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系统“内卷化”的合理性、有限性及其治理

摘要：“内卷化”成为了当前学术系统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学术系统“内卷化”既有其非合理性的侧面，同时也存在着保障学术系统正常运行的合理化要素。学术系统“内卷化”的治理需要改革现有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鼓励团队型的科学研究，各高校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人才引进和评价的制度设计，并通过利用技术与网络资源拓宽科学研究的方式，破除学术“内卷化”的顽疾。

关键词：内卷化；学术内卷化；学术系统；学术生态；学术治理

“内卷化”成为当下社会领域、教育领域、学术领域中被广为关注也广为诟病的问题，在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中确实存在“内卷化”的现象，而问题的根源其实并非是“内卷化”，而是“内卷化”的方式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实际上，我们也应当看到学术系统中并非是完全内卷化的局面，试问难道让对某个学科领域研究不甚了解的人来评价学术研究的质量吗？因此，内卷化的现象是学术发展以及学术职业发展所固有的特征，是学术发展进入到“快车道”时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而学术内卷化的治理绝非简单的开放和公开，那样只会让取得成就的学术圈荡然无存。学术系统是否如我们所言是“内卷化”的？或许我们并不能完全走出“内卷化”的怪圈，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现有的“内卷化”现实土壤下，我们如何对学术“内卷化”问题进行治理。

一、“内卷化”的内涵

“内卷化”（Involution）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在研究毛利人的艺术创作方式时发现毛利人创作的艺术品虽然在工艺上繁琐与复杂，却始终是对以前艺术形式的简单复制，并没有根本性的创新。他认为：“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1]1963年社会学家克利弗德·纪尔兹（Glifford Geertz）在农业生产中也发现了“内卷化”现象，他在对比印度尼西亚地区两种农业生产方式（水稻耕作模式和烧荒垦田模式）的基础上，发现了在农业领域中的“内卷化”现象，即在封闭的地区农业生产无法向外继续延展，致使劳动力不断的填充到有限的农业生产中，进而造成了资源的内耗、低质量的复制生产，而逐渐在农业生产内部形成了一种“内卷”的状态。我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在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历史研究中同样发现了“内卷化”现象，他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高度依赖辅助性、副业性的高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经济形式，而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形成一个农业与手工副业紧密结合的顽固生产体系，完全消灭了之前一些较大规模、依赖雇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场，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进而使得农业生产呈现出“内卷”（或“过密”）现象。达尔文以及其他生物学家证明了同类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是最为激烈的，涂尔干也在半达尔文（Quasi-Darwinian）的理论框架下指出，“人类服从于同样的法则，不同职业的人能够共存，而不至于相互消灭对方，因为他们追求不同的目标”[2]。总体来看，“内卷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生产的封闭性。在农业领域中主要表现为在已有农业资源上的封闭，不注重和其他资源之间的整合。第二，低质量的生产方式，封闭性决定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低质量的生产，主要将精力放在“技术”“工艺”的复杂性上，而缺乏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创新。第三，恶性的内部竞争生态。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存在着竞争的现象，但这种竞争是“内耗式”的竞争。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学术“内卷化”同样意味着系统内部的自我复制、低质量的生产方式、封闭式的自我满足状态。学术系统“内卷化”表现在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从外在层面来看，学术系统中对于“学历”“出身”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例如一些招聘要求中所提到的“本硕博专业需一致”，从内在层面来看，学术系统中学术研究的重复化现象严重，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系统中“泡沫化内卷、复杂化内卷、重复化内卷、意义化内卷”等一系列的问题。[3]

二、学术系统真的是“内卷化”吗？

“内卷化”在当代社会被学人广为诟病的时候，我们应当反思学术系统是否真的是“内卷化”的？或者说学术“内卷化”的程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我们需要看到“内卷化”在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特征，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将“内卷化”泛化的做法。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对于农业生产的研究，“内卷化”的特征可以被拓展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以人力投入为典型的资源投入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纯粹量的增长，而并不代表一种技术方面的真正进步；第二，在以稻作技术为典型的旧技术与别的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或隐或现的地理或者行业的界限，其使得旧技术无法得到升级；第三，在以稻作技术为典型的特定的旧技术的束缚下，资源投入所导致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会随着投入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明显。”[4]按照这三种特征来反观学术部落，我们能够发现与“内卷化”特征相反的一些现象。

从当前的学术系统来看，在对学历的要求上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致使很多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生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固然，这也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以及提升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迁，“学历”虽然不能作为衡量人才、招贤纳士的唯一标准，但也反映出职业素质上对于学历层次的要求在不断攀升。而学术职业又需要不断的专业化来满足学术系统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边界跨越为不同的学科提供新的视角、新的理论以及新的研究领域。从学术系统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边界跨越是很多新兴学科建立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式。纵观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理论以及政治哲学领域的理论都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内卷化恰恰是学术研究以及学术领域发展的一种方式，而不能以某一种现象来否定整个学术系统以及学术研究领域。吉本斯（Micheal Gibbons）曾指出知识生产从基于学科向跨学科的方向转变，知识生产是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实现的。对于知识生产成果的质量评价也从内部的同行评议向社会问责转变。目前的问题是，公众具有社会问责的权利，但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而言，更应当是以学术的内卷化为发展基础。学术研究不再是“象牙塔”式的学问，在面临着重大的公共卫生、国家安全、经济形势分析、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学术的内卷化就会出现疲于应付的局面。因此，学术研究以及大学的功能也在逐渐拓展，“社会的动力站”、“社会的领导者”、“发动机”、“创新创业大学”也成为了大学新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也呈现出“技艺”的复杂化，对于研究工具精细化的追求，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方面更加的精细化。“计算社会学”、“计算教育学”等领域的涌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内卷化”的特征，但其也是科学事业发展以及学科交叉日益密切而不能够回避的趋势。然而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呈现出了与“内卷化”截然不同的现象。我们能够看到学术研究的边界跨越、研究小组的多学科人才背景、科层制与项目制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创新创业大学的阔步前进，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在现实的学术系统中并非是完全的“内卷化”的趋势。学者在中、东、西地区的学术漂移，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及不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交叉运用，学者之间的跨国合作，外籍专家在华开设的专题课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了学术系统中存在着非内卷化的特征。

在学术发表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外国学者在中国期刊发文的数量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学者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进行计量分析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SSCI上发表的中国教育研究论文在不断增加，2018年发表在SSCI上的中国教育研究总量已接近2000年的五倍。尤其是最近两年来本土学者在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发表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成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力量。”[5]以教育学科为例，一些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纷纷创建自己的英文学术期刊，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Beij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华东师范大学的《ECNU Review of Education》、清华大学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等。另外从研究范式来看，学术研究都越来越借助于大数据技术、话语分析、可视化分析、文献计量学等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思辨研究正在向实证化研究方向转变。在研究的工具上，实体性的研究组织正在和虚拟化的在线研究相交融，尤其在新冠疫情时期，网络以及在线研讨的方式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

从学者群体来看，随着知识生产组织的多元化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大量的毕业生涌入到这些知识生产组织中。从城市与学术研究的发展来看，正是伴随着产-学-研的浪潮，一些大学纷纷成立自己的科技公司，美国的硅谷以及我国一些大学的学术创业活动，还有大学周边的产业孵化园都成为了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学者从体制内的研究人员走向了更为开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关注学理性问题和基础研究的同时，通过项目制开始从事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管理、教育改进等方面的应用型研究。因此，学术系统处在“半内卷化”的状态，一些显性层面的要素，例如学历标准的过度要求、一些学术研究领域“炒热点”、无实质性进展的表现都使得我们看到了“内卷化”对于学术系统的侵蚀。

三、学术系统“内卷化”的合理性

学术系统“内卷化”问题的存在有其深层的现实土壤。首先，从学术系统的精神层面来看，是一种“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呼唤，学术职业本身就是一种对某一问题的持续热情和关注。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要以“学术为志业”，并且对于学术问题的关注是一个逐步聚焦的过程，而这也成为了学术“内卷化”在精神追求层面上的一种客观要求。学术本身也只能是学术领域中自身的问题，不必过多的关注来自于社会、公众层面的诉求。“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6]学术系统需要“内卷”而非“内卷化”，“内卷”体现了对于专业知识层面的一种高质量要求，需要学术人对于某一领域问题进行深度挖掘与研究。“内卷化”体现了在进行学术“内卷”的过程性，学术职业早期的“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追求为“内卷化”奠定了基础。物理学家牛顿曾指出如果我比别人看的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 of giant），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指出在科学系统中存在着基本的精神气质与科学规范，包括了科学发现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独创性，其中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强调学术探究中永恒的科学与批判精神。学术系统中的科学研究是学术人在保持永恒的科学与批判精神的前提下，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与创新进而将学术研究推向更深层次的探索。

其次，从学历要求上看到了一种“内卷化”的倾向，当然这也是高等教育扩招以及研究生扩招运动所带来的部分结果，目前在高校、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甚至是中小学中都能够看到高学历者成为了组织中的主力军。截止到2021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7.8%，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普及化阶段。2021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为117.7万，较2020年的110.6万人增长了7.1万，增幅为6.42%。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只有10.9年，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高等教育自身规模的扩充以及对于劳动力高质量的要求，成为酝酿学历“内卷化”的现实土壤，通过规模的扩充、学历层次的提升进一步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与质量。

最后，从学术系统内部来看，学术系统是专门进行高深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学术共同体，需要真正懂得各种原理的专业人士来从事。科学家从事科技领域的创新工作，如果将科学家的任务交给外行人员，那么后果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时间和才能都是有限的，我们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进行专业化，因为我们发展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和实践，让我们信任彼此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能力。”[7]学术系统的“内卷”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过程，早期的科学系统中，学术人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和闲逸的好奇来从事科学研究，是对于某一领域研究问题的深度钻研。知识类型的发展阶段展现了人类学术研究走向的历史与过程，从原始社会的神学知识到近代社会的实证型知识，再到当代社会的后现代型的知识。也正是在近代社会，科学实验大行其道之时，学术研究从一种分散化的、非正式化的生产方式走向了集约化的、制度化的过程。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专业知识的生产以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伴随着学科门类的分化，以学科为建制的学术生产成为了近代以来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由此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成为了近代社会直至新世纪以来的主要方式，学术研究以及各种新兴学科也是从学科中去寻找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根基。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学科通过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以及扩充人才来实现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化的程度。

从学科科学性及其发展的角度来看，学科的确立是“内卷化”的结果。学科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代表人物。因此，学术内卷化是以学科的确立和许可研究范围的拓展而得以实现的。科学的宏观叙事时代已经过去，十七、十八世纪科学巨匠的集体亮相让我们看到科学巨匠们在进行科学画卷时的壮丽景象。而当代的科学研究则朝着精细化与跨学科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学术研究的眼光聚焦于细小的问题，在不断的对科学画卷进行“修补”。正是这样的“修补”工作让学术系统看起来更加“内卷化”。从根本上来看，对于一些自然科学领域来说，需要“内卷化”来不断的丰富和加深研究的专业型，并紧跟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新变化，从学历要求来看，“海归”已经成为了自然科学领域招聘人才的重要参考标准。从全球范围来看，学术话语权还掌握在西方社会手中，正确认识海归对于中国本土化知识与学术话语建构的意义。从人文社会科学来看，确实存在“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但这样的情况是否就意味着是“内卷化”？我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却有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国别、社会情境中研究相同的问题似乎也是一种创新，所以并不能以偏概全，警惕滥用概念的倾向，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在哲学领域中，对于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哲学反思，大多都是从现当代的视角以及政策背景下对于已有问题的新认识，虽然一些学者指出了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内卷化”，但这种“意义内卷化”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意义内卷化是指：“对学术研究中早已澄明或者早已阐释过意义的课题进行无休止的挖掘，使之意义‘溢出’并‘泛滥’。”[8]