣不仅造就了现代大学制度存在并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现代知识和智能观念的形成，最终实现了高深知识生产、传播的制度化。如今，随着“元技术”的数字技术革命的到来，高等教育更加处于一个技术已成为“超级权力”的时代。技术赋权深刻改变了高等教育的观念、模式和生态，技术成为人们有意识地改造和完善高等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武器”[1]，而人们对技术有意识地选择和加以运用又再次重构了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大学制度开始深度嵌入到高校现代治理的各个方面，并使大学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技术赋权的视角深度剖析现代大学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审视技术与现代大学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效构建适应技术时代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既是解答好如何运用现代大学制度提升现代大学治理效能关键之问的重点，也是技术时代不断探索进而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技术赋权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逻辑

自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来，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曾言：社会现代性所体现的理性特征蕴涵着技术理性的逻辑[2]。随着技术自身不断的迭代式发展和革命性变化，技术概念的内涵、意蕴和维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与手段，成为足以改变人类所理解的“知识”与“真理”，改变根植于人类文化之中的思维习惯，帮助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超级能力。[3]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归纳人类未来数字化生存的四个特点：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4]技术对于个体或群体能力的拓展与增加，使其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自身主体性更加凸显，获得的社会权力空间越来越大，形成了足以影响个体或社会的某些具有重要意义事件的结构或过程的一种能力，这就是“技术赋权”。

技术赋权是一种行动性概念，广泛存在于社会建构实践的方方面面，“赋权”中的“权力”意指社会各类资源派生出的力量，如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等等，“赋权”的对象主要聚焦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群体。[5]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技术赋权几乎贯穿始终，从莎草纸到人工智能，在技术新旧扬弃、叠加使用的发展过程中，教育主体的参与性、对话性、互动性日益充分，教育原有的权威化、一元化权力被重新解构，尤其在“元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技术的“人性化”“数字化”“智能化”更加促使教育主体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教育价值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映射到现代大学制度中，则表现为制度主体间关系的嬗变与制度价值的多元化趋势。

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主体间关系的嬗变体现了技术的“赋权”。在古典大学时期，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宗教与神学，一切权力来自于上帝，但随着技术的颠覆式革新，民族国家成为新世界运行的基础，古典大学逐渐转变为具有“国家意义”的现代大学，民族国家的执行机构——政府开始成为决定现代大学运行和发展的重要主体。为了实现服务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及提高公民素养的目的，更加有效地与现代大学进行互动，政府普遍重视建立以科层制为代表的现代大学权力体系，以制度明确各自的职权边界，在保障一定学术自由的基础上，促使大学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能。但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资本不断蔓延，作为资源消耗型组织的现代大学日益受到外部社会尤其是市场的影响，拥有更广泛资源的市场成为政府以外影响现代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现代大学制度也开始响应和体现市场的“主体性”要求，例如在高等教育市场化最为典型的国家——美国，其现代大学制度架构主要是董事会、校长行政团队、教授会三者分工治理，充分遵循了市场主体的运行准则。除了政府与市场，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技术给予大学和个体的“赋权”更是显而易见的。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真正塑造教育形态和管理模式的正是不同时代的技术[6]，从古登堡印刷机推动形成的班级授课制到信息技术催生的在线教育、智慧校园，技术不断打破学校的物理时空界限，同时也为学校自治提供新动能。传统的大学治理中，大学要么受制于政府或市场的“远程操控”或“长臂管辖”，要么受限于信息壁垒的分散式决策，缺乏一种平等对话和系统思考，而信息技术创造的数字化环境为大学整体掌握并处理各类重大决策信息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基于网络塑造的大学网络结构使传统的科层体系更加扁平化、高效化，现代大学在技术的加持下更加成长为智慧自治的专业组织。对于个体而言，在传统大学中，个体作为教育的对象，只能按照国家的要求接受特定的教育，成为国家所要求的社会公民[7]，高等教育是一种“威权式”统治；而现代大学中，个体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获取主动权的不断增强，不仅对“什么是高等教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更提升了在高等教育中独立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能力，平等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的愿望更加强烈，高等教育也从“威权式”统治开始走向“协商式”治理，比如成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教授委员会等，对大学的各类重大决策共同协商决定。技术为现代大学制度主体提供了多元赋权的渠道，在科层制展开治理的基础上，运用技术的手段增加了互动式治理的参与渠道，突破了地域空间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的阻碍，增强了现代大学制度主体间的互动，实现了制度主体的多元参与。

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价值多元化趋势体现了技术的“赋权”。现代大学制度有三个重要维度：民主、开放与效能，都与技术赋权息息相关。首先，技术赋权提升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民主性。杜威把教育民主分为两个层次：公民培育与公民参与[8]，技术催动下的社会大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技术人才的渴求，使高等教育从最初的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现代大学的招生制度、就业制度不断发生变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培养。与此同时，现代大学的民主管理也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得以不断优化，人们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工具参与教育事务的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和便捷，教育信息公开透明、决策民主等成为新的技术条件下大学治理的必然选择。其次，技术赋权突出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开放性。现代大学制度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其适应时代特征，不断与时俱进。传统大学因信息壁垒而形成知识的“象牙塔”，使知识拥有者与知识匮乏者之间的差异发展成为阶级差异。但随着技术发展对知识传播壁垒的突破，尤其是印刷技术、互联网技术的更迭，知识传播的时空界限和组织机构的制度性约束被不断打破，特别是蓬勃兴起的网络教育使知识的自由流动和扩散更加便利，为了适应这一颠覆性变化，现代大学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变革，建立和不断完善在线教育管理制度、教育资源共享制度和学分互认制度等，使作为生产、传播高深知识的主要场所的大学从开放的“红利”中获得巨大的发展能量。再次，技术赋权彰显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效能性。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的博弈规则[9]，它的生长和发展与社会环境相适应，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惯性与路径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同样如此。大学因其自身的封闭性为组织生长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带来了“锁定”与僵化，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空间越来越狭窄，管理形式的陈旧、沟通的低效也随之而来。数字技术、分析技术以及交互方式的变革打破了现代大学制度关于时空、资源、权力等的重重限制，简化了学校日常管理的运作程序，提高了制度执行的效率，使现代大学制度得以在智能化技术的支撑下实现功能的突破性延伸，甚至创造出新功能，大大提升了制度效能。

现代大学制度主体间关系的嬗变与制度价值多元化趋势，体现了技术赋权下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技术规则影响下，形塑高校组织系统中行动者行为模式和价值追求的一种“信念结构”[10]，它是技术时代对现代大学治理手段和方式智能化要求的回应，更是技术加持下多元主体充分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显现。马尔库塞曾说：技术不仅是一种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它还总是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设计，其中包含着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实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支配、控制、利用和交往关系。[11]福柯也说：技术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的设计和安排，它包括了法律制度、行政管理、行为规范、知识体系、物质生产、人际关系等所有的维度。[12]因此，技术赋权下的现代大学治理中技术与制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的规范已逐渐转变为技术规则之治，技术正逐步成为塑造行为和规范秩序的关键。

三、技术赋权视阈下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误区

诚然，技术赋权给现代大学制度带来了主体间关系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变革，技术增加了各主体的权力，同时也超越了权力的限度，使权力更加分散化，赋权的过程不断推动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赋权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极速变动、治理过程的过度精密量化、工具理性的思维导向等等，使现代大学治理陷入了“科学城邦”的桎梏之中，越来越倾向于推崇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了一些实践误区。

首先，现代大学制度陷入“制度过密”的迷障。“制度过密”亦可称为“制度内卷”，即投入和运行于大学治理中的制度增长超过了大学治理的实际制度需求，表现出大学治理的制度过剩和制度绩效降低等特征，最终对大学治理形成制度化障碍的奇特现象。[13]这在当前的高校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以某省Y大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2021年这一年，该校党委收文系统就收到来自中央、省委、市委三个层级的各类“红头文件”621份，行政收文系统共收到来自国务院、省政府、教育厅等各层级的“红头文件”1023份，其中还不包括其他行业或系统印发的各类文件。2019年是该校“制度建设年”，全校共梳理、修订、出台学校层面的各类规章制度就多达375个，而实际上相当部分的规章制度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学校治理的实际绩效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大量累积而获得较大程度地提升，或者说至少没有保持与制度增长同步的发展态势。从技术赋权的视角看，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卷化”或“过密化”与赋权之后大学治理的“权力过密化”有着相当重要的联系。由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主体权力分散和治理边界扩大，大学治理的组织结构体系日益复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组织交叉、职权叠加，如我国大学内部不仅有相对统一的党组织系统、行政系统、学术系统，而且有一些多元杂糅、交错纵横的各类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几乎事无巨细又叠矩重规地管理着大学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组织架构的运行和职权的履行都各有自己的“规则”，现代大学为了追求更加严密的治理体系和操作规则，在层层加码之后往往就会出现大量繁复甚至无效的制度。这些不断叠加的制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大学治理的真实需求，执行这些制度无疑会增加治理成本和时间，这使得原本在技术简化作用下可以提升效能的大学治理反而变得低效。“制度过密”是技术赋权时代现代大学治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慎重思考如何避免大学治理中无序的制度嵌入，消除“制度增长与制度边际效益递减同时存在”[14]的怪象，增强制度供给的实际价值，实现制度的“适度化”。

其次，现代大学制度存在“制度失准”的现象。“制度失准”是指在权力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维护公共利益的规范存在缺失或滞后的问题，其本质乃是治理结构中行动者间的社会关系矛盾。[15]技术赋权从覆盖面上看，几乎是一种普惠性的赋权，任何主体都可以通过技术对自身进行增权赋能，但从赋权的程度与内容上看，技术对各主体的赋权并不是平等的。[16]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来看，技术赋予政府、市场的教育权力远大于学校和个体，政府、市场通过数据驱动、技术嵌入等方式，可以从更宽领域、更精细度、更长时段对大学治理进行掌控，其掌握和分配教育资源的权力边界从物理世界拓展到了数字世界，反而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技术集权”[17]。而技术对于学校和个体的赋权，尤其是对个体的赋权往往是一种“象征性权力”，个体对教育信息和资源的掌握是碎片化的，应用信息技术参与学校治理的能力也是相当局限的。在此基础之上，现代大学制度很可能成为“集权者”用以维持大规模智能化教育管理机构日常运作的操作守则，尤其在一些“压力型”体制的教育系统内部，制度可能成为协助上级对下级进行精密控制的工具。在我国的大学制度中，“失准”现象亦可见端倪。以教育评估制度为例，多年来我国高校的教育评估制度只在技术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涉及教育评价的本质还未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如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进入教育评估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者在监测与被监测、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反而可能将某些权力无限扩大，在执行过程中产生更多机构、调配更多人员进行技术性操作，以应对更加精细化的监测与管理。“制度失准”容易导致行政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合流，并通过制度红利转化为一种集权的控制，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必须警惕在技术影响下的这种教育制度的氛围里，一些看似理性的制度安排可能已丧失其理性，越来越成为某种社会支配力量手中的工具；一项看似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构架，其实却隐含着、维护着甚至强化着社会的不平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