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大学排行榜背景下大学的均质化与文化价值特色焦虑:破解逻辑与思路
作者: 郭连锋摘要:在世界大学排行榜影响下,出现了大学的均质化倾向与文化价值特色焦虑,这其实是大学国际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处理困境的具体体现。需要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探寻困境破解的逻辑,渗透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过程思想具有破解困境的重要方法论意义。进一步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历史方位,可以认为:民族文化特色仍然是当代大学的重要特征,大学国际性完全代替民族文化性的观点不适宜。破解大学均质化与文化价值特色焦虑需要:正视差距,坚持发展科技和生产力;从社会现实出发,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创新发展功能;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标准制定,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大学评价;国际性;文化价值特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目前,大学排行榜成为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依据,种类繁多的各类大学排行时刻牵动着各大学的神经,已然成为各大学高度关注的话题,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各大学都在努力提升自身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位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影响下,出现了处理不好大学国际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的现实问题,其直接的表征就是大学的均质化倾向与文化价值特色焦虑。本文尝试借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大学的均质化倾向与文化价值特色焦虑破解逻辑与思路加以探讨,以期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一、世界大学排行榜影响下大学的均质化与文化价值特色焦虑表征
大学排行起源于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简称USNews)于1983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大学排行榜。[1]西方国家比较知名的大学排行还有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推出的“世界大学排行榜”(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简称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简称QS)等,国内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推出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以上大学排行榜被称为世界大学四大排行榜。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成立的“国际排名专家小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在德国柏林公布了“高等教育机构排名柏林原则”。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召开了大学排名专题会议,探讨制定大学排名使用指南。可以说,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公认的并且比较成熟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大致包括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国际化等维度,具体涵盖师生数量、学校资本、成果发表、投入产出等,每一套指标体系只是侧重略有不同。国内的大学排行榜基本上参照了这些通用的指标体系,大同小异。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以这些指标体系为标准制定政策措施、加大经费投入成为国内大学几乎共同的做法,追求的是一个均质化的共同目标——世界一流。随着第一个“双一流”建设周期结束,国内多所高校发布“双一流”建设专家评议结果,其中某著名高校发布了“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估结果,其它高校也不乏“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学校总体实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等类似的评估结果,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雷丁斯直言,当大学都将世界“一流”作为发展目标时,其实也就不是什么目标了,这种“一流”缺乏价值取向,意味着一种资本全球扩张衍生的全球通用的标准,与一流企业、一流球队和一流餐厅中的“一流”没有区别,这种一流指标体系能够区分出一所高等院校在全球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的相对位置,然而这仅仅是“给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各种成分相对定位的一种方法”[2],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世界大学排行榜。国内大学对大学排名的追捧加速了这种均质化倾向。
面对“一流”大学均质化的“统计大跃进”,有论者认为,“一流”话语的兴盛正在日益消解教育的“民族文化内核”,当今的“所谓一流大学”逐渐与跨国公司一样,全球资本的日益扩张对于精神文化追求的教育领域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3]有论者认为,受世界大学排行的引导,大学评价的国际化倾向凸显,主要表现在科研偏向、英语偏向以及理科偏向。[4]以学术论文发表为例,论文指标在世界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US.New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指标体系包括学术文章发表(publications)、书籍(Books)、会议论文(conferences)、标准化引用影响力(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总论文引用次数(Total citations)、高被引论文前10%数量(Number of publication that are among the 10% most cited)以及高被引论文前1%比例(percentage of total publications that are among the top 1% most highly cited papers)等10余项。受世界大学排行指标的影响,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科研论文优先向国际期刊投稿发表的倾向。2020年2月,《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由科技部、教育部印发,该“意见”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已经使得国内高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的“异化现象”,导致科技创新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该“意见”强调,大学、大学主管部门及其下属相关单位要正确引导学术文化发展方向,不发布、不采信、不引用“SCI论文相关指标、ESI指标的排行”以及“以SCI论文、ESI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不将“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学科、科研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评价的标签”,指出SCI论文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要求坚决摒弃“以刊评文”,破除论文“SCI至上”。[5]国内某杂志社社长与总编辑撰文呼吁“好文章发表在中文期刊上”,高质量论文要优先在国内期刊发表,“反对一味追求在国外期刊发文章,给外国人交版面费、壮大外国期刊的做法”。[6]有论者指出,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不利于第一时间转化成助推中国发展的生产力,提倡“中文首发制”,中国人包括世界华人的科研成果首先用中文发表,然后再用英文等外语发表或中英文同时发表,加大中文文本的评价权重,认为这是给中文最起码的“尊严”。[7]教育部2020年8月公布的《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776号(教育类246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提到,大学评价将突出“论文代表作”,SCI论文、ESI排行等相关指标将不再作为直接判断标准,代表作中应有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提倡与鼓励优秀研究论文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发表。[8]教育部在2020年11月发布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也同样强调,“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发表在中国期刊上的论文必须占据代表作的一定比例,“不将SCI、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9]《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于2020年12月由教育部发布,“意见”指出,国际数据和期刊不得被过分依赖,“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10]学术论文发表“国际期刊优先”倾向是国内大学评价改革的现实背景,从学界到政府部门对这种现象的“纠偏”与“批评”某种程度上集中反映了大学文化价值特色焦虑的现实境况。
二、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大学国际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处理逻辑
大学评价的均质化倾向与文化价值特色的坚守反映了大学国际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处理的现实性难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处理世界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的重要方法论,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入手,可以探寻大学国际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处理的逻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中,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充分的阐述。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中社会物质生产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从而将社会历史观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深刻阐释了这种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1]此处的“交往形式”意指生产关系,“市民社会”意指经济基础。唯物史观以现实历史为基础,不是在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唯物史观强调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意识形式。马克思强调,如果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劳动者失去饭碗,并且“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都被改变,则“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砂糖和咖啡在19世纪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是由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引起的,导致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产生。“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2]马克思指出,洞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决定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分工进一步发展,各民族相互交往日益频繁,人们个人的、狭隘的、区域的、民族的历史活动逐步被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所代替,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整体历史进程就是世界历史过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既有别于相对国别而言的整个人类历史,也不是黑格尔所阐发的民族地域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而是具有宏大视野的历史概念,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之上形成的有机整体历史。
(一)历史过程思想是大学国际性与民族文化性关系处理的重要方法论
“历史过程”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念。在批判机械唯物主义时,马克思说道:“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13]马克思将历史赋予内在变化和发展的涵义,没有发展,就意味着没有历史,历史就是发展过程,就是变化,就是不断产生联系的新形式的过程。没有内容和形式的同一重复,尽管存在,也是没有历史的。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以印度为典型进行举例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14]因为自给自足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公社的典型特征,按照同一形式不断地将自己再生产出来,以同一名称在同一地点再建是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的通常做法。[15]马克思在批判吸收黑格尔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历史过程思想是两大规律的灵魂,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所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
1.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着眼于世界历史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考察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洞察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时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天地初开以来就始终如一、直接存在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状况和工业发展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新一代站在“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推进“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继续发展,并伴随着需要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16]“社会状况和工业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生产方式,“新一代站在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体现了鲜明的历史过程特征。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过去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因为后者已经无法适应“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然而市场总是不断扩大,随之需求总是不断增加,以致工场手工业也无法满足需要了,于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带来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工场手工业又被现代大工业代替。[17]马克思认为,从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生产,这些生产方式的变革标志着不同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的划分依据。马克思讲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的对抗指的是“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而不是指个人的对抗。然而,“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是由“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所创造的。[18]由以上论述可知,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带动了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重要发现,其中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过程思想。“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19]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意味着生产力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也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这个过程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从而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但此处还需要讨论一个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有论者曾指出,马克思在提出东方社会理论之前,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是一种单线论,“是牺牲特殊,强制特殊服从普遍,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20],即用普遍性牺牲掉了特殊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1],也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马克思“单线论”的口实[22],这种“单线论”其实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误读。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根据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发展状况,认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有可能的,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认为,俄国村社之所以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可怕的波折,而将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所吸收,就是因为俄国村社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23]马克思指出,俄国不必一定要像西方那样,需要“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才能够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他质疑“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的“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套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24]马克思“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俄国所处的以下历史条件:一是并非脱离世界历史而存在,二是不像东印度那样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取物,三是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四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时代。[25]所以,“卡夫丁峡谷”思想始终贯穿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充分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